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唐山劳动日报）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李大钊是在传统文化涵养成长起来的伟大革命者，他深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影响，对中华传统文化有着客观、理性的认识和评判；李大钊是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中华传统文化影响其对待西方思想文化的态度、马克思主义观的最终形成以及其高尚精神品格的塑造。

一、李大钊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认识和评判

对于传统文化曾经发挥过的积极作用，李大钊给予高度的评价：“典章文物，灿然大备”。对于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更是不吝赞美，认为它们“变更了全世界的情形”。他充分肯定中华传统文化对世界文明作出的突出贡献，明确表示：“中国于人类进步，已尝有伟大之贡献”，并认为“顾吾人深信吾民族可以复活，可以于世界文明为第二次之大贡献。”字里行间饱含着他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自信和褒扬。

鸦片战争以后，随着民族危机日益加深，中华传统文化也遭遇了危机。李大钊积极投身于新文化运动，对于孔孟学说进行了有选择性的批驳，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孔门的伦理，是使子弟完全牺牲他自己以奉尊上的伦理；孔门的道德，是与治者以绝对的权力责被治者以片面的义务的道德”，而对于传统文化中积累的经验和智慧，对于优秀的文化遗产，他依然非常重视并大力传承。他明确指出：“故余之掊击孔子，非掊击孔子之本身，乃掊击孔子为历代君主所雕塑之偶像的权威也；非掊击孔子，乃掊击专制政治之灵魂也。”在他看来，“俾诸子百家之说，医药卜筮之术，均有教授之自由，以助进国家之文化”。为此，李大钊始终能够以理性的态度去认识和评判传统文化，没有盲目去否定传统文化，努力在批判和继承之间寻找合理的契合点。并且他表明“文化之盛衰，民族之兴亡系之”，把“文化”提到了关系“民族兴亡”的高度。他重视文化，关心文化发展，甚至是到了生命的最后，李大钊关切的仍是文化的发展，在他留存于世的最后一篇文字《狱中自述》中“钊夙研史学，平生搜集东西书籍颇不少，如已没收，尚希保存，以利文化”。

二、李大钊对“第三新文明”的认知与追寻

李大钊发表的《动的生活与静的生活》《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中，他把西方文明和东方文明概括为“动的文明”和“静的文明”，并指出两种文明的差异。李大钊坚信中华民族可以于世界文明为第二次大贡献，但必须正视此时“中国文明之疾病，已达炎热最高之度，中国民族之运命，已臻奄奄垂死之期”，“静的文明”处于“屈败之势”；而西方“动的文明”虽也有自身的弊端，但相较于“静的文明”，“实居优越之域”。所以，他竭力主张以“西洋文明之特长，以济吾静止文明之穷，而立东西文明调和之基础”。李大钊理性对待两种文明，他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必须与西方文化进行调和，吸收其合理成分，设想出了一种“第三文明”——既兼容中西文明之长又超越中西文明的理想文明。

李大钊所倡导的“第三文明”，主动反省中西文化，立足本国面向世界，在传承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同时，借鉴世界上的优秀文化，取人之长，补己之短，“时时调和、时时融会，以创造新生命，而演进于无疆”，推动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的融合发展。这是以科学理性的态度对待中华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也旨在表明解决近代中国文化发展的危机，必须站在人类新文明的视角，适应世界新潮流，汲取人类文明优秀成果，吸收各种有利元素，海纳百川，接受外来新文明，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创新中国文化。

特别是在李大钊信仰马克思主义以后，他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去看待中国文化，努力推动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度融合，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促进外来文化本土化，推动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他说：“时代是最惨酷的东西，时代的落伍者是最可怜的人”，“一时一刻，也不该令他零下去，我们的生活，才能和大生命联结上。不零下去的方法，就是不断的创造新生活”，不断创新文化内容和形式。

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李大钊高尚品德、强大人格力量的涵养与锻造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着丰富的智慧与哲理，在维护民族认同、‌提供精神滋养、塑造道德人格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在李大钊身上，凝结着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体现着中国知识分子的优秀品格，他一生追求光明磊落之人格、真实简朴之生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其高尚精神品格的塑造产生着重要影响。

李大钊广泛阅读中华传统文化的经典著作，汲取其中精华，内化为自己的思想体系，并运用于实践之中。“天下为公”“天下大同”一直是传统儒家所描绘的社会理想，李大钊多次阐释了“世界大同”“大同团结”，他所勾画出来的“大同世界”，“各个性都得自由，都是平等，都相爱助，就是大同的景运。”同样，民本思想一直是中国传统文化中重要的政治价值理念，“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等价值理念在李大钊早年的教育和成长经历中有着直接影响。他关切民生，同情劳动人民疾苦，重视民意和民众力量，他的“民彝”思想强调“离于众庶则无英雄”的观点，他呼吁社会各界关注并改善民生问题，积极撰写文章、发表演讲，如《可怜之人力车夫》《战争与人口问题》《学生问题》《面包问题》《劳动教育问题》《唐山煤厂的工人生活——工人不如骡马》《废娼问题》《上海的童工问题》等等。建党之后，他更是号召“吾党之所求，乃在谋国计民生之安康与进步”，彰显了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与使命。

李大钊严于律己、修身立德。1918年1月蔡元培、胡适等发起组织北京大学进德会，该社团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李大钊成为进德会甲种会员，严格奉行不嫖、不赌、不纳妾的戒条。李大钊为人宽厚、襟怀坦荡，“光明磊落”始终是李大钊追求的品格，他坦荡无私，生活简朴，家风良好，他说“吾人自有其光明磊落之人格，自有真实简朴之生活，当珍之、惜之、宝之、贵之，断不可轻轻掷去，为家族戚友作牺牲，为浮华俗利作奴隶。”他崇尚道义，清正廉洁，不为浮名虚利所累，故“道义可守，节操可保，威武不能挫其气，利禄不能动其心，处固能安其朴素，出亦不易其清廉”。他对待工作，踏实务实，不驰于空想，不鹜于虚声。可以说，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在李大钊身上均能体现出来。新时代我们传承弘扬中华传统优秀文化就要像李大钊那样重视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研究，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方向，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和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推进文化创新，注重简易生活，追求高尚纯粹的思想境界，涵养高尚的道德品质。

（该文系中共唐山市委党校2025年度科研立项课题成果，课题号X25KY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