凸凹

珠海出版社1998年10月版

　　1999年年底的一天，我到潘家园淘旧书，但到最后，依然无所得。失望之际，很不甘地回头望了一眼，居然看到几本葱绿的小册子散落在不远处，定睛一看，系《李健吾批评文集》《梁宗岱批评文集》《李长之批评文集》……这三人都是批评界巨擘，代表性的文论我是读过的。遂眼前一亮，回身去捡，竟得十册。三人之外，还有周作人、朱光潜、林语堂、沈从文、梁实秋、路翎、叶公超。聚在一起翻看，竟是完整的一套文丛，名曰“世纪的回响·批评卷”（珠海出版社1998年10月版）。我大喜过望，毫不犹豫地买下。

　　十个人之中，只有叶公超是陌生者，便把他的这一本捏在手上，坐在回程的车上不停地看。待到家中，立刻伏案续读，且舍去晚餐，读至雄鸡司晨（当时我住在乡下），终于破卷，把身子扔到床上，忍不住大笑。这是多么与众不同的文论，虽持的是批评立场，却不板脸训斥，而是贴近文本，用平等的态度，写自己的感觉、感受、感动和感悟，处处是感情的咏叹，处处是情绪的宣泄，直把理论的文字写成了抒情散文。

　　文言表达增添了典雅的“文趣”

　　比如叶公超论“灵感”的捕捉，以蝴蝶的飞翔作譬，他说：“蝴蝶，和人间的成败得失一样，是一种天生愚弄人力的东西，你越要追着扑它，它越得其所哉。你看它迎风翩跹，忽起忽落，忽东忽西，结果弄到你失望而放弃，由放弃而懊恼。好在乡下的孩子都没有这样认真：他们赶了一阵，鼻涕已流到嘴唇上，在汗淋气喘中还是带着玩耍的高兴。今天没赶到明天就许再赶；常常如此，他们倒觉得好玩。”（《小言两段·扑蝴蝶》）所以他觉得，一个成熟的写作者，应该有乡下孩子那样的心态。即便文章是头等大事，也要有“玩耍”的意绪，捕捉不到，也不懊丧，大不了再等，等来等去，终究会等到。

　　比如他论文章的写作，首先是着眼于“感性”的体验，而不是要表达什么高明的“理念”。因为人感性地生活，才有真趣，才有真正的快乐。有如遇到一可人的女子，如果明确地要把她变成“门中人”，倒失去了无邪、无功利的爱情感受。夫妻应该是“碰巧”而来，而不是“预谋”而至。因为化事和成事，都含有利害的关系，一旦有了利害关系，是不容感情作用的，都是“醉翁之意”，就败坏了“纯粹和美好”的东西（《小言两段·谈吃饭的功用》）。

　　比如他论“新月派”的作家，他说：“《新月》作者中，很少有人会相信，文学是批评乃至是改革社会的手段；因为他们深信，真正要从事于社会改造，应有其他更佳途径。文学的真，只是想像的真，情感方面的真。”他就此举例说，废名的小说，之所以有特殊的味道，就是因为，“他的人物，往往是在他观察过社会、人生之后，以他自己对人生、对文化的感受，综合塑造出来的；是他个人意想中的人物，对他而言，这比我们一般人眼中所见的人更为真实。”（《新月小说选序》）

　　关于五四时期的“文学革命”，胡适派主张彻底的“白话文”，而“甲寅派”的章士钊则主张维护“文言文”，双方争论得面红耳赤，有很强的敌对情绪。叶公超从中国散文的性质入手，觉得双方都太意气用事。他说：“白话只能写出感情，文言才写出感慨。尤其我们现在的散文，看起来都不是纯粹的白话散文；其中夹杂了很多文言；不但加了文言，散文里更加了全部文学的趣味才能表达整个民族现在的情绪。”（《火鸟之歌序》）在他看来，一味的白话，使散文显得清浅无味，倒是文言的表达反而增加了回味的维度，有了典雅的“文趣”。叶公超之论，也正符合现在散文的实际，鲁迅和知堂的文笔，之所以让人百读不厌，正是白话与文言杂糅的产物，使其在“感情”和“感慨”之间，纵横捭阖，兀自风流。

　　关于散文，叶公超有更为“感情化”的议论。他说：“任何散文假使含有抒情的成分，就可以说有（了）文学的价值……散文一定要跟抒情的成分配合起来，才能构成文学。所以一篇散文有无文学的价值，要看它有无抒情的语调或成分在里头。”他之所以有这样的看法，是他对以古诗为源流的中国文学传统有通透的认识，认为散文是从诗衍化而来的。譬如大家都熟悉的——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他认为，诗的最后一句，最为关键，因为它，就有了抒情的成分。假如没有这一句，前三句就是“单纯的叙景的散文”，再朗朗上口，也无任何意义，也就构不成诗的意象。以此，叶公超进一步论述道：“外国的散文整个是故事体，中国的散文却除了故事体之外，一定还有诗的情绪在里头，这就是中国散文的特殊之处。”

　　先“腾空”心境再投身阅读

　　叶公超对“阅读”也有着自己独特的见解。他认为，“阅读心理惯常存在着两种方式：一种是以个人情绪为主体，至书里去收集同样的情绪，以书中经验来证实或扩大个人的情绪。另一种阅读之时，个人态度或联想的穿插使我们或留恋于一字一句的文字上，或对书中某一人物、某一境界发生特殊的情感，结果是切线一般地脱离了整个作品，而终于流入个人的梦幻中。”

　　在他看来，这两种状态的过程虽然不同，但影响大致一样：“我们对作品的希望，是它能给我们一点新异的知觉，或扩大我们经验的范围，或使我们对生活的各种现象感悟更深刻的意义，但是要收获这些效果，我们必须先有相当的心理状态接受一种作品。换句话说，在未与作品接触之际，我们的心境必须是空的，清醒的，莫泊桑所谓‘不先受任何成见的影响’，大概就是这个意思。”（《谈读者的反应》）

　　他的这个见解，很感性，也很形象，就是我们常说的“腾空效应”。一个杯子里要装新的液体，必须把原来的液体倒掉；一个房间里要住进新的人，原来的住户要提前搬出。

　　叶公超在民国时期当过外交部长，是个不小的官派人物。为什么他还能写出这么情感丰沛、感性十足而毫无官气的批评文字？读他的传记，我们得到了会心的答案。

　　叶公超的起步，是文学的，他编过《新月》《学文》和《文学杂志》，是“新月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与徐志摩交往甚密，深受其影响。他的《新月旧识——忆徐志摩二三事》和《志摩的风趣》被学界认为是最能呈现徐志摩韵味和风致的文字。可以看出，叶公超的骨子是“新月”的，精神的底蕴是文艺的。这样一来，就与官话、套话、大话相疏离。

　　叶公超的叔父叶恭绰是清末民初大学者、大藏书家，并以诗书画名世。叶公超自幼失怙，由叔父叶恭绰抚育成人，因此，叶公超家学渊源。而叶公超自中学时代起就远涉重洋，赴美求学，后到英国剑桥大学深造，获文学硕士学位，继而到法国巴黎大学研究院接受治学方面的训练；回国后，即任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英语系讲师，兼编《北京英文日报》和《远东英文时报》，后又任清华大学和西南联大教授。由于学的是文学，叶公超不仅对英国文学造诣深厚，更对英美现代诗情有独钟。他留美期间曾师从大诗人弗罗斯特，并在其指导下出版过英文诗集；到英国后，又结识了后来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大诗人、大批评家艾略特，且交往甚密。这一切，对他后来以“新批评”理论为主、立足文本且博采众长，始终围绕“情感的发现”展开的文学评论实践，自然产生了深刻而长远的影响。

　　书生本色，给予鲁迅客观之论断

　　由于外语的特长，民国时期他当了外交部长，但是，这是乱世为官，是“被迫”的给予。因为志不在此，他并不看重，也不专心，一有机会，就吟诗论文，在“新批评”上抒发意绪。文学是他的“胎记”，是他的生命底色，也是他立身的“自主”选择，因此他始终用文学的视角看人、看世界，不改书生本色，一味地性情下去。叶公超本人对自己的“文人身份”也有着清醒的自我认同，晚年，在《文学·艺术·永不退休》一文中，他坦然地做了一番“夫子自道”，可谓动人心弦。

　　也是因为他的书生本色、文学视角，使他能超越“阵营”的规定与戒律，有了历史的、客观的学术品质。鲁迅甫一逝世，叶公超就把鲁迅的所有作品都收集而来，昏天黑地一气读完，然后倾力写就了《关于非战士的鲁迅》一文，发表在天津《益世报》增刊上。之后，他又写了一篇更长的、名为《鲁迅》的专论，对鲁迅做了最热情的、最公正的评价。他认为“五四之后，国内最受欢迎的作者，无疑的（就是）鲁迅”，并指出，“在政治上，他（鲁迅）的确是个很可贵的酝酿者（agitator），因为他有历史上成功的酝酿者所需要的条件：锋锐的讽刺，浓烈的大量的情感，动人的真挚与亲切。”

　　遥想当年，鲁迅与“新月派”、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曾经水火不容。而作为“新月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作为曾与鲁迅激烈论战的梁实秋的挚友，叶公超在鲁迅身后却能做出如此客观公允的论断，且饱含了深情与敬意，不仅可贵，还让人感叹不已。

　　因此可以说，叶公超也是“非战士”的，他的人文情怀、率真性情，成就了他“不一样”的批评气象。他的书，堪可一而再、再而三地重读。

　　（作者为散文家、评论家，北京作家协会散文委员会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