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华文明的宏大画卷中,泰山这座被誉为“五岳之尊”的神山,早已超越了单纯的地理概念,成为帝王告天、文人咏志、百姓祈福的精神图腾。千百年来,人们歌颂它的雄伟,却少有人问及:它真实的身量几何?那些脍炙人口的掌故,有多少是附会讹传?那些散落山间的碑刻古迹,又诉说着怎样的真相?清乾隆年间,一位名叫聂剑光的泰安布衣,以一介草民之身,怀揣一颗近乎固执的求真之心,用整整三十年光阴,芒鞋竹杖,踏遍了泰山及其余脉的每一处幽谷险壑。他以脚步为尺,以心血为墨,最终写就了被后世尊为“泰山地理第一书”的《泰山道里记》。这部书,不仅首次清晰勾勒出一座实证意义上的“大泰山”,更在浩如烟海的泰山文献中,竖起了一座求真务实、正本清源的丰碑。

　　□孙晓明　孙辰龙

从书吏到“泰山行者”

　　聂剑光(1715—1796年),名鈫,字剑光,泰安府肥城(今山东省肥城市)人。他并非出身显赫世家,亦无煊赫功名,其人生轨迹在清中期文人中显得独特而笃定。少年时,他博览群书,奠定了扎实的学识基础,并曾短暂担任泰安府中的文书小吏。这份在旁人看来或许安稳的差事,却未能束缚住他向往山川与自由的心。不久,他便毅然去职,选择隐居乡野,与清风明月、古籍金石为伴。

　　促使他作出这一选择的,除了天性中对山水的痴迷,更有对当时泰山文献现状的不满。他生活的时代,泰山虽名满天下,但相关记载混乱不堪。历代志书如《岱史》等,或辗转抄录、陈陈相因,或闭门造车、谬误迭出。一处古迹常有多个名称,一个地名又指代不同方位；水系源流张冠李戴,历史事件牵强附会。这种“一地两称,或名同地异”的淆乱状况,让有心探究泰山真貌的聂剑光深感困惑。一种强烈的“正本清源”的使命感,在他心中油然而生——他决定,要用自己的双眼与双脚,去重新发现和丈量这座熟悉又陌生的圣山。

　　从乾隆八年(1743年)起,时年近三十的聂剑光开始了漫长而系统的泰山考察之旅。他的考察范围,远不止传统认知的泰山主峰。岱阳、岱阴、岱顶、岱东、岱西是他的常规路线,徂徕山、灵岩寺、琨瑞山等被视为泰山支脉或文化延伸的地带,同样遍布他的足迹。他的考察方式,是名副其实的“田野调查”。为辨识一处苔藓覆盖的摩崖石刻,他不惜架设长梯,亲手刮擦剔除,直至字迹显露；为厘清一条河流的准确源头与走向,他反复循岸踏勘,走访沿岸村庄的耆老野叟,核对口碑传说与文献记载。风霜雨雪,寒来暑往,从未能阻挡他的步伐。

　　历经三十载寒暑,至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这部凝结其半生心血的《泰山道里记》终于定稿。全书虽仅四万余字,篇幅精炼,然字字句句皆由艰辛步履与严谨考辨铸就。他的亲属在书跋中感慨:“吾叔祖剑光,性嗜山水,遍览名胜,搜讨金石之文,阅三十年成一书。”聂剑光本人在自序中却淡然写道:“聊以自娱山居云尔。”这份超然物外的谦逊背后,涌动着的是一位民间学者对脚下土地与过往历史最深沉的敬畏与求索。

以实证纠正千年讹传

　　《泰山道里记》最直接的价值,在于它如同一把锋利的考据之刃,精准地剖开了笼罩在泰山历史上的重重迷雾,以实地勘察所得实证,修正了前代志书中大量道听途说、以讹传讹的记载。

　　为泰山“测身高、量体围”,数据背后的求真。自古以来,关于泰山的高度与规模,文献记载多荒诞不经。《岱史》等书杂引诸说,或称其“高四千丈”,或言“周回三千里”,甚至引用道家玄谈,称泰山洞天“周回三千里”。这些数字充满虚夸与神秘色彩,令人莫衷一是。聂剑光在书中对此类“荒远不可稽”的说法提出了明确批评。他并未凭空臆测,而是采用了明代官员张五典曾使用过的实地测量方法,并加以详细记录:用带有刻度的竖竿与横竿相配合,通过测量每一步的平距与高差,逐步累加。最终,他得出了相对可靠的结论:从山脚至玉皇顶,实际盘道行程十四里又八十步；高度为三百六十八丈三尺四寸。尽管以今人眼光看,此法较为原始,数据也非绝对精确,但这是中国古代对泰山进行实证测量的一次重要实践。聂剑光以此确凿的数据,首次为这座文化巨峰“验明正身”,赋予了它一个可被认知、可供讨论的物理实在。

　　厘清“五汶”脉络,让水系叙述回归真实。大汶河是泰山地区的主要水系,其支流“五汶”(牟汶、嬴汶、北汶、石汶、柴汶)的分布与流向,在《岱史》中记载混乱,方向错置,源头混淆。聂剑光不轻信旧文,而是亲自沿河考察。他纠正了《岱史》中所谓某些支流“经徂徕之阳”的错误,明确指出它们实流经“徂徕之阴”；对于泮水(北汶)与徂徕山相距甚远却被强行关联的说法,他也予以厘清。在书中,他对“五汶”各自的源头、流经区域、交汇地点,乃至最终汇入大汶河、奔向运河的全程,都进行了清晰、准确的描述,如同一幅精细的水文地图,为后世理解泰山水系奠定了坚实基础。

　　破解经石峪大字与无字碑两桩公案。泰山经石峪的《金刚经》大字石刻,气势恢宏,古人多附会为书圣王羲之所留,以增其名。聂剑光没有盲从这一浪漫传说,他采取了比较研究的方法。在细致勘察后,他发现经石峪的隶书笔法、气韵,与徂徕山上已知的北齐王子椿所刻佛经如出一辙。据此,他大胆质疑,认为经石峪刻经“或亦子椿书耶”,将刻经年代指向北齐,从而动摇了流传已久的“王右军书”说。这一基于实物比对的判断,为后世学者(如最终考证为北齐僧人安道一所书)指明了正确的研究方向,堪称泰山书法史研究的关键一步。

　　另一桩著名公案是岱顶的“无字碑”。此碑无字,却引来无数猜测,秦始皇、汉武帝、武则天等说法众说纷纭,《岱史》等主流志书多持“秦皇说”。聂剑光则回归历史文献本身进行推理:他引证《史记》明确记载秦始皇登泰山立石是刻了字的,秦二世诏书更是刻在其旁；而《史记》《汉书》记载汉武帝封禅时,仅有“立石”之举,未言刻辞。通过这一有力的逻辑比对,他旗帜鲜明地支持顾炎武等人的观点,论断无字碑当为汉武帝所立。此说论证扎实,至今仍是学界最具影响力的观点之一。

勾勒“大泰山”的文化疆域

　　聂剑光的贡献远不止于“纠错”,他以宏阔的视野,主动填补了前人泰山记述中的大量空白,极大地拓展了泰山文化的认知边界。

　　追溯齐长城,为千里巨防“画像”。对于横亘于泰山北麓的齐长城,此前志书仅零星提及。聂剑光在《泰山道里记》中,则对其进行了可能是清代最早的系统性地理描述。他考证其起自古平阴县防门(今山东省济南市长清区孝里镇广里村),沿泰山山脉北冈向东蜿蜒,历经莱芜、博山、临朐、沂水、莒州、日照、诸城,最终止于胶州海边的大朱山,全长约两千里。他不仅勾画出其大体走向,还引证《战国策》、《史记》、《泰山郡记》(佚文)等多种古籍,论述其修筑历史与军事意义,为这项伟大的古代工程在泰山文化谱系中确立了重要位置。

　　定位梁父山,照亮诸葛亮《梁父吟》的故乡。梁父山是古代帝王禅地之所,也是诸葛亮“好为《梁父吟》”的典故源头,但其具体方位在明代志书中已模糊不清。聂剑光通过考订,明确其位于“大汶口东南三十里”,并记述了与之相关的梁父城遗址,将这座在政治史、文学史上都具有象征意义的小山,清晰地锚定在泰山的文化地理图景之中,使得“封泰山,禅梁父”的历史叙事和诸葛亮的文学意象都有了切实的落脚点。

　　确立“大泰山”格局,超越行政区划的文化整体观。这是聂剑光最具前瞻性的贡献之一。明代《泰山志》虽已朦胧提出“大泰山”概念,但未加详述；此后的《岱史》反而收缩了视野。聂剑光则彻底打破了行政区划的藩篱。他在自序中明确宣告:“灵岩、琨瑞川谷名迹,连属岳之极北者,虽异县何妨两载,而泰山全体著矣。”他不仅将徂徕、灵岩、琨瑞等山系纳入详细考察和记述范围,还涉及了更外围的蛇丘城、铸乡、汶阳田等历史地域。在他看来,泰山不是一个孤立的山峰,而是一个以主峰为核心、文化血脉相连、地理脉络相通的整体区域。这一格局的奠定,直接影响了后世《岱览》《泰山志》等书的编纂体例,也为当代“泰山文化圈”理论的提出,提供了坚实的历史文献基础。

不媚权,不惑神,只求真

　　在乾隆时代,尽管学术风气转向考据实证,但社会上的祥瑞感应、神异迷信思想依然浓厚。许多地方志书热衷于记录灵异怪谈,将自然现象与人事吉凶牵强附会。聂剑光在《泰山道里记》中,却展现出难能可贵的理性精神和朴素唯物史观。

　　对于宋真宗伪造“天书”、东封泰山以粉饰太平的闹剧,他直斥为“当时君臣相欺,侈言祥瑞”,言辞犀利,毫不讳言。对于民间在舍身崖轻生“为亲病誓代”的愚昧陋习,他痛心地以一个“愚”字表明其鲜明的批判态度。在记述岱庙中荒诞不经的神祇传说(如所谓泰山神子女故事)时,他直指其“妄诞不足据”。当写到泰山发生的水旱灾害时,他只作客观、平实的记录,如某年某月“大水,盘路祀庙皆圮”,某日“渿水泛涨,庐舍漂流者无算”,绝不将其与王朝兴衰、上天示警等“天人感应”学说牵强附会。

　　这种不迎合权力话语、不附会民间迷信、只忠实于事实本身的记述原则,使得《泰山道里记》在汗牛充栋的泰山文献中,散发出独特的思想光芒。它不仅是一部地理学著作,更是一部体现了清代进步学者冷静、客观、求真态度的思想笔记。

从“山居自娱”到文化丰碑

　　《泰山道里记》尚未正式刊印时,其手稿就已引起学坛瞩目。乾隆三十年(1765年),学界巨擘钱大昕读到初稿,即欣然作序,盛赞其“由近及远,由正路以及四隅,若列眉……其文质而不俚,简而不漏,洵志乘之佳者”。《四库全书》纂修官、桐城派古文宗师姚鼐,在登泰山后专程拜访聂剑光山居,读罢此书,亦高度评价其“考订古今,皆详核可喜”。正是由于姚鼐的推荐,该书得以收录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之中,获得了国家权威学术体系的认可。

　　此书于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刊行后,更成为文人官宦游览泰山的必备指南。道光年间泰安知县徐宗干称,时人“坐篮舆者手此一编,可以按图经而揽胜焉”。甚至同治年间,两江总督曾国藩督师山东时,亦曾携此书登临泰山,稽考旧迹。两百余年间,该书屡经翻刻,序跋不绝,其影响力历久不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