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余莉

　　2025年12月5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四川省成都市都江堰同法国总统马克龙进行友好交流。习近平主席讲到，都江堰水利工程是全世界迄今唯一仍在使用的古代水利工程，也是人类与自然和谐共生最早的成功实践之一。每次来到都江堰都能感受到先人因地制宜、顺势而为、天人合一、治水利民的伟大，从中汲取到治国理政的智慧。

　　最高层次的治理如水般圆融“治”，小篆体写作“

”，左边的“

”是水；右边的“

”念“怡”，通“怡”字，愉悦之意。古人所言的“治”，意味很深长，既指治理，又于治理中蕴含着为政的目的、道路与境界：目的，合于天道；道路，遵从天道自然规律的启示而行；境界，达到如水一般流畅的、政通人和、百姓安乐的理想治理境界。上善若水，水之善，妙在利万物而不争，随方就圆，唯道是从。最高层次的治理也是如此，非常圆融，只有圣人能够达到这个境界。从“治”这一字就可以约略感受到中国之治的独特性。“治”无论用作动词，还是用作形容词性的名词，都是集行动与行动的方向、行动的力量于一体，在对天理的体察中成就着行为，在实地的行为中见证着天理，而尊道贵德、尊圣崇贤的情怀与止于至善的追求又分明贯穿其间，平实而高远，深邃而亲切。

　　历史上的三种治理境界

　　《史记·滑稽列传》记载，历史上曾出现过三种治理境界：春秋时子产治理郑国，通过制定严密的监督机制使人不能作恶，达到了为政“不能欺”的境界；战国时西门豹治理邺县，通过设置严厉的法律制度，使人不敢作恶，达到了为政“不敢欺”境界；春秋时孔子的弟子宓子贱治理单父，将孔子所倡导的仁义忠恕与治理之道相结合，起到了君、亲、师的责任，使民众不忍心违法乱纪，达到了为政“不忍欺”境界。宓子贱治理单父有多好？根据《群书治要·淮南子》的记载，宓子贱治理单父三年，巫马期前往观摩治理效果，见到一人在夜色下捕鱼，但却屡屡把捕得之鱼释放回去。巫马期问捕鱼者原因，捕鱼者回答：因为长官宓子贱不让人捕取小鱼。孔子认为，子贱的治理之所以能达到如此境界，是因为子贱做到了“诚于此者形于彼”。百姓被子贱的至诚心所感化，故不忍心欺骗他，社会治理自然达到了“不忍欺”的境界。

　　唐太宗与“贞观之治”

　　历史上盛世的出现，都是按照天道自然规律顺势而为进行治理的结果，达到了“不忍欺”的境界。《资治通鉴》记载，贞观六年，太宗亲自查录被关押的死刑犯的案情，生起怜悯之心，于是放他们回家，第二年秋天再回来就死。结果，到了第二年，这些被放回的死囚共三百九十人，在无人监管的情况下，按时回到朝堂，竟无一人逃亡。于是太宗将他们全部赦免。有诗赞叹太宗曰：“二十有九即帝位，三十有五致太平，功成立定何神速，速在推心置人腹，死囚四百来归狱，以心感人人心归”。太宗治国能达到“不忍欺”的治理境界，就是因为他能够重视道德教化，并且做到“以心感人”。

　　唐太宗从16岁开始带兵打仗，起义平定动乱，27岁登基，对于治理国家的经验的积累显然不够。因此他迫切希望学习古圣先贤治国理政的智慧。

　　《贞观政要·论政体》记载，贞观初年，唐太宗对萧瑀说：我是用弓箭平定天下的，一生所用弓箭已经够多了，但尚且不懂识别弓箭的要领。而我得到天下的时间很短，对于治国的道理，肯定不比我对弓箭的知识掌握得多。我对弓箭的了解尚有偏失，更何谈掌握治国的要领呢？从此，唐太宗定期召见五品以上的京官和中书省的官员，向其请教古圣先贤治国的智慧，并仔细询问宫廷外面之事，以对百姓疾苦和政教得失有详细了解。

　　贞观二年，唐太宗问黄门侍郎王珪：“近代帝王和大臣治国多半不如古代，不知是何原因？”王珪说：“古代帝王治国，大都崇尚清静无为，以百姓为中心；然而近代的君王，却以损害百姓的利益来满足自己的私欲，所任用的大臣也不再是饱学经史的儒雅之士。汉代的宰相，没有谁不精通一种经书的，朝廷如有解决不了的疑问，都会引经据典，参照经书进行决断，于是人人懂得礼教，国家太平安定。但是近代却重视武功，轻视儒术，或用刑律治国，从而导致儒术受到破坏，古代纯朴的民风也就荡然无存。”太宗听了，深有同感。从此，官员中凡是精通儒学，懂得治国之道者，都得以提拔并委以重任。

　　唐太宗善于听取谏言，特别重视用儒家伦理道德教育来治理国家。孔子云：“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一般领导者都会因看到严刑峻法迅速的成效，而忽视道德教育，唐太宗却深信并践行圣人教诲，这也是他能够开创“贞观之治”的重要原因。

　　唐太宗之所以能够成为“千古一帝”，是因为他真正明了古圣贤王治国的道理，正如他自己所说：通过阅读汇集了古圣先贤的治国理念、方法、经验、教训的《群书治要》，知道了社会风俗教化的根本，也明白了治理国家应该从君主自身的修身、任贤开始入手。所以唐太宗听取魏徵的建议，兴起了伦理、道德、圣贤教育，在短短的时间就达到了国泰民安、万国来朝的盛况。

　　【作者为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哲学部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