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润庭

　　在这个世界的树里，我最熟悉的是木棉。木棉树干乌黑笔直，开花时不见叶子，铁线一般散开的枝干上，开满深红硕大的花朵。小时候，我们爱到树下去拾落花，撕开厚厚的花瓣，内里是洁白的棉絮，棉里混着黑色的籽。木棉如此显眼，却又极其常见，江堤上，老厝旁，几乎随处可见它的身影。

　　高中毕业，我离开潮汕，来到广州求学，后来又到台湾省的高雄做交换生，虽然城市更易，但木棉依旧时不时出现在视野之中。直到五年前，我到北京读博，才第一次真正远离“木棉的国度”。南北方气候与人文巨大的差异，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讲清。北国分明的四季，第一次让我感受到了时间的锐度。九月之后，树叶开始发黄，枫叶渐渐变红，在极致的绚烂之后，树木像柴火一样，四面肃杀，看不出任何生机。

　　在渴望里，北京的春天变得更加诱人。街边一株早熟的玉兰树，都能引起相机的围观。我盯着那棵白玉兰，它细细的枝干上，没有叶子，缀满了白色的花朵，比例夸张，以至于美得有些危险。我突然想起了木棉。那些硕大的红色花朵，一定也已经盛开。

　　去年毕业，我从北京回到广州，但却没有预想中返乡的欣喜。我的皮肤似乎已经适应了北方的干燥与寒冷，眼睛也接受了光秃秃的树木。广州忽冷忽热的气候引起了我的焦虑，我妄图重新找到某种自然的节律。

　　两个月前，一位好友跟我说，最近是异木棉的花期，她想带着相机，从上海到广州，拍拍盛开的异木棉。我心里暗暗吃惊，原来广州的异木棉那么有名气，值得她飞过大半个中国，来看它一眼。还记得第一次走进华师的石牌校区，当时同行的朋友指着一株鼓着肚子的树同我介绍，这是异木棉，是一位华师的老教授引进的。后来我查过资料，异木棉落地广州的故事才更加清晰。1985年的东南亚鱼类交流会上，日本冲绳的专家将一些异木棉树苗，送给时任华南师范大学校长的鱼类学家潘炯华当作纪念。三年之后，这些小树苗开始冒出稀疏的花朵，华师生物组的教授们也尝试着培育异木棉。2000年前后，异木棉从华师出发，开始在广州各地落地生根。

　　当异木棉从玻利维亚出发，绕过半个地球，最终抵达广州，它必须适应南北半球气候、季节与光照与降雨规律的差异，重新扎根。在原产地，异木棉与木棉几乎同时开花。但在广州，异木棉花期却往后推迟了小半年。当木棉已经开过花朵，连夏天的绿叶也开始落下之时，异木棉才开始盛开。这也许只是巧合，也像是为了与木棉错开。深秋初冬的广州，树木依旧常青不败，但在满眼绿色之间，只有异木棉选择在此刻盛开。朋友到来的那几天，正是异木棉盛开得最好的时候，满满一树繁花，几乎要压倒年末空气里的惆怅。朋友说，上海已经由秋入冬，法租界悬铃木的叶子几乎都快掉光了，残存在枝干上的，也在风中摇摇欲坠。但来了广州，她好像回到，或者提前进入春天。

　　或许，在漫长的旅途之中，异木棉习惯了漂泊变迁，也将植物开花结果要应和四季流转的铁律一并看破了。为什么一定要在春天按时开放，为什么一定要按着故乡的节律生活？我们总说春天花会开，但也许，花开了就是春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