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传统婚嫁历来由长辈主导。然若父母双亡，孤女的婚事则常落入叔父等亲属手中。族中诸人各怀心思，在这种情况下，孤女往往如飘零的落叶，在婚姻的漩涡中无助挣扎。杨长姑便是这样一个可怜人，自幼失去双亲庇护，在家族的阴影下，她的婚姻大事成了众人争夺利益的筹码，传统家庭的束缚如枷锁般紧紧锁住她，而社会的偏见与冷漠更似寒风，让她在这本应温暖的婚姻之路上，每一步都走得艰难而心酸。

壹·孤女婚姻

杨长姑自幼父母双亡，与叔父杨洪兴一家生活在巴县太平坊。同治二年，杨长姑年方二八，正值婚嫁的年纪。根据档案记载，杨长姑原本与游勇（指脱离军队编制的武装人员）李青田订婚，但李青田外出经商，未能及时迎娶。婚姻的推迟，给了其他人可乘之机。一位常来剃头铺光顾的水果贩子李玉亭，对杨长姑产生了兴趣，开始频繁接近她。他通过隐秘的手段，将杨长姑诱拐至自己住所，强行要求成婚，甚至以暴力威胁迫使她屈从。好在她的祖母杨颜氏发现了这一情况。

同治二年二月，杨长姑的祖母杨颜氏通过抱告，以“唆使孙女杨长姑偷窃衣饰并将其拐走”为由将李玉亭告至巴县衙门。杨颜氏在状中言明“杨长姑年十五，择户未字。傍幺子洪兴剃头铺居。”称李玉亭“胆窥长姑少艾”，唆使杨长姑偷窃家中衣饰，并将其拐走。

对此，李玉亭诉称杨颜氏是诬告，说杨长姑是他未过门的媳妇，但杨洪兴却逼杨长姑另嫁他人。二月初二日，杨长姑寻他哭诉、不肯归家，李玉亭出于怜爱，通知杨洪兴赶紧治办酒席。但谁料杨长姑归家后，杨颜氏却一纸状书将自己控告在案。

案件双方各执一词：杨家称长姑尚未婚配，而李玉亭却说杨长姑是他未过门的媳妇。为了进一步搞清事情真相，巴县县衙开展了讯问。此次讯问共计八人到场，据众人供词可知，杨长姑是杨颜氏已故长子的女儿，并自幼许配李青田为婚。李玉亭平日贩卖水果，常在杨洪兴剃头铺往来，对杨长姑见色起意，于二月初二日，伙同剃头铺招待林五，骗杨长姑说杨颜氏叫她至家吃午饭，就雇轿将杨长姑抬至饶义泰院子藏匿，逼杨长姑与他成亲，并包酒席请客。杨长姑不允，后被杨颜氏查知下落，与街邻一起将李玉亭扭送到案。

巴县正堂在初次审理后判定李玉亭掌责，并要求其交还杨长姑所带的衣饰。案子的审理似乎已经停滞，但事实上，杨长姑的命运远未结束。她的婚姻成了这场争斗的焦点。

贰·财礼迷局

平静很快被杨洪兴的插手打破。作为杨长姑的叔父，他在长姑父母死后继承了剃头铺，并将剃头铺与杨长姑都视为自己的财产。他巧妙地嗅到了杨长姑身上的商机，经剃头铺客司郑大顺向李玉亭收取了财礼，却又中途反悔，拒绝履行约定将杨长姑嫁与李玉亭。李玉亭多次讨要财礼无果，便转而纠缠中间人郑大顺，要求其出面调解追回钱款。郑大顺本是帮忙传递财礼，却无端卷入纠纷，一边是李玉亭的步步紧逼，一边是杨洪兴的坚决不退，无奈之下，郑大顺索性向巴县衙门提起控告，称杨洪兴与李玉亭的财礼之争已影响到了自己，希望官府介入裁决。

巴县正堂再次开庭审理，认为郑大顺的控告不成立。官府判定，此前杨颜氏控诉李玉亭拐骗一案已审结，郑大顺不应从旁再兴讼事，遂对郑大顺处以掌责。同时下令让杨洪兴将杨长姑领回，另行择配。这场因财礼引发的风波，最终以中间人受罚、杨洪兴继续掌控杨长姑婚姻权告终。而利益争夺留下的隐患，为后续的纠纷埋下了伏笔。杨长姑依旧是任人摆布的棋子，婚姻的交易属性在这场博弈中暴露无遗。

叁·风波再起

财礼纠纷虽暂告一段落，但杨长姑引发的连锁反应却并未停歇。同治二年七月二十四日，杨长姑的未婚夫李青田结束外出贸易归来，即便经历了诸多波折，他仍按照原约定迎娶了杨长姑。但婚后李青田常常外出，夫妻聚少离多，这又给了李玉亭可乘之机。同治三年正月初七，李青田归家，发现长姑与李玉亭外逃，并偷去衣物，大为骇然，最终在觉林寺彭裁缝家将二人查获送案。

就在此时，李玉亭的母亲彭越氏也卷入了这场纷争。眼见儿子与杨长姑的关系不清不楚，纠纷不断升级，彭越氏索性以自己的名义提起诉讼，将矛头指向杨长姑的丈夫李青田，她称李青田在婚后无力养活长姑，将长姑作贱，骗李玉亭至家与长姑奸宿。到了去年冬天，李青田与长姑因口角，立有离异字据。本年正月初九日，李玉亭外出烧香被李云彪率痞多人捉住搕索，未成，遂将李玉亭殴伤。

长姑亦赴县衙呈禀，自陈遭李青田蛊惑玷污，无凭无媒，被其强娶。过门不久后，李青田便无力赡养，更对她百般作践。去年冬日，李青田竟欲将她嫁卖，长姑不甘受辱，对方便转而索要赎身银钱。长姑只得央求亲友，借得银五十两交予李青田，并立下离异字据，方才换得自由身，独居另择婚配。岂料李青田贪得无厌，屡次上门寻衅图索，长姑只得外出躲避。更于本年正月初八夜间，李青田率众将她居所内器物掳掠一空。长姑走投无路，恳请官府为其做主，以便另寻生路。

巴县正堂面对数量繁多，内容相驳的禀告，也无法分清真假，于是召集各方展开讯问。经正堂审理，两方仍坚持原词，但可知悉李玉亭与杨长姑的确有染。鉴于此，正堂认为长姑不守妇德，将长姑与李青田掌责，长姑仍由李青田领回，但如果今后李青田作贱杨长姑，允许杨长姑与其离异。多方势力的介入，让原本简单的婚姻纠纷变得错综复杂，杨长姑被裹挟在各方利益之中，命运愈发坎坷。

肆·红颜薄命

这场牵扯多方的纠纷，最终以李青田对杨长姑的彻底厌弃告终。李青田立下“甘愿离异文约”，以杨长姑“怙恶不悛”为由，将其嫁卖给发妻无出的陈泰顺为妾。李青田与陈泰顺一同向巴县衙门递存状，请求官府批准备案，但被巴县正堂以“买休卖休，罪有明条，所恳存案，着不准行”驳回。

所谓“买休卖休”，即指嫁卖生妻，是指在丈夫尚存、又没有正式履行离异手续的情况下，买卖妻妾的行为。（吴佩林：《〈南部档案〉所见清代民间社会的“嫁卖生妻”》，《清史研究》2010年第3期，第21页。）这与传统的伦理纲常相背，故在法律和实践上都是被强行禁止的。《大清律例》规定：“若用财买休卖休，和娶人妻者，本夫、本妇及买休人，各杖一百，妇人离异归宗，财礼入官。”（《大清律例·刑律·犯奸·纵容妻妾犯奸》）“倘有无耻下流恬不为怪，再敢踵蹈前辙，仍然买休卖休者，一经发觉，惟有按律追究。”(同治《桂阳县志》卷十八《风土志》，第13页b)

在被巴县正堂驳回后，李青田拿着嫁卖长姑得来的一百两银子继续外出当他的游勇，而陈泰顺则因未获批准，害怕被牵累，将长姑退回至祖母家中。此时的杨长姑已然走投无路，父母双亡、夫家厌弃、被退回祖母家中。好辛运的是巴县正堂批示“听其另字”，长姑获得了再嫁的机会。

然而，命运的坎坷仍未止步，同治三年三月十六日，祖母杨颜氏再一次状告了李玉亭和杨长姑。长姑只得又前往衙门，她言说自己被陈泰顺退回后，择嫁了一户张姓人家，已经行过聘礼，谁料又被被叔父杨洪兴闻知，向自己索要银一百两，长姑不依，叔父便以祖母之名诬控长姑与李玉亭。“惨氏孤若，叠遭陷害”，这是长姑的自述。幸运的是，巴县正堂在了解杨长姑的悲惨境遇后，心生怜悯。官府最终批示“听其另嫁”，允许杨长姑自主选择婚配对象，驳回了杨洪兴的无理阻挠。这是杨长姑在这场持续两年的婚姻风波中，第一次拥有自主选择权。但这份自由依旧带着沉重的枷锁。杨长姑虽获准自主择配，却始终未能摆脱家族与社会的隐性束缚，她的婚姻选择仍需在官府与家族的双重审视下进行。

同治三年三月十六日，杨长姑终于摆脱了牵连在案的控告，这一年，她十七岁。

遗憾的是，巴县档案中并未记载杨长姑最终是否成功嫁入了张家，是否找到了可托终身的依靠，她的结局如同历史长河中的一抹残影，留下了无尽的悬念。历史只记住了她父母双亡、任人嫁卖的痛苦，却未曾提及她的幸福。

结语

此案历时一年，长姑屡经嫁卖，案件的每一次审理、每一份裁决，都折射出孤女在传统社会中的艰难处境——她既是家族利益的交易品，也是司法制度下的弱势群体。最终的自主择配不过是特殊境遇下官府的可怜，而非制度性的保障。与传统文学作品中孤女通过修养品德，得遇良人，从而生活圆满的叙事不同，现实往往十分残酷，所谓“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失去了父母的孤女，少了父母的筹划，寄人篱下，往往成为被利用的工具。

在今天回望，杨长姑的故事不仅是一段复杂的法律纠纷，更是对古代社会中女性命运的深刻审视。她的婚姻，从最初的家族安排到最后的自主选择，尽管经历了无数波折，但仍然无法摆脱家庭与社会的束缚。她的经历，或许并非个例，但却是历史长河中每一位女性在传统社会中艰难求生的缩影。

在“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的传统男权伦理框架下，清代女性始终缺乏独立的法律人格与社会地位。婚姻“合二姓之好”的本质诉求，从未指向男女个体的婚姻自主，上至世家大族，尚会因政治利益联姻，下至平头百姓，也会有门当户对的考量。婚姻在实质上是服务于家族间的利益联结与宗脉延续，这种以家族为核心的婚姻逻辑，使得“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不仅是伦理规范，更成为强制性的制度要求，女性的婚姻自主权被彻底消解，沦为家族利益博弈的附属品。

律法也并非是一扇透不进半点光的窗，在这一普遍困境中，仍存在着特例，即再婚妇女对婚姻拥有更多的自主权。“初嫁从亲，再嫁由身”这一婚俗民谚就很好地揭示了这一现象。清代寡居妇女的婚姻选择，与普通女性，尤其是如杨长姑般的未婚孤女不同。她们在再婚决策中，享有一定的自主决定权，因为她们并不终身受制于尊长与丈夫。同时，清代寡居妇女的这一权利也得到了国家法律的认可，成为传统婚姻制度中少见的女性权利特例。《大清律例》中写道：“孀妇自愿改嫁，翁姑人等主婚受财，而母家统众强抢者，杖八十。其孀妇自愿守志，而母家、夫家抢夺强嫁者，各按服制照律加三等治罪。”然而这种律法也存在着社会男女比例失调、家庭财产保护的多重原因。

总之，古代女性婚姻自主，竟常需通过寡居实现，不禁令人叹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