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故宫博物院建院100周年。

故宫曾是明清两代的皇宫，化身“博物院”向人民开放，在现代文化建设史上意义特殊。1925年前后，许多文化名人与故宫结缘，参与博物院的筹建和发展，留下光辉篇章。这其中鄞县（今宁波）“三马”，马裕藻、马衡、马廉兄弟三人颇具代表性。

马裕藻（1878-1945），1913年入北京大学任教，后为国文系主任。1929年故宫博物院成立以学术活动为主旨的专门委员会，马裕藻被聘为专门委员。

马衡（1881-1955），曾任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考古学研究室主任，参与清宫物品点查及故宫博物院筹建，初任古物馆副馆长，1933年代理故宫博物院院长，1934年任院长直至1952年调离。

马廉（1893-1935），受聘于北京大学文学院，1929年被故宫博物院聘为专门委员。

今天，我们能在宁波博物馆正在举行的“紫禁韶华——清宫文物宁波贺岁展”上看到如此丰富的文物，与他们曾经的努力分不开。

宁波博物馆“紫禁韶华”展览现场。

北大与故宫千丝万缕的联系

鄞县“三马”出自鄞县邱隘盛垫马氏家族，均为其父马海曙之子。除上述马裕藻、马衡、马廉为北大教授外，老五马鉴曾任燕京大学国文系主任、香港中文学院教授，老七马准在京师图书馆工作过6年，后出任北大教授，教授文学学和目录学。兄弟五人因突出的人文成就合称“鄞县五马”。

其中“三马”与故宫博物院产生联系，与他们同一时间身在北大分不开。

成立之初的故宫博物院，与北京大学的关系千丝万缕，重要纽带为成立于1922年的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该机构被认为是中国第一个严格意义上的现代学术科研机构，宗旨为“整理旧学”。

1923年，当逊清皇室试图通过变卖宫中金银、珍宝、古玩筹款，遭到国学门委员会公开反对，认为“故宫所有之古物，多系历代相传之宝器……绝非私家什物得以任意售卖者可比”。

1924年11月5日，末代皇帝溥仪被驱逐出宫，“清室善后委员会”于11月20日成立，点查清宫物品、筹建博物馆都是前无古人的大事，亟需有识之士参与。在此背景下，大批北大师生走进古老的皇宫，投入崭新的事业。

危难之际的国宝守护人

从1925年至1952年，马衡在故宫博物院工作了27年，其中19年担任院长之职。

这19年多值战乱，烽烟遍地。在此期间，马衡历经故宫文物南迁、西运，确保万余箱文物无损，更在关键时刻拒运文物赴台，为典藏国宝殚尽心力。建院百年之际，故宫博物院在神武门推出“故宫文物南迁纪念展”，故人身影、笔墨历历可见。

马衡临石鼓文并赠那志良，正在“故宫南迁文物纪念展”展出。

马衡本为金石大家，学识渊博，能诗词，工篆隶，尤以治印称名于世，为艺林学子敬仰。

1925年10月10日，故宫博物院正式成立，作为初代古物馆副馆长，马衡撰文说：“吾国博物馆事业，方在萌芽时代。民国以前，无所谓博物馆。自民国二年政府将奉天、热河两行宫古物移运北京，陈列于武英、文华二殿，设古物陈列所，始具博物馆之雏形。此外，大规模之博物馆尚无闻焉。有之，自故宫博物院始。”

1931年，日本占领东北，华北告急。中华民族生死存亡之际，马衡受命于危难，1934年被正式任命为院长的他，随即投身存沪南迁文物的点收工作。

1934年12月，故宫博物院理事会择定朝天宫设南京分院并建地下仓库，1936年，存放上海的文物陆续运抵南京，但很快“七七”事变爆发，国宝再次面临威胁。

为此，马衡主持制定了分三路西迁的计划：

南路第一批文物于1937年8月乘船离南京，经汉口、抵长沙，暂存于湖南大学图书馆地下室。马衡亲往长沙察看，感觉仍有危险，立即寻汽车向大西南转移。最终迁到贵州安顺。

北路第二批文物于11月10日乘火车出发，过长江、经过徐州、至郑州，再转向宝鸡，经由汉中入蜀。历史一年有余，中途又换汽车载运，最终运至峨眉山下。

中路第三批文物是12月3日，南京沦陷前夕，在万分危急的情况下乘一艘英国轮船转运离开的。经汉口，奔重庆，辗转经年，到达岷江中游的乐山。

《安顺读书山华严洞图》引首与题跋中，马衡用“鲁壁藏书”典故类比在安顺存放的故宫文物。

在这场辗转万里、旷古绝今的“文物长征”中，除了跋山涉水、路途崎岖外，无时无刻不受到敌机轰炸或敌特惊扰，护宝者历尽艰辛，随时面临生命危险。但经历这样的磨难，文物竟然一件未失。

对此，郭沫若在《凡将斋（马衡的斋号）金石丛稿》一书序言中写：“前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时期，马先生担任故宫博物院院长之职，故宫所藏古物，既蒙多方维护，运往西南地区保存。即以石鼓十具而论，其装运之艰巨是可以想见的。但马先生从不以此自矜功伐。”

其人未雨绸缪的远见、卓绝的组织能力、满腔的赤诚忠勇从中可见。

1944年马衡篆书集石鼓字六言联“护持故宫庶物，来作峨眉寓公”。

捐出毕生收藏

曾有学者点评，马衡居功至伟的大事，主要有两件，一是护宝南迁，二是护宝拒迁。

1945年北平光复后，对于战时南迁文物，马衡极力主张全部运回北京，但因种种原因未能实现，而被迁至南京收藏。1948年，南京行政院决定将存放在南京分院的精华文物分3批运往台湾，同时电令北平故宫将珍品尽快装箱，分批空运到南京。

对比，马衡表面遵从命令，实际一再拖延，不是推脱“当前机场不够安全，暂时不能起运”，就是声称“自己心脏不好，遵医嘱不能离平”。抗战期间转移国宝，积极南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维护国宝，抵制迁移。两种截然相反的取舍，是马衡对故宫、对中国，乃至对于人类文化的贡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故宫博物院百废待兴，古建失修、库房陈旧、规章不全、展览缺失，一切都在留任院长马衡的主持下重新展开。一些旷世之珍也经马衡之手重新入藏，如“三希堂”中的《中秋帖》和《伯远帖》便是马衡等人前往香港鉴定，最终以35万港元购回。

1952年，马衡将自己收藏的包括宋拓唐刻颜真卿《麻姑仙坛记》卷在内的大量甲骨、碑帖等文物捐献故宫博物院；1955年3月26日，74岁的马衡因患肺癌在京逝世，子女遵其遗愿，又将其收藏1.4万余件（册）文物、图书，无偿捐献故宫。

如故宫博物院原院长郑欣淼所说，“这批文物不仅有着巨大的价值，其中表现出的马先生的品格和襟怀，更是培育故宫人精神和形成故宫传统的宝贵的精神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