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光明日报）

转自：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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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编辑出版史二十讲》

    刘运峰 编著

    天津人民出版社

在中国文化传统中，孔子常被尊为“至圣先师”，但少有人强调他作为编辑家的身份。尽管孔子一生未曾著书，却通过删《诗》《书》、定《礼》《乐》、赞《周易》、作《春秋》的系统性整理工作，奠定了中华经典的基本格局。这一带有明确价值判断的选择、校勘与重构，正是编辑活动的核心：编辑并非被动抄录者，而是主动的知识组织者与文化建构者。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编辑出版的历史，至少可以上溯至两千五百年前的孔子时代。

  自20世纪80年代起，肖东发主编的《中国编辑出版史》，方厚枢的《中国出版史话》和魏隐儒的《中国古籍印刷史》等著作，初步奠定了出版史研究的基础。21世纪以来成果迭起，不仅涌现出九卷本《中国出版通史》这样的大型集体成果，也有一批视角多维的专题研究，章宏伟的《出版文化史论》、李常庆的《〈四库全书〉出版研究》聚焦出版与社会文化变迁，王余光、张仲民引介西方“阅读史”方法，陈平原、邹振环等学者融合不同学科，共同推动了出版史研究日益丰富深入。

  正是在这一学术背景下，刘运峰教授的《中国编辑出版史二十讲》应运而生。该书基于作者多年课程讲义，系统梳理了从先秦到当代的编辑出版脉络。绪论中，作者即指出，编辑出版史的意义在于“借鉴和继承中国编辑出版史上的宝贵文化遗产”“深刻认识编辑出版工作的社会作用”。全书以二十个专题为纲，上起孔子删述六经，下迄《鲁迅全集》的版本变迁，聚焦历代重要编辑人物与里程碑式典籍，勾勒出中国编辑出版从萌芽、发展到转型的完整轨迹。

“人”与“典”为核心的历史叙事

  与传统通史不同，《中国编辑出版史二十讲》以专题讲义为单元结构，分三大板块：一是以孔子、刘向、刘歆、司马迁等为代表的“前现代”经典编辑家与典籍；二是以司马光、郑樵、马端临、解缙、张元济等为代表的“制度化”与“集大成”时期的编辑出版活动；三是以《鲁迅全集》《红旗歌谣》《孙犁文集》等为代表的近现代出版物及其编辑思想。这一架构不仅勾勒了中国编辑出版活动的发展脉络，也突出了重要人物与节点。

  首先，作者以这种架构将抽象宏大的编辑史转化为具体人物活动史。孔子作为编辑“鼻祖”，其删述六经的活动被置于首讲，突出了“经世致用”与“思想传播”的编辑自觉；刘向、刘歆父子校雠宫廷藏书，奠定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图书分类与目录编纂的基础，“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原则成为后世目录学的圭臬；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记》，通过“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体结构与“互见法”（同一事件在不同人物传记中相互参照）和“寓论断于叙事”（将史家观点隐含在叙述中而非直接评论）的编辑方法，将编辑的“述”提升到了“创”的高度。编辑在此不再是被动记录，而成为历史意义的主动赋予者。

  其次，书中以典籍为核心，呈现了不同类型出版物的编辑逻辑。如《文选》作为现存编选最早的诗文总集，其“先类别后编年”的体例和“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的选文标准，深刻影响了后世的文学批评。再如，《资治通鉴》的编纂首创一套严谨的三步流程，先广搜史料、分类编目（丛目），再按年月汇集成初稿（长编），最后精删细修、定为成书（删削定稿）。这一以“资治”为宗旨的方法，标志着史学编辑从经验积累走向制度化操作，将古代编辑实践提升至前所未有的高度。《四库全书》的修纂，则是一场由专制皇权所主导的规模空前的文化工程，揭示了编辑出版活动与国家权力的复杂关系。书中重点论述的典籍不仅是知识的载体，更是特定时代思想、文化、社会变迁的结晶。通过对它们的深入剖析，可以透视不同历史时期社会的核心关切与价值取向。

  此外，作者还将目光投向出版物的工艺美学。考察了英汉词典等近代工具书的兴起，也关注到了《萝轩变古笺谱》《十竹斋笺谱》这类特殊出版物，对胡正言运用“拱花”“饾版”等复杂印刷工艺进行了细致探讨，还原了晚明文人的视觉趣味。此类研究打破了“编辑就是文本处理”的狭隘认知，将编辑出版与知识分类、视觉艺术、技术工艺相融合，极大丰富了学科内涵。

史料之上构筑古今之“桥”

  全书始终秉持“论从史出”的原则，以严谨的史料运用和翔实的细节考证，奠定了该书的学术基础。

  对于历史上著名的编辑出版家，刘运峰尝试深入其精神世界。如张元济，这位晚清进士在国势阽危之际投身出版事业，将文化救亡之志寄托于典籍整理。主持《四部丛刊》时，他遍访藏书楼，不惜重金购求善本；校《百衲本二十四史》时，常彻夜对勘，反复订补，力求文本之信。这些实践使人物形象超越事功层面，展现其“昌明教育，开启民智”的志业追求与文化担当。

  在典籍研究上，该书对编纂过程、体例特色与文献价值的分析尤为详细。如《永乐大典》作为世界最大的百科全书，以《洪武正韵》的韵部编排，韵部之内再按字排列，每字之下先释义、列字形，再辑录相关诗文、典故，坚持“一字不改，照录原文”的收录原则，保存了大量珍贵文献，展现了类书编纂的认知水平。尽管《永乐大典》在之后的动荡与战争中遭受了严重损失，但其编辑体例和收书原则为后世的类书编纂树立了典范，人们从中辑出《续资治通鉴长编》《旧五代史》等散佚已久的重要书籍，体现了编辑工作的专业性和重要性。

  近现代出版物的版本研究方面，本书第十七讲“《鲁迅全集》的编辑与出版”中，作者系统梳理了1938年版、1958年版、1981年版、2005年版四个版本《鲁迅全集》的编纂背景、编辑团队、收录范围、校勘质量与体例变化。通过对不同版本的比较以及鲁迅书信、日记的收录与注释差异，揭示了每一次重编，都是特定历史语境下对“鲁迅形象”的重新塑造。这种版本学方法的娴熟运用，深化了对文本生成背景的理解，也提升了现代学术研究的层次。

  通读此书，可以感受到，这部以中国编辑出版史为脉络的专著，恰似一座沟通古今的“桥”，它不仅呈现了两千多年来的编辑出版活动，更使今人在具体的史实中跨越时空，理解编辑家如何以编辑工作为舟楫，载道传文、塑造文明。在信息纷繁的今天，我们尤需回望传统，从中汲取择善而从、精益求精的编辑精神。

从“述”到“思”的价值探求

  在扎实的史料基础上，作者始终怀有探寻编辑出版之“道”的理论自觉。这种从“述”向“思”的过渡，构成了本书的深层价值。

  “思”首先在于对“人”之精神的开掘。作者在每一讲中均设专节叙述相关人物的生平际遇与思想品格，旨在说明编辑出版活动从来不是机械的文本操作，而是根植于编辑出版者的人生追求、价值信念与文化担当。孔子意图明确、述而不作、多闻阙疑、无征不信的编辑主张，强调尊重文献原貌；张元济“为天下学子存古籍”的赤诚，为当代出版工作者提供了精神指引——真正的编辑，必是文化理想的践行者，他们对社会具有深刻洞察，并始终深度参与文化建构。

  “思”还体现在对编辑规律的系统提炼。不仅讲述“如何编”，更追问“为何编”与“编之意义”。比如，作者将萧统“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的选文标准，提炼为文学批评与编辑选择的美学原则；将郑樵创立“类例”并主张“以书类人，不以人类书”的编录规则，视为文献学方法论的重大突破。

  诚然，作为一部以讲义为基础的通史著作，本书重心在于总结与传承中国编辑出版的主要成就和历史经验，具有较强的史实梳理与客观陈述的特点。在整体叙事的艺术性、理论深度与批判性阐释等方面尚有提升空间，在各部分篇幅的安排上，还存在畸轻畸重之处。这些，都有赖于作者在今后的研究中进行必要的补充和修正。

  编辑出版始终是文明传承的重要手段。《中国编辑出版史二十讲》正是一部致力于“探究历史规律、总结历史经验，并继承中国编辑出版史上优良传统”的优秀之作。它让我们清晰地辨识那些塑造中华文明的关键节点，也让我们看到，从孔子删述六经到今日数字出版，编辑始终是文明的积极塑造者，他们选择什么被记住，决定如何被理解，在无声处参与塑造着一个民族的精神版图。此书恰如一座桥，连接古今，也启示未来。

（作者：郭晶、杨佳毅，分别系河南大学融媒出版研究中心副教授，河南大学融媒出版研究中心科研助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