（来源：光明日报）

转自：光明日报

  宋刻本，即宋代以雕版印刷方式生产的书籍，因其刊刻精审、纸墨莹洁、校勘严谨，历来被藏书家视若珍宝。宋刻本上承写本时代之余绪，下启元明清刻本之范式，在中国文献传承史上占据着无可替代的枢纽地位。时至今日，历经近千年的兵燹水火、岁月侵蚀，存世宋刻本已如吉光片羽。据调查统计，海内外公私所藏存世宋刻本约有3500部，存于全球150余家藏所。古人云“一页宋版，一两黄金”，而宋刻本的价值远超物质层面，更在于其无与伦比的文化魅力。这种魅力，深植于其匠心独运的版式特点、一丝不苟的精审校勘与韵味悠长的书法艺术之中。

古雅规整、精致悦目：

  宋刻本的版式布局与视觉之美

  宋刻本是我国雕版印刷史上第一座高峰的实物见证，其版式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反映了宋代印刷技术与审美的高度结合。它包括版框、行格、书口、字数等，对其进行系统考察，可以直观地研究宋代不同时期、不同地域、不同系统的版刻风格与技术演进。例如，浙刻、闽刻、蜀刻等地方刻本各具特色：浙本工整典雅，多为官刻精髓；建本为适应市场需求，往往刻印迅速、成本较低，间有简体字，虽不乏精品，但总体校勘稍逊；蜀本多由官府或学术机构主持刊梓，校勘细谨、字形端庄雄健，版面整齐、疏朗，线条清晰。就版式而言，北宋刻本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书口标识简单，无鱼尾，常以横线代之。如北宋刻本《文选》书口有两种版式，一是书口所镌书名卷第、页码的上下分别有短横墨线；二是书口书名卷第与页码分刻在上下两处，中间用竖墨线相连。其实，现在保存下来的《大藏经》，其中缝均无鱼尾，甚至连横线都没有。因此北宋本书口的简单明了或渊源于唐五代的早期佛经刊印版式。日本国会图书馆藏北宋刻本《姓解》无鱼尾，南京图书馆藏北宋刻本《礼部韵略》偶见鱼尾。北宋刻本版式疏朗，多为白口、左右双边，而《大藏经》则只有上下单边，内文无界行。虽布局简约，但不乏内蕴之美。至南宋，版式日趋精巧，出现细黑口、书耳等。由于刻书者更加追求书籍的观赏性，在书口上更加讲究，往往添饰一些标志，于是单黑鱼尾、双黑鱼尾、花鱼尾等相应而出。而且，有的向下鱼尾甚至运用到每卷卷端正文首行顶格处，不仅美观，且有引领正文之用。据统计，存世宋刻本中，白口者占了八成多，愈往后细黑口愈多，至咸淳间，已经有了粗黑口。而到元明时，黑口、粗黑口则极为常见，从宋刻本之元明补刻页中亦可见之。

  宋刻本书口往往镌刻刻工姓名及大小字数，以方便主持人按件计酬，同时亦有宣传之用。宋代刻书都是手写上版，逼真的雕刻技术及刀法等就是一种技能，刻书主持者即以此作为聘用之标准。至明代中后期及至清代，镌署刻工姓名的情况已不多见，这是因为此时期的刻字有了固定的字体风格，即所谓“明朝体”，已无书法美学意义，仅具阅读功能，故而署名意义不大。存世宋刻本中，有200余部镌有刻书牌记，用以交代刻书者、刻书时间、地点等，在发挥宣传作用的同时，亦起到维护版权之用。其形制多作碑形、钟形、鼎炉形或荷叶莲龛状，这些源于金石与佛教艺术的造型为朴素的书页注入了古雅庄重的仪式感，方寸之间尽显对典籍的敬畏。宋刻本之用纸多取浙楮、麻沙之上品，质地坚韧，帘纹宽阔，抚之如玉。墨以松烟为主，掺以胶砾，历千年而犹泛乌漆之光。海源阁旧藏《周礼》以黄麻纸印制，墨色沉静，渗入肌理，展卷时古香袭人，足证当时工料之精、匠艺之湛。宋咸淳间廖氏世彩堂刻本《昌黎先生集》《河东先生集》，光洁如新，墨若漆点，细审用纸，纤维细而匀净，纸面薄而光润，墨色清纯。我国科学技术史专家潘吉星云：“桑皮纸，白色，间有黄斑，纸薄，纤维匀细，细帘条纹，编织丝纹间距3厘米（约二指宽）。”纸墨相发之妙，正是宋版书神韵所在。

  此类版式特征及所用纸墨等，体现了宋刻本的固有特点，一方面为判定刻本的刊梓时地或过程提供重要的实物依据，从而构筑起宋代出版印刷史研究的实物基础；另一方面，一旦版式趋于稳定并形成固定范式，便为后世沿袭效法。尽管在传承过程中亦不乏局部调整与美化，例如在视觉美观性或结构复杂性上有所加强，但其基本形制仍得以延续，体现出明显的继承性与稳定性。

精校细勘、文献渊薮：

  宋刻本的文本权威与学术价值

  宋刻本的巨大魅力不仅在于其“形”，更在于其“神”，即文本的准确性与原始性。校勘精审是其灵魂所在，也是其被视为“善本”圭臬的根本原因。宋代官方将校勘视为一项严肃的文化工程。国子监刻书，必设专人，广罗众本，历经初校、覆校、详校等多道程序。国家图书馆藏宋刻本《周易正义》卷末详列的校勘官衔名，清晰展示出官方校勘的流程与问责制度。这种制度化的严谨确保了官方文献的权威性，并使官刻本成为后世翻刻本的源头之本。宋代私家刻书的繁荣是宋刻本精审的又一重要保障，许多家塾本的刊行者本身就是著名学者、藏书家，他们刻书不以营利为首要目的，而是为了传承家学、流布善本。因此，他们在底本选择、校勘考订上精益求精。宋椠之精审，不仅在于官校、私勘及制度与学养的双重保障，更在于最大限度地保存了古书的原貌，许多先秦两汉乃至唐宋的著作现存最早的刻本即为宋刻本。在没有更早写本存世的情况下，宋刻本便成为最接近作者时代的刻本，其文本权威性最高、学术价值最大。

  俄罗斯国立图书馆藏南宋初福建刻本《淮南鸿烈解》，校审至精。此书仅见南宋末茶陵本，元代未见刊本，明正统十年《道藏》本为后世通行本。清顾广圻于嘉庆二十五年跋称建本“洵为最善之本矣”，将其与《道藏》本比勘，校出《道藏》本讹脱倒衍55例，其中讹误46例，脱5例，倒1例，衍3例。今再度校勘，《道藏》本之误远远不止此数。《楹书隅录》卷三亦云，“若此至精至善之本，实于人间无两”。类此肯定赞扬宋椠者不胜枚举。

  宋刻本的学术价值首要在于其无可替代的文献校勘价值，作为最接近古书原貌的刻本，因其刊刻严谨、讹误较少，清人乃至现代学者整理古籍，皆以宋椠为底本，从而最大限度地恢复文本原真，纠正后世传抄、翻刻中累积的谬误。同时，通过研究宋刻本物质性特征，可以构建中国早期印刷出版的技术谱系与传播网络，揭示两宋时期的文化生产与传播机制。而其刊刻内容，无论是经典还是宋人著述，均为研究当时政治、思想与社会的第一手材料。

刀笔合一、神采流转：

  宋刻本的书法艺术与字体流变

  两宋刻书往往聘请书法家手写上版，再由技艺高超的刻工雕版。其字体反映了当时的书法审美，故其本身就是精美的书法艺术品。因此宋刻本不仅传播内容，而且有法帖之用，读者既阅读又可临摹，可谓一举两得。从现存宋刻本来看，北宋刻本多古朴、稚拙，字体偏欧体、扁狭长形，如日本石川武美纪念图书馆藏北宋刻本《新雕入篆说文正字》、新疆吐鲁番出土五代北宋初刻本《切韵》等。而北宋佛经则多颜体，如北宋刻本《妙法莲华经入注》及《开宝藏》等。但就个案而言，又体现出鲜明的个人特点。苏轼采用独特的“侧卧笔”，导致笔画多呈左润右枯的姿态，结字扁平，横势为主，线条厚实中带有倾斜感，且喜用浓墨，笔画饱满，墨法丰厚，浓淡相宜。《楞伽阿跋多罗宝经》四卷4万余字，均为苏轼手写上版，充分体现出苏写本书法特点。北宋元丰八年，该经由张方平施钱刊行。其后，此书流入福州东禅等觉院，至元祐三年，冲真等命工摹勒，并入《崇宁藏》中。苏写本行款为5行13字，偈言5行10字，与《崇宁藏》之6行17字不同，行格舒朗，字体亦与《崇宁藏》迥然，显然为单独刊刻入藏，可见苏写本颇受东禅寺重视，即便打破统一行款格式亦允例不惜。清康熙间曾翻刻此本，但书迹已经走形，离苏书面目远甚。

  南宋时期，刻本字体更加秀丽，字呈多样。一般来说，南宋浙刻仿欧体，蜀刻仿颜体，建刻仿柳体。临安陈宅书籍铺所刻“书棚本”，其字体工丽隽秀，呈欧体风格，已成为宋代审美——“雅”的典型代表。今存书棚本《唐女郎鱼玄机诗》《唐求诗集》等，均可称欧体典范。蜀刻本唐六十家集中《李太白集》《王摩诘文集》《孟浩然诗集》等，亦是颜体代表。一般而言，卷首末之序跋往往手写上版，如宋刻本《东观余论》卷首楼钥序、宋淳熙八年池阳郡斋《文选》卷首尤袤楷书跋及袁说友楷书、隶书两跋等，字大如钱。当然，亦有一些宋刻本保留了作者本人的书体风格，如日本宫内厅书陵部所藏宋刻本《寒山诗集》，其中收录朱熹、陆游尺牍《朱晦庵与南老帖》《陆放翁与明老帖》，皆为其手迹，是研究朱熹、陆游书法的重要资料。故而这些宋刻本不仅具有书法美学意义，对本人书法风格源流亦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同时，宋刻本亦可见证汉字的演变，它所保留的大量古字、异体字和俗写字，是研究汉字形体从楷书到明清印刷体演变过程的宝贵文献。

  存世宋刻本之所以珍贵，不仅因为它们是年代久远的“善本”，更在于其完美融合了实用、求真与审美三重价值。从形式上看，宋刻本版式舒朗，字体或浑厚或秀劲，纸墨精良，艺术性甚高。宋代文人将其从单纯的阅读工具，提升为融合书法、雕琢与材质之美的综合艺术载体，为我们提供了一份可资借鉴的“文化基因图谱”。从内容上看，宋刻本最接近原作，凝聚了宋代严谨的校勘精神，文本精审可靠，堪称后世印本的典范。这些幸存至今的宋刻本就像一把钥匙，帮助我们解开中国文化传承的密码，其版式风格的演变揭示了审美标准的提高与刻印技术的精进；其字体的流变呈现了书法艺术与雕刻工艺的有机融合；其牌记是早期版权意识的萌芽。置于国际视野下，宋刻本是东亚印刷文化的源头，对周边国家产生了深远影响。它所承载的物质特征，如同一门“书籍考古学”，为我们追溯古代的知识传播提供了线索。在数字化阅读飞速发展的今天，宋刻本也正以自身存在提醒我们，无论媒介如何变革，都要坚守对人文精神和美学品质的追求。

（作者：曹春茹、丁延峰，分别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存世宋刻本叙录”课题组成员、曲阜师范大学教授；首席专家、2024年度《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入选者、曲阜师范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