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义理之学：从“是什么”到“为什么”。义理之学不满足于经验描述，而是追问价值根基、制度正当性与治理目的，强调“应然”的探讨。以“共同富裕”为例，实证研究虽然能分析收入分配，但难以回答为何追求共同富裕，何谓“共同”的富裕，均等的追求是否正当。这些问题需要从义理入手，追溯“均富”“和而不同”等思想的历史演进，辨析“共同”与“平均”的本质差异，阐明其中所蕴含的正义理念、社会目的和文化逻辑。

第二，训诂与考据：以“实事求是”澄清概念。中国思想传统把概念视为历史生成物，每一个词都带着文化温度和时代痕迹。“小康”“大同”“天下”是中国思想世界的基础性概念，在翻译时却常常被简单对应为现代化、乌托邦和世界，而这种机械对应不可避免地削弱了其文化内涵。训诂和考据的价值就在于通过溯源、辨义、析理，恢复概念的本真含义，避免中国话语在翻译与理论化过程中被异化。

第三，心性之学：一种被忽视的“实践认知”。王阳明的“致良知”强调真理不仅来源于逻辑推演和经验验证，也来源于实践体悟、境遇判断与顿悟式决断。在复杂情境中，主体的直觉、经验与价值取向本身就是认知资源。中国近现代的不少重大决策往往体现了这种“实践理性”：“农村包围城市”“摸着石头过河”“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都是在中国社会结构、历史经验与现实需求的具体情境中悟出来的。这种认识方式在西方理性主义标准下似乎“不科学”，但恰恰能捕捉那些无法量化、无法模型化，却对实践成败具有决定性影响的关键变量。

双轨并进，建立自己的方法论

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方法论变革，核心议题并非“是否需要借鉴西方方法”，而是“能否仅依赖西方方法”。单一路径无法应对中国实践的复杂性。因此，我们需要采用双轨并进的方法。

一轨是理性实证路线。运用数据分析、因果推断、模型构建等工具，研究可量化的现象。这条路线主要适用于研究那些可测量、可重复、可验证的现象。我们要坚持问题导向，利用这些工具深入研究中国问题，而非仅仅为了发表论文而进行形式上的模仿。另一轨是义理体悟路线。这一路线要求回归中国传统学问，通过概念辨析、文本诠释、意义阐发、实践体悟，处理价值判断、文化意涵等理性难以穷尽的问题。比如如何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独特性，怎样阐释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优势，以及为什么说人类命运共同体代表人类文明新形态，这些问题，西方既有的理论框架往往无法提供有效答案，必须从中国深厚的历史传统和鲜活的当代实践中寻求解释。这两条路线并非对立排斥，而是相得益彰的。一个完整且高质量的研究，应当既具备实证分析的“硬度”，又拥有义理阐释的“深度”。

中国能否为人类文明贡献原创性的知识和思想，取决于我们能否建立自己的方法论。我们的学术研究绝不能囿于西方理论框架下进行依附性验证，或是将中国经验视为特殊案例进行边缘化解释的层面。令人欣慰的是，这场变革已然启动。越来越多学者开始反思实证研究的局限，开始重视中国传统学问，中国话语正逐步在国际学术界获得更清晰的表达。前路虽漫长，挑战仍艰巨，但方向已明确：中国哲学社会科学，需要也必将拥有自己的方法论。这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每一个中国学者的使命。

（作者王治国为香港城市大学全球治理与创新研究院、人文社会科学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