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栏语】

“地缘技术”是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赵明昊教授的专栏，旨在探讨科技创新与大国博弈之间的互动，从“技术政治”维度把握全球大变局。

近期，英伟达公司的市值一度突破5万亿美元，创造了全球股市新的历史纪录。作为先进芯片领域的领军企业，英伟达的成就折射了人工智能革命的深远影响。一些全球顶级投资人认为，一个可能会持续20年的人工智能“超级周期”已经开启。202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菲利普·阿吉翁认为，技术领导力是大国经济实力比拼的关键因素，美国在人工智能、生物技术等领域仍占据主导优势，这使美国可以控制价值链，吸引外国资本为其债务融资，从而确保美元的霸权地位。

无疑，随着大国竞争的不断深化，技术与地缘政治之间的互动关系日益紧密。在地缘政治、地缘经济之后，从地缘技术视角审视国际关系越发重要。

地缘政治是国际关系研究的经典命题，其本质是研究地理与国际权力的政治和战略相关性。随着冷战后全球化的推进，经济与地缘政治的深入互动使地缘经济（geo-economics）成为新的分析框架。在美国等西方国家出现“逆全球化”思潮并推动大国竞争的背景下，经济相互依赖的“武器化”、国际经贸机制之间的制衡、“友岸外包”（friend-shoring）和供应链重塑等问题对大国地缘政治博弈的影响越发明显，地缘经济持续框定国际关系动态。

何为“地缘技术”

地缘技术视角则是聚焦技术因素与地缘政治、大国竞争之间的互动关系。从世界历史的长视角看，技术进步为大国崛起、军事和战争模式变革提供了强大的驱动力，进而深刻推动国际政治格局的演变，与此同时，大国竞争也常常是重大技术变迁的催化剂。例如，美国和苏联的冷战催生了一系列技术创新，包括微电子、卫星、核能及生物医药等领域。

1957年苏联“斯普特尼克1号”人造卫星上天，给美国带来极大的震动。美国国会于1958年立法在国防部内部成立了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该机构在互联网、全球定位系统及无人机等关键技术的创新中扮演了核心角色，被誉为“五角大楼的大脑”和“军工复合体的心脏”。美国中央情报局于1963年成立了科学技术处，旨在运用高科技手段“穿透铁幕”，通过间谍卫星和U-2侦察机等工具加强对苏联的情报搜集，并密切监控对手在弹道导弹、微电子等技术领域的进展。此外，中情局还通过“科罗娜计划”等项目，直接催生了太空、通信、医学和储能等领域的研发活动。

当今时代，全球科技创新空前密集活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重构全球创新版图、重塑全球经济结构。在此背景下，各国更加重视技术因素对本国国家安全战略的影响，大国围绕“创新力”（innovation power）的竞争越发激烈。

2022年10月美国政府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称，“对于当前的地缘政治竞争以及我们国家安全、经济和民主的未来而言，技术至为重要……未来十年，关键和新兴技术将会重组经济、带来军事变革并重塑世界。”

特朗普开启第二任期后，美国在科技领域也是展现“全力投入”的态势。特朗普推动甲骨文、Open AI等企业未来四年投入5000亿美元，加快数据中心等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建设，将之命名为“星际之门”项目。今年7月，特朗普本人亲自发布白宫制定的《赢得人工智能竞争：美国人工智能行动计划》，明确提出要在人工智能技术研发、应用以及对外出口方面“竞赢”中国。

世界的“技术之极”

在这场围绕地缘技术的竞逐中，高技术企业等行为体对大国博弈的影响力不断增大，政府性力量与社会性力量的深度融合在大国技术竞争中更为突出。凭借其巨额财富，英伟达等很多跨国企业形成“超级权力”，深刻影响世界政治和经济秩序。

全球知名的地缘政治咨询公司欧亚集团创始人布雷默（Ian Bremmer）认为，技术企业是21世纪世界地缘政治的“核心玩家”。与传统国际政治的单极、两极或多极体系相比，“技术之极”（technopolar）的重要性越发突出，技术企业可以“决定国家如何投射经济和军事力量、塑造未来的就业并重新界定社会契约”，构建大国博弈所依赖的全球环境。

对于美国外交和国家安全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而言，谷歌、英特尔、特斯拉等高技术企业以及相关的科技和产业协会、大学和科研院所，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通过总统科学和技术顾问理事会、国会创设的“美国人工智能国家安全委员会”等机制，技术专家和高技术企业负责人为美国完善国家安全战略提供政策建言和实际支持。

俄乌冲突推动世界军事进入智能化作战的新阶段，很多高技术企业深度介入这场旷日持久的冲突。例如，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SpaceX）提供的“星链”服务、星球实验室公司（Planet Labs）提供的卫星图像情报等成为影响乌克兰战事的关键因素。

很多大国正在竞相推动人工智能、生物技术等军事化应用，研发和部署自主武器系统。美国国防部和甲骨文、谷歌、亚马逊等企业共同开发的“梅文”系统已经投入应用，利用机器学习等技术分析海量数据，帮助军方实现快速的情报分析和决策。整个北约也将使用这一系统。

值得注意的是，为确保长期占据超强技术优势，美国等一些西方国家实施“现代产业战略”，增加政府对研发活动和高技术产业的投入，推动高技术产品供应链的重塑，加大政府性力量与社会性力量的协作，大力打造针对竞争对手的“实力地位”。今年8月，特朗普政府宣布将成为芯片巨头英特尔的最大股东，它还推动英伟达为英特尔提供融资支持。此外，特朗普还在促使美国政府与量子信息等领域的企业实现类似合作。

科技联盟的延展

与技术因素高度相关的联盟或阵营构建成为大国博弈的焦点，无论是美国、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构成的“芯片四方机制”，还是美日印澳机制（QUAD）之下设立的新兴技术工作组，都令我们看到技术与地缘政治之间的深度融合。

为强化针对竞争对手的技术优势，美国等西方国家注重构建多层次、模块化的技术联盟，力图加大情报共享，并在产业政策、出口管制、投资审查、科技人文交流等方面增进政策协调，以实现“小院相通、高墙相连”的目标。这类技术联盟还具有推动联合融资、共同研发的功能，其目标是提供高技术产品的“替代性选择”，削弱竞争对手在全球高技术产业中的市场份额和影响力。

此外，技术联盟注重应对国际技术标准、新兴技术治理、科研伦理等方面的大国竞争，如增强西方国家对国际电工委员会（International Electrotechnical Commission, IEC）等国际组织的控制力，确保人工智能治理规则符合所谓西方的价值观。

在美国等西方国家推动下，技术之争越发呈现“跨域竞争”的特征，即供应链、军事安全、意识形态等因素与技术竞争深度捆绑。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AUKUS）等地缘政治机制也越来越多地被嵌入技术竞争的功能，美国试图将技术因素尤其是具有军事应用前景的新兴技术作为地缘政治阵营构建的黏合剂，以应对“数字威权主义”“经济胁迫”“人工智能治理风险”等为驱动力，打造其主导的科技联盟。

特朗普与科技精英

特朗普的第二任期，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硅谷的欢歌”。在美国科技界精英对特朗普的支持日益深化的同时，美国政府对华科技政策也将很大程度上受到硅谷的裹挟。

彼得·蒂尔（Peter Thiel）、雅各布·赫尔伯格（Jacob Hornberger）等在中国议题上持严重负面看法的硅谷人士，对特朗普新政府的对华战略发挥着重要影响。

彼得·蒂尔是贝宝（PayPal）公司的创始人，也是硅谷新贵帕兰蒂尔公司以及很多科创风投基金的主导者。他被称为硅谷的思想家，同时也是美国副总统万斯从硅谷步入美国政坛的重要扶持者。雅各布·赫尔伯格在2023年创立“山谷论坛”，山就是国会山，谷就是硅谷。他的目标是增进美国国会议员和科技精英之间的沟通合作，推动美国与中国在技术领域的“脱钩”，赢得与中国的“第二场冷战”。

借助“山谷论坛”等机制，美国的技术鹰派与美国国会议员中的经贸鹰派、人权鹰派等势力之间的互动协作也将越发增强。帕兰蒂尔公司等美国高科技企业从国防部、国务院、中央情报局等国家安全机构获取巨额承包合同，试图通过操弄所谓“中国威胁”实现自身利益。高技术企业、风险投资机构、技术行业协会以及从事科技问题研究的咨询机构成为美国对华战略竞争的关键行为体，随着它们与美国国家安全部门间的沟通协作日益紧密，一个以炒作“中国威胁论”为基础、重视多元主体协作的技术-安全复合体在美国加快演进。

总之，当前和未来的较长时期，技术竞争是美国对华战略竞争的核心，技术因素在美国等西方国家对华展开的地缘政治博弈中占据突出地位。因此，有必要从地缘技术视角深入剖析大国关系，审视中国实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目标面临的严峻挑战。

澎湃新闻特约撰稿 赵明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