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新禧

　　故宫博物院的“镇馆之宝”石鼓，有“中华第一古物”之誉。今年“五色土”曾对石鼓为何能称“第一古物”，做了一番沥述，但笔者观后，一直觉得在石鼓文的发现和溯源方面，尚有可补阙空间，故撰小文以裨之。

　　发现石鼓形制与文字的最早文献记录，是唐宰相李吉甫所撰的《元和郡县图志》。其卷二记载：“石鼓文，在县南二十里许，石形如鼓，其数有十，盖纪周宣王畋猎之事，其文即史籀之迹也。”唐苏勖的《叙记》卷首亦载：“不知史籀之迹，近在关中。”两书的“史籀之迹”指的皆是石鼓文。此后欧阳修的《集古录》和赵明诚《金石录》，进一步考证了石鼓的发现时间和地点。综合来看，其过程如下：

　　公元627年，在凤翔府陈仓山（现陕西宝鸡市石鼓山）的野地里，一位牧羊老人让羊儿自行去啃草，羊儿突然“咩咩”直叫，老人急忙蹲下查看，只见土里埋着一个大鼓模样的石礅子。他小心拂去尘土，鼓形石头露出了全貌：高约一米，圆而见方，上窄下大，中间微突，用坚硬的青黑色花岗岩雕凿而成，侧面用老人看不懂的神秘文字刻着四言诗句。牧羊老人大感惊奇，赶忙唤来人手帮忙，在石鼓的周围开挖寻找，一共挖出了十个石鼓，都刻着怪异的文字，共计718字。这些文字笔法奇特、遒劲凝重，即使是村中最博学的秀才也认不得。于是流言四起、怪论频生，乡民们惊为天赐神物，纷纷焚香跪拜。

　　自此，陈仓变得热闹起来。人们将这些字称为“石鼓文”，文人墨客纷纷慕名而至，一窥究竟，并拓下石上斑驳的文字，遍寻名家研究。更有人悬赏重金求解。虞世南、欧阳询、褚遂良等大书法家看过后，纷纷赞赏这些字精妙玄奇、堂皇大度。然而在朝廷眼中，石鼓不过是几个长满苔藓的破石头而已，石鼓因此再度蒙尘，在野地里受风吹雨打，字迹不断被风化侵蚀。

　　此后千余年，石鼓历经磨难，在庙堂和江湖间辗转得失，抗战胜利后才总算在北京安定下来。石鼓上文字多残，原刻718字，现存字形完好可见的仅剩272字，第九鼓更无一存字。

　　那么，神秘的石鼓文，到底记录的是哪朝哪代的什么事呢？从释文上看，其内容记载着王郊游畋猎的场面，只是出猎的国君是哪位，一直难以定论。学术界研究猎碣源头的学者们，分成了“主周说”和“主秦说”两派，争论不休。

　　唐与北宋时期的人们，许多都认为石鼓所刻是周宣王时大狩之事。南宋的郑樵则在著作《石鼓文考》中首创“主秦说”。他通过石鼓文与秦铭刻文字相互印证，认为“此十篇皆是秦篆”。近世由于大学者马衡、郭沫若、唐兰等人的细致研究，“主秦说”的意见占了上风。他们都考证石鼓文所载，是春秋战国时秦王打猎时的情景。

　　唐宋大文学家韦应物、韩愈、苏轼、张耒等，都曾作《石鼓歌》赞颂石鼓的价值。这些诗作辉映千古，其中叙及石鼓起源的诗句，尤为彪炳可玩，如：“周宣大猎兮岐之阳，刻石表功兮炜煌煌。”“搜于岐阳骋雄俊，万里禽兽皆遮罗。镌功勒成告万世，凿石作鼓隳嵯峨。”“忆昔周宣歌鸿雁，当时史籀变蝌蚪。”“岐阳大猎纪功伐，石鼓岩岩万夫凿。”因此笔者更愿意站在诗人们的角度，来回溯石鼓源起的盛况：

　　那是在公元前827年，周宣王为宣示威仪，传令各诸侯国，在周朝的发祥地岐阳举行一次大规模的狩猎活动。在巨大的山林猎场中，呐喊声、牛角号声震撼山谷。周宣王带着各路诸侯，箭射矛刺，收获了数不清的野味，像小山般堆在宿营地里。

　　当晚，熊熊篝火边，周宣王志得意满，对太史籀道：“今日盛会，前所未有，若后世不知，诚为憾事。太史当记斯事，以传后人。”太史籀领命而起，口诵数百字四言颂诗，周宣王与诸侯十分赞赏，便传令将颂诗刻在石头上，令世世代代都能诵读称颂，传于不朽。

　　太史籀奉命从各地招募来能工巧匠，选择花岗岩石材，锤打刻字，不久就造成了十个四面刻字的石鼓，上面刻的内容正是太史籀的岐阳会猎颂诗，石与字浑然一体，充满古朴雄浑之美。当时太史籀使用的文字，就是金文向小篆发展时的过渡字体——大篆。石鼓文集大篆之成，是流传至今我国最早的石刻文字，在书法史上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