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永安

到德国法兰克福，必去两个地方：歌德故居和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

歌德故居在一条古街，奶黄色的小楼有五层高，一看就是上流社会的家庭住所。歌德出生于1749年，父亲担任过皇家顾问。因为按照当时的规定，当过皇家顾问，就不能再从事别的职业，因此旅行、写作，就成了歌德父亲的生活方式。歌德母亲是法兰克福市长的女儿，文学修养深厚，夫妻俩经常给小歌德讲授文化、文学、历史，对小歌德影响极深。虽然歌德后来的文学生涯主要在古城魏玛，但这座小楼，却是他一生的精神原点。

来到歌德故居的二楼，细细往下看，是一个有树有花有雕塑的庭园，看着仿佛很熟悉，又很意外。几年前给长江文艺出版社的新版《少年维特之烦恼》写序，里面有这样一段：“歌德家里的房子很大，二楼的窗户看出去是一大片花园，歌德喜欢坐在窗前，看人们在花园里走来走去，孩子们做各种游戏，一边看，一边想象各种故事。”这是从德国人写的《歌德传》中得来的资料，终究隔着一层。真正来到这里，才知道这“一大片花园”实际上很小，只能说从孩子的眼睛看，它很大。

院子里有棵树，让人久久凝望。读本科时第一次读到爱克曼写的《歌德谈话录》，其中有一段终生难忘：歌德说，一棵橡树若是长在树木密密麻麻的山谷中，为了获得更多的阳光和空气，它只能使劲向上长，看上去很高，但没有丰满的枝丫和树冠，瘦弱不堪。若是它长在高坡上，土层浮浅贫瘠，也会早早地枯萎凋零。只有长在向阳坡上，“有一个足够宽阔的生长点，让它能从四面八方得到日照和风雨，让它有力量与风霜雨雪持续地抗争，才能长得挺拔伟岸”。当初读到这里，只想到人生要选择良好的成长环境，犹如鸟择良木而栖。而后来才渐渐明白，对每个人来说，世界上从来没有风调雨顺的社会环境，真正的生命力，是精神上要给自己开辟一个“向阳坡”，让内心那粒“橡树的种子”一年年长大，化为一圈圈扎实的年轮，枝繁叶茂。这需要多少学习、多少游历、多少逆境才能形成啊！走过重重窄门，才见天高地远，歌德的深意，需要漫长的探索才能体会。

法兰克福大学距离歌德故居不远，步行二十几分钟就到。这不长的距离，却有迢迢之感。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是社会批判理论的发源地，开创了深刻影响现代世界思想文化的“法兰克福学派”，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核心阵地。马克斯·霍克海默、西奥多·阿多诺、赫伯特·马尔库塞、瓦尔特·本雅明、埃里希·弗洛姆、尤尔根·哈贝马斯、阿克塞尔·霍耐特……这些充满救世心怀的思想家，都看到了整个世界的精神危机，以笔为锤，不断敲击着警世的大钟。“单向度的人”“伪个性化”“权威人格”“工具人”“技术理性”“虚假需求”……前赴后继的批判性揭露，都在提醒生活在“楚门的世界”的人们：人是一棵年年成长的大树，不是生产流水线上的一个螺丝钉，正如“承认理论”的创造者霍耐特所说：“社会正义的基础在于对个体尊严的承认”。

刚刚走到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门前，天下起了小雨。想起哈贝马斯到复旦来讲学的情景。他语调平和，甚至有点儿羸弱，但给人感受到的是思想的震撼。哈贝马斯今年96岁，与歌德是两个时代的人，但智者无疆，都是人类生活的凿光者，也是先天下的忧患者。歌德说：“我很清楚，自然常常展现出一种非人所能及的魅力；不过我根本不以为，自然的所有表现形态都是美的。自然的本性固然总是好的，但能让其得到充分显现的相关条件却不尽然是好的。”自然界如此，人类社会亦然，如何让世界长满生机勃勃的大树？这是个巨大的现实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