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西方学者仍在争论“历史终结论”时，中国共产党已经用让全球22%人口的生活水平跃升这一历史成就，写下了人类发展史上最震撼的答案。

在新著《百年大变局：中国与世界》中，前伦敦经济与商业政策署署长、人大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罗思义，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主线，揭开一场持续百年的宏大叙事：从1949年人均GDP低于全球90%国家的贫困农业国，到即将跻身高收入经济体的现代化强国，中国共产党的实践不仅颠覆了“贫穷注定代际传递”的宿命论，更重塑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对话逻辑。

本文为新书序言上篇。

罗思义新著《百年大变局：世界与中国》

【文/ 罗思义】

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多年来，不仅带领全体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而且最大限度地改善人类历史上最大数量人口的生活水平。

这并非夸大其词,而是在陈述事实。中国共产党取得的这一伟大成就，对中国自身乃至世界都至关重要，由此引出了两个问题：

·第一，中国共产党取得的伟大成就与其指导思想之间是否存在必然的联系？

·第二，为什么说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自己的初心和使命？

虽然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政党，但作为国际性理论的马克思主义并非起源于中国。更确切地说，虽然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中国共产党成立的理论基础，但是它诞生于西方。此外，中国人口几乎占世界人口的五分之一。因此，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将不可避免地对整个世界局势产生重大影响。

鉴于此，尽管中国共产党的目标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但其理论成果和实践成就必然与国际局势相互交织、相互影响。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受到俄国十月革命和马列主义的影响，这使中国共产党拥有巨大的初始优势。因为马克思主义是世界上最先进的经济、社会和政治思想体系，而其实践性和成功之处也得到了俄国十月革命的印证。由于马克思主义是国际性的产物，而非为中国量身定制，中国共产党不得不借鉴不同国家、不同大陆的经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而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这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进程。

习近平就马克思主义的国际性特征与中国具体实际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的重要性问题指出：“一个民族要走在时代前列，就一刻不能没有理论思维，一刻不能没有正确思想指引。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行。”2022年1月，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的讲话中强调：“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行，就在于党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并用以指导实践。这次全会决议对百年奋斗历程中党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作了全面总结。”

总言之，马克思主义对中国和中国共产党都是不可或缺的。但是中国共产党不能机械地照搬马克思主义，否则必将酿成大错。因此，习近平指出：“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一度简单套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一般原理和照搬俄国十月革命城市武装起义的经验，没有充分考虑中国国情和中国革命实际，使中国革命遭受了严重挫折。”

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是在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不断完善和发展起来的，目的是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从一开始，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的形成背景和影响力均具有国际性。正如习近平所说：“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繁荣也需要中国。我们要以更加开放的姿态，加强同世界的联系和互动。”

本书旨在分析中国具体发展成就与国际形势、国际思想，特别是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相互关系，并由此得出结论：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共产党丰富和发展了相关理论和实践，特别是马克思主义，使之发展成为世界上最先进的经济、社会和政治思想体系。

也许有人会认为这种说法过于夸大其词，但就严肃的事件而言，不管乐观主义或悲观主义都非美德，唯有现实主义才是美德。

本书内容分为四个部分：第一篇世界大势；第二篇中国优势；第三篇中国贡献；第四篇中国发展。本序言旨在从作者的角度，用最通俗易懂的方式简要阐述中国的具体发展成就与国际进程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分析中国共产党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思想为何会发展成为世界上最先进的思想。就长期发展而言，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制度是既相互对立又相互关联的关系。

中国共产党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当前，中国与世界的互动十分重要。中国和中国共产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意味着两者均在国际事务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正如习近平就世界新形势深刻指出，这个新时代，“是我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不断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的时代”。这不仅适用于中国取得的伟大成就，而且适用于中国共产党的思想理论。

如果说1921年中国共产党创立是受到马列主义的影响，那么其后中国共产党越来越多地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如果说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实践成就证明了马克思主义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思想，那么中国目前的成功证明了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是当今世界上最先进的思想；如果1917年之后，其他国家需要向苏联和苏联共产党学习，那么现在他们需要向中国和中国共产党学习。

正如习近平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成为21世纪科学社会主义发展的旗帜，成为振兴世界社会主义的中流砥柱，我们党有责任、有信心、有能力为科学社会主义新发展作出更大历史贡献。”

由此得出的结论很简单：中国共产党的思想理论不仅对中国的复兴至关重要，而且对其他国家也至关重要。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其他国家就应效仿中国或者机械照搬中国和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否则就可能像“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一样犯类似的错误。这意味着其他国家可以借鉴中国共产党重要的理论和政策，并将它们同本国实际相结合，摸索出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模式。总之，现在关键的是要向中国学习。

中国共产党取得的伟大历史成就

要准确了解中国共产党取得的伟大历史成就，有必要了解1949年新中国刚成立时的贫困状况。众所周知，中国在之前的一个多世纪里屡遭外国列强的践踏，后者占领了中国大片领土，甚至残暴地干涉中国的内政。在那一个多世纪里，中国无权决定自己的命运。外国的干涉反过来又为中国内战创造了条件。根据世界上最著名的长期增长分析专家安格斯·麦迪森的计算，由于遭受长达一个多世纪的历史灾难，1949年世界上只有10个国家的人均GDP低于中国，只有2%的人口生活在人均GDP低于中国的国家。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现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依托强大的经济实力建立了强大的军事力量，这意味着中国已建立了巩固的国防。中国几乎完全恢复了领土完整——所有外国租界都被收回，香港和澳门已回归中国。鉴于中国的发展水平，两岸统一只是时间问题。

从收回国家主权到经济快速发展，中国创造了世界历史上迄今为止最伟大的奇迹。中国经历了人类历史上主要国家中经济最快速、持续的增长。按照本国标准，中国已经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同样引人注目的是国际比较。按照世界银行标准，中国将在2-3年内跻身高收入经济体。仅用70多年的时间，从几乎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到将要跻身高收入经济体，对于拥有14亿多人口、占世界人口总数近五分之一的中国来说，这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是人类历史上任何一个大国都无法比拟的。如果世界上其他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能够借鉴中国的经验，那么人类面临的许多重要问题都将得到解决。

为便于大家对中国所取得的史无前例的经济成就有更直观的认识，表0-1按时间顺序呈现各主要经济体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之初人口占世界人口比例比较——经济快速增长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先决条件。

·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经历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国家是工业革命时期的英国，当时其人口占世界人口总数的2%。

·美国在内战后经济快速发展，当时其人口也仅占世界人口总数的3.2%。

·20世纪20年代末，苏联开始快速工业化，当时其人口占世界人口总数的8.4%。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进入经济快速增长时期，其人口占世界人口总数的3.3%。

·“亚洲四小龙”（中国香港、新加坡、韩国、中国台湾）经济快速增长时期，其人口总和占世界人口总数的1.4%。

1978年中国经济开始快速增长时，中国人口占世界人口总数的22%。即是说，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之初所惠及的人口占世界人口总数的比例，是经济快速增长时期的美国、日本的7倍，是苏联的近3倍。显然，中国经济快速增长所惠及的人口占世界人口总数的比例在人类历史上是任何国家都不能望其项背的。

从直接的经济数据转向人类发展目标。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取得了世界上主要经济体最快的经济增长。世界银行提供的最新国际可比数据显示，1978-2020年，中国居民消费年均增长7.5%，美国则为2.7%。

就减贫而言，中国取得的成就无与伦比，不仅按照国内标准消除了绝对贫困,而且按照世界银行界定的国际标准使8.5亿人摆脱了贫困线。中国减贫人口占同期全球减贫人口的70%以上。

中国取得的经济和社会成就所产生的国际影响是划时代的，这可用统计数字来概括。根据世界银行的划分标准，当今世界只有16%的人口生活在高收入经济体，而中国人口占世界人口总数的近18%。因此，当中国按照世界银行标准在2-3年内成为高收入经济体，意味着世界高收入国家人口总数增长超过了一倍。因此，笔者一再强调，中国共产党不仅带领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而且最大限度地改善了人类历史上最大数量人口的生活水平。

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践相结合，确保中国共产党取得伟大历史成就

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确保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这不是通过理论论证，而是通过历时数十年的宏大历史检验得出的结论。在这一过程中，数亿人为之奋斗，数千万人为之牺牲。事实证明，只有马克思主义政党领导的社会主义，才能带领中国走出因外国侵略和封建制度腐朽衰败而陷入的灾难性境地。

正如习近平指出：“一九一一年，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旧的制度推翻了，中国向何处去？中国人苦苦寻找适合中国国情的道路。君主立宪制、复辟帝制、议会制、多党制、总统制都想过了、试过了，结果都行不通。最后，中国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

尽管事实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但这一过程并非一蹴而就。即便在马克思主义内部，也不能故步自封，满足于老一套。要找到中国进步的方法，就需要中国共产党大力发展马克思主义。

正如习近平所说：“旧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经济科技文化十分落后且人口众多的东方大国，选择一条什么样的道路才能把中国革命引向胜利，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前所未有的难题。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一度简单套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一般原理和照搬俄国十月革命城市武装起义的经验，没有充分考虑中国国情和中国革命实际，使中国革命遭受了严重挫折。毛泽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开拓者，创造性地解决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他在1938年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最早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

为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进而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共产党不得不处理其他政党从未成功解决过的问题——这一做法促使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成为世界上最先进的思想。

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是劳动社会化程度不断提高的产物

中国共产党如何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创造性地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要回答这一问题，需要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特质进行分析。

1846年，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首次提出历史唯物主义后就始终认为，劳动社会化程度日益提高是推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驱动力。在最初的表述中，马克思采用了亚当·斯密的“劳动分工”术语，后来改为“劳动社会化”。

众所周知，马克思理论把人类社会的发展划分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这体现了一个渐进的历史发展过程。但马克思认为，这些不同的财产和生产方式正是劳动社会化/劳动分工呈上升趋势的体现：“分工的各个不同发展阶段，同时也就是所有制的各种不同形式。这就是说，分工的每一个阶段还决定个人在劳动材料、劳动工具和劳动产品方面的相互关系。”因此，“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发展的水平，最明显地表现于该民族分工的发展程度。任何新的生产力，只要它不是迄今已知的生产力单纯的量的扩大（例如，开垦土地），都会引起分工的进一步发展”。

劳动社会化程度日益提高既反映在各个社会形态（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生产方式上的变化，也反映在人类社会日益增强的全球一体化趋势上。

人类社会起源于小型部落，这些小型部落以采摘野果和狩猎为生。大约在公元前20000年，农业和农业生产开始在相隔甚远的世界不同地区发展起来。公元前4000年到公元前3000年，随着城市开始发展，区域型帝国开始扩张。在大多数情况下，最初这些分布在世界各地的城市彼此之间的联系有限。

大约在公元前300年至公元前200年，大帝国已发展起来，例如，统一印度大部分地区的孔雀帝国、实现大一统的秦帝国和罗马帝国，但是它们之间的联系亦有限。公元7世纪随着伊斯兰教的兴起，世界三大人类文明中心中国、印度和欧洲之间建立了较为密切的联系。

1492年，欧洲和美洲之间建立了永久性的联系。从17世纪起，欧洲和澳大拉西亚之间建立了联系。这是所有主要地理中心首次直接建立联系，尽管当时的贸易和投资密度远低于现代。

这一过程随着国际贸易和投资的发展变得更为紧密，最终推动现代全球资本主义经济进程的到来。这反过来为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创造了条件：工人阶级于1871年在巴黎第一次成功掌权，虽然仅持续了数周时间；从1917年起，社会主义国家开始存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在世界的东方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

马克思在《资本论》等著作中，对劳动社会化进行了技术性描述。有必要指出的是，马克思认为，劳动社会化是全方位的，不仅发生在特定的时间点，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出现。因此，劳动社会化不受空间/地理限制，是同步进行的。在单个生产周期内，劳动社会化程度会不断提高。这包括以下过程：

·将最初由一个人完成的工作分解为由多个相互关联的人或一群人来完成。比如，福特汽车是现代大规模流水线生产的历史象征。

·生产者集中在更大的生产单位。

·将科学和研究等不同工作领域更多地纳入生产过程。

·利用教育等领域工作人员开展劳动力技能培训。

·各国经济与世界经济间的互动不断增强。

劳动社会化程度不断提高，是通过市场和非市场机制实现的（比如，后者通过内部分工/劳动社会化扩大了公司规模）。现代经济统计数据充分证明，劳动社会化呈上升趋势。

·增长最快的生产形式是“中间产品”（用于供别种产品生产使用的物品，并非直接消耗，而是其他生产过程投入),马克思将这样的产品称为“流动资本”，西方经济学则称之为“中间产品”。

·规模较大（生产社会化程度越高）的生产单位的生产率，高于规模较小的生产单位的生产率。

·随着国际贸易与国际投资在全球经济中的比重越来越大，全球化进程取得了巨大进展。

生产社会化程度不断提高不仅发生在单个生产周期，而且也发生在多个生产周期。这表明，当前生产周期中越来越多地使用先前生产周期生产的产品。西方经济学将机器、工厂、道路、桥梁、火车、电信设备等基础设施称为“固定投资”，马克思则称之为“固定资本”，但基本概念是相同的。这种产品生产过程中的劳动社会化程度不断提高，导致固定投资占经济比重呈上升趋势。

对于非经济学家来说，以汽车生产为例有助于了解中间产品/流动资本和固定投资/固定资本之间的差异。方向盘在一辆汽车的制造过程中属于单个生产周期使用的汽车零件，因此是中间产品/流动资本。但是装配汽车的机器人或机器则可用于多个生产周期生产更多的汽车，因此是固定投资/固定资本。用非技术术语来说，劳动社会化程度不断提高，无论是从空间还是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均意味着生产过程中的间接投入相对直接投入有所增加。这一过程用马克思术语来说，就是资本有机构成呈上升趋势。

马克思就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所作的劳动社会化程度不断提高的预测，经受住了实践检验。马克思的预测包括：中间产品/流动资本生产增长速度将超过整体经济增长速度；固定投资/固定资本占经济比重呈上升趋势；受过教育/培训的劳动力相对于非熟练劳动力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将有所增加；国际贸易将在全球经济中占据更大比重，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国际贸易占一国经济比重越高，其增长速度将越快。

全球经济发展事实和经济取得成功的中国充分印证了马克思的预测。中国取得了世界历史上主要经济体最快的经济增速，尤其是中间产品/流动资本是中国经济增长最快的部分：在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快速增长时期，固定投资/固定资本占中国经济比重有所上升；国际贸易占世界经济比重有所上升，外贸占中国经济比重高于外贸占美国经济比重；受过教育/培训的劳动力较非熟练劳动力对中国经济乃至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有所增加。

从《德意志意识形态》起，马克思始终如一地阐明，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本身就是劳动社会化程度不断提高的产物。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概述了这一点：

“一旦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站稳脚跟，劳动的进一步社会化，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的进一步转化为社会地使用的即公共的生产资料，从而对私有者的进一步剥夺，就会采取新的形式。现在要剥夺的已经不再是独立经营的劳动者，而是剥削许多工人的资本家了。”

“随着这种集中或少数资本家对多数资本家的剥夺，规模不断扩大的劳动过程的协作形式日益发展，科学日益被自觉地应用于技术方面，土地日益被有计划地利用，劳动资料日益转化为只能共同使用的劳动资料，一切生产资料因作为结合的、社会的劳动的生产资料使用而日益节省，各国人民日益被卷入世界市场网，从而资本主义制度日益具有国际的性质。”

“资本的垄断成了与这种垄断一起并在这种垄断之下繁盛起来的生产方式的桎梏。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

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最先发生在帝国主义最薄弱的环节和发展中国家

马克思充分意识到劳动社会化程度不断提高推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以及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这一发展过程并不均衡，因为经济各个部分的社会化程度不尽相同。正如他指出的：“当然，在一个国家里，大工业不是在一切地域都达到了同样的发展水平。”

当然，与单个国家内部相比，国际发展不平衡更为明显。在现代经济中，一些经济行业，如汽车生产、飞机生产、铁路、金融、能源生产等是被大规模社会化生产所主导，而其他经济行业，如农业、美发、部分零售业等仍被非高度社会化的小规模生产所主导。这对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以及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都有着深远的影响。而中国共产党对这一问题的处理方式，是其取得历史性成就的最重要原因之一。

因此，应指出的是，从一种生产方式过渡到另一种生产方式的可能性，包括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可能性，取决于整体生产方式的矛盾，而非每个地区或国家的矛盾。因此，马克思指出：“按照我们的观点，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此外，不一定非要等到这种矛盾在某一个国家发展到极端尖锐的地步，才导致这个国家内发生冲突。由广泛的国际交往所引起的同工业比较发达的国家的竞争，就足以使工业比较不发达的国家内产生类似的矛盾。”

马克思所提的这一点，对于了解始于20世纪的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至关重要。当时整个资本主义体系内部的矛盾引发了全球大危机，其中最令人震惊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但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并非发生在资本主义体系的中心，而是发生在帝国主义链条上最薄弱的一环（沙俄）和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

同样地，一个阶级能否发挥政治领导能力取决于其在整个生产方式中的总体地位，而并不一定取决于它在一个国家中的数量多寡。因此，马克思指出，即便在大规模社会化生产尚未占据主导地位的社会中，“这并不能阻碍无产阶级的阶级运动，因为大工业产生的无产者领导着这个运动并且引导着所有的群众，还因为没有卷入大工业的工人，被大工业置于比在大工业中做工的工人更糟的生活境遇”。

马克思的这一观点，在中国得到了戏剧性的体现。迄今为止，推动中国革命的最大力量是农民，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实行“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但在这场革命中，中国共产党在意识形态上是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的工人阶级政党。

总结马克思的这些观点，就不能不考虑马克思主义对20世纪至21世纪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影响。由于劳动社会化程度不断提高，生产方式发展不均衡意味着全球将发生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但这并不意味着只有在所有生产高度社会化后，才会发生这种过渡。即便在21世纪，当一些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时，一方面，现代全球经济和国民经济的许多行业的劳动社会化程度极高；另一方面，在许多其他行业，仍由个人、家庭或小规模生产主导。事实上，在21世纪初，全球范围内的大多数人类仍在从事相对小规模的生产。总之，向社会主义过渡和建设社会主义，早在所有经济行业都被大规模社会化生产主导之前就开始了。

从实际的效果而言，早在生产完全社会化之前，工人阶级就已经掌权，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包括苏联和中国。因此,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应采用什么样的生产方式？当然，这对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来说是一个特别尖锐的问题，因为在这些国家，小规模生产仍占主导地位，特别是在农业领域。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可能实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

由于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发生在所有经济行业都被大规模社会化生产主导之前，那么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产生出来的尚未完全发展的新社会主义的结构将会是什么样的？

显然，按照马克思的设想，从资本主义向更高级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过渡，以及所有资本主义生产的终结，将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正如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的：“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由此可见，在马克思的设想中，公有制和私有制将在一段时间内同时存在。

马克思后来对资本主义社会过渡到高级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需要很长一段时间作了更详尽的分析，但与《共产党宣言》中所作的分析完全一致。他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指出：“我们这里所说的是这样的共产主义社会，它不是在它自身基础上已经发展了的，恰好相反，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

马克思指出，在过渡之初，“各尽所能，按需分配”是不可能实现的。相反，作为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社会，即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报酬、产品与服务应“按劳分配”。这是交换价值的基础，即便是在国有行业，“每一个生产者，在作了各项扣除以后，从社会领回的，正好是他给予社会的。他给予社会的，就是他个人的劳动量”，“显然，这里通行的是调节商品交换（就它是等价的交换而言）的同一原则。内容和形式都改变了，因为在改变了的情况下，除了自己的劳动，谁都不能提供其他任何东西，另一方面，除了个人的消费资料，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转为个人的财产”，“虽然有这种进步，但这个平等的权利总还是被限制在一个资产阶级的框框里。生产者的权利是同他们提供的劳动成比例的；平等就在于以同一尺度——劳动——来计量”。

因此，令人遗憾的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不平等现象必然存在，“而劳动，要当做尺度来用，就必须按照它的时间或强度来确定，不然它就不成其为尺度了。这种平等的权利，对不同等的劳动来说是不平等的权利。它不承认任何阶级差别，因为每个人都像其他人一样只是劳动者；但是它默认，劳动者的不同等的个人天赋，从而不同等的工作能力，是天然特权。所以就它的内容来讲，它像一切权利一样是一种不平等的权利。权利，就它的本性来讲，只在于使用同一尺度；但是不同等的个人（而如果他们不是不同等的，他们就不成其为不同的个人）要用同一尺度去计量，就只有从同一个角度去看待他们，从一个特定的方面去对待他们，例如在现在所讲的这个场合，把他们只当做劳动者，再不把他们看做别的什么，把其他一切都撇开了。其次，一个劳动者已经结婚，另一个则没有；一个劳动者的子女较多，另一个的子女较少，如此等等。因此，在提供的劳动相同，从而由社会消费基金中分得的份额相同的条件下，某一个人事实上所得到的比另一个人多些，也就比另一个人富些，如此等等。要避免所有这些弊病，权利就不应当是平等的，而应当是不平等的”。

马克思认为，只有经过长时间的过渡时期，才会实现按需分配取代按劳分配的最终目标：权利决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制约的社会文化发展。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在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他们的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权利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从经济角度来说，它完成了从基于“交换价值”的资本主义经济向基于“使用价值”的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经济/社会的过渡。

如上文所述，另一个存在的问题是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除国有财产外，资本财产也会存在，所以资本财产收入也会存在。这引申出了社会主义社会发展中的其他问题。所有这些理论问题都对中国的发展乃至世界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