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宇明（中国辞书学会会长、北京语言大学教授）

　　2013年，“新汉学计划”启动，我作为北京语言大学的博士生导师，先后培养了10余名“新汉学计划”的外国博士生。他们毕业后，在不同岗位上从事着汉学及与中国交往的工作，为文明互鉴、中外融通贡献着力量。

　　我的专业是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十几年来与这些学生一同研究，教学相长。在读博期间，“新汉学计划”的博士生们较为系统地了解了中国的语言政策，从先秦的书同文、清末的切音字运动、民国的国语运动，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推广普通话、汉字改革、语言文字规范化标准化信息化、构建和谐语言生活、华文教育和国际中文教育等；了解这些语言政策对中国语言生活的作用，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构建的影响。在了解中国语言政策发展的同时，对照自己国家的语言生活，他们也有诸多思考，甚至有很多冲动。我总是建议他们，博士论文选题就研究自己国家的语言政策。这样的研究，容易有研究激情，较方便获取第一手资料，论文写出来不仅有学术高度，且对他们的国家发展也有用处。

　　他们的论文，有研究泰国、越南、缅甸、吉尔吉斯斯坦等国中文教育的；有研究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华文发展的；有研究葡萄牙语国际传播史的；有研究喀麦隆中文教学规划和教学大纲制定的。这些研究的理论、方法是中国的，研究的问题、材料、作用点是留学生本国的。这些博士论文有很多学术新发现，同时也帮助本学科了解了世界各地的相关情况。他们学习新汉学、研究新汉学，也在帮助发展新汉学。

　　特别重要的是，有些成果也在实践中不断发挥作用。比如，在中国赴泰的志愿者培训中，泰国的世玉（Pichai Kaewbut）博士总是积极参与，与即将赴泰的教师分享他关于泰国中文教育的研究成果。喀麦隆的杜迪（Nama Didier Dieudonne）博士，在中国学习期间就主导编撰了喀麦隆的中文教材《你好喀麦隆》四册；读博期间主持研制的喀麦隆初中中文课程大纲，成为喀麦隆教育部确定的全国初中中文课程大纲；他还担任了喀麦隆中等教育部汉语总督学，培养了300余名本土中文教师。杜迪还组织翻译了《中国文化遗产三十年》《中国基础教育三十年》《中国式反贫困三十年》等20多部书，2020年荣获第十四届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成为非洲首位获此殊荣的翻译家。

　　为什么“新汉学计划”的留学生能够取得如此成就？因为他们不是一个人在学习、在研究，不是只从书本上了解中国，也不是只与导师进行交流，而是在中国这块热土上进行学习和研究，时时都在感受中国的历史深度、文化热度和现代化进程的速度。我在指导留学生时，特别重视“师门关系”，让他们经常与师兄弟们讨论问题，一起承担学术研究项目，还一起过中国节日，感受中国文化习俗。留学生毕业回国后，还能不断在微信群里得到中国发展的信息和学术动态，一起分享学术观点，分享各自收获，时时加深着师门的手足之情。近日，大家分享习近平总书记给青年汉学家的复信，转发世界中文大会的照片，话题都是“当好融通中外文明的使者，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智慧和力量”的体会，是如何“创新引领、数智赋能——让中文零距离”的新想法。

　　“新汉学计划”已为世界100多个国家培养了1000多名高层次的汉学人才。它继承了传统汉学、中国学的优秀传统，但也具有许多新特质。首先，这些汉学人才是由中国培养的，改变了世界汉学的培养格局。其次，这些青年都对中国的语言文化和社会发展感兴趣，较系统地研究了中国的某个领域、某门学问，是中国学术体系的特殊传承者。最后，他们对本国、对世界发展有一些思考，可以通过对中国的学术理解，来思考他们本国的发展，思考人类的发展，有利于文明互鉴，有利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一带一路”上行走的，不仅仅是商旅，还有源源不断的文化学人。

　　“新汉学计划”对中国、对世界的意义深远，需要不断充实计划，谋长久效用。笔者以为可从三个方面考虑：第一，总结人才培养的模式与经验，遴选对世界有影响的专业，遴选适合的年轻人进入“新汉学计划”。第二，扩大办学资源，让那些愿意接受新汉学培养的优秀年轻人，特别是比较需要新汉学人才的国家和地区的年轻人有更多机会达成学习心愿。第三，建立专门的出版基金，帮助“新汉学计划”中达到一定学术品位的成果出版，以更好地惠及学界、惠及世界。

　　《光明日报》（2025年12月14日 0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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