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天津日报）

转自：天津日报

　　当刘庆柱在2025年的暮春写下《盛世长安》的序言时，这部历经三十余年学术积淀的著作，早已超越了单纯的历史叙事。从1988年《长安春秋》的初版，到2014年“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申遗成功后《地下长安》的增补，再到如今《盛世长安》的升华，作者以考古学家的严谨、历史学家的深邃与文学家的笔触，将汉唐长安的城郭、宫苑、市井、丝路熔于一炉，不仅还原了一座都城的盛世图景，更解码了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这部25万字的著作，既是一部都城考古的实证报告，也是一部文明演进的文学华章。

　　文明的物质根基指向历史纵深

　　“一方水土养一方文明”，《盛世长安》开篇便将长安置于关中盆地的地理坐标系中，揭开了盛世都城的先天密码。南倚秦岭、北临北山，东据函谷关、西扼散关，南守武关、北控萧关，关中盆地“四塞以为固”的地理格局，使其成为“控驭天下”的战略要地。而“八水绕长安”的水文优势——渭、泾、灞、浐、沣、滈、潏、涝八条河流如银带环绕，既为都城提供了充沛的生产生活用水，又通过灌溉造就了“九州膏腴”的沃野，让关中自古便有“天府”“陆海”之称。作者通过考古数据与文献记载的互证，指出关中耕地虽仅占全国三分之一，人口不及三成，财富却占天下五分之三，这种经济基础正是周、秦、汉、唐定都于此的根本前提。

　　如果说地理是文明的摇篮，那么考古则是唤醒历史的钥匙。作为汉长安城考古队原负责人，刘庆柱将数十年的田野考古成果倾注于书中，让“地下长安”的每一处遗存都成为文明的实证。从蓝田县公王岭距今115万年的直立人化石，到半坡、姜寨遗址的仰韶文化村落；从秦咸阳宫一号宫殿的高台建筑遗址，到汉长安城“一门三道”的城门形制；从华仓遗址的“百万石仓”瓦当，到西市的铸币作坊与陶俑窑群，每一项考古发现都在填补历史的空白。书中对汉函谷关“关”字瓦当的细致描述，对秦咸阳宫建筑复原图的精准解读，对华仓防潮通风结构的专业分析，既展现了考古学的严谨之美，又让读者得以触摸历史的肌理。

　　尤为难得的是，作者将地理环境与考古发现相结合，揭示了文明延续的物质基础。渭北塬地的高亢平坦、土层深厚，使其成为汉唐帝陵的集中分布区，咸阳原上的九座西汉帝陵与北山南麓的关中唐十八陵，构成了“陵墓如都”的文化景观；终南山作为长安南部的天然屏障，不仅是宗教修行的圣地，更孕育了樊川的富庶与名寺古刹的繁盛。这种“山河形胜”与“人文遗存”的相互印证，让长安的文明根基显得愈发坚实而厚重。

　　都城规制是空间表达的历史传承

　　都城是国家的缩影，更是文明基因的空间载体。《盛世长安》以大量笔墨剖析汉唐长安城的规制布局，揭示了中华文明“中”与“中和”的核心思想如何通过建筑形态代代相传。汉长安城的太极宫居于宫城中央，东宫与掖庭宫分列东西，这种“择中建宫”的布局，继承了商代洹北商城的规制，又为北魏洛阳城、宋开封城、元明清北京城所延续，形成了贯穿两千余年的都城营建传统。作者特别指出，这种“居中”理念并非简单的地理对称，而是“国家至上”政治思想的空间表达，体现了中华文明对“统一性”的追求。

　　从汉长安城的“一门三道”到唐长安城的“一门五道”，看似简单的城门形制演变，实则是文明“创新性”与“连续性”的生动体现。汉代城门的“一门三道”源于战国楚国纪南城的形制，却形成了定制并传承后世；唐代将其发展为“一门五道”，进一步强化了都城的等级秩序与国家认同，这种规制最终被天安门继承，成为中华文明延续性的鲜活例证。书中对长安宫苑中“水池”制度的梳理同样精彩：从汉代未央宫的沧池、建章宫的太液池，到唐代宫城的四海池，再到元明清的中南海、北海，这种以水池象征“四海”的布局，不仅体现了古人的宇宙观，更强化了“大一统”的国家观念。

　　都城规制的传承，本质上是文化认同的延续。大金王朝海陵王定都燕京称“中都”，元大都、明清北京城承袭“择中建都”理念，即便统治者来自不同民族，却都对中华文明的核心规制予以认同，这正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的历史渊源。作者通过考古实证与文献记载的互证让我们看到，长安城的每一处布局、每一座建筑，都承载着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这种价值通过空间形态的传承，成为维系文明不断裂的精神纽带。

　　长安盛世里的精神气象

　　盛世长安的辉煌，既源于坚实的经济基础，更得益于繁荣的文化生态。《盛世长安》详细梳理了汉代长安的经济体系，从水利工程的兴修到铁农具的普及，从手工业的精进到手工业的繁荣，展现了盛世经济的内生动力。郑国渠、白公渠、漕渠、龙首渠等水利工程的修建，构建了关中地区的灌溉网络，使渭北平原亩产高达255千克，远超当时普通农田产量；长安城郊出土的85件窖藏铁农具，种类齐全、形制统一，反映了铁农具生产的标准化与普及化；官营的织室与民营的纺织作坊并存，陈宝光妻子发明的“一百二十综、一百二十蹑”提花机，织出的蒲桃锦、散花绫价值万钱，彰显了手工业的精湛技艺。

　　商业的繁荣则让长安成为全国的商品枢纽。东市与西市东西并列，形成“井”字形道路网，东市以商业贸易为主，商品琳琅满目，造就了无数富商巨贾；西市以手工业生产为核心，铸币、制陶、冶铸作坊密集，直属中央管辖。书中引用班固《西都赋》“人不得顾，车不得旋”的描述，生动再现了长安市场的熙攘繁盛。而华仓作为国家级粮仓，东西长1120米、南北宽700米，其防火、防盗、防潮的设计，体现了西汉时期高超的仓储技术，也印证了长安作为全国经济中心的地位。

　　经济的繁荣催生了文化的鼎盛。汉武帝创建的太学，从最初的50名博士弟子发展到成帝时的3000人，校舍达万间，成为全国的教育中心；未央宫中的天禄阁、延阁等皇家图书馆，藏书达三万卷以上，刘向、刘歆父子在此编纂《七略》，开创了中国目录学的先河。文学方面，司马相如的《上林赋》、扬雄的《甘泉赋》，以靡丽的辞藻赞颂长安的壮丽与帝国的强盛；艺术方面，乐府的设立推动了音乐的发展，李延年根据胡乐改编的28支名曲流传后世，西域传入的箜篌、觱篥、琵琶等乐器，与传统乐器交融，形成了独特的乐舞风格；美术方面，宫室壁画题材广泛，霍去病墓前的石雕群古朴苍劲，昆明池畔的牛郎织女石刻静默伫立，展现了汉代美术的雄浑气象。

　　这种经济与文化的良性互动，构成了盛世长安的精神气象。太学中“雍容揖让”的学术氛围，市集上“摩肩接踵”的商业活力，宫殿里“钟鸣鼎食”的礼仪规制，共同塑造了长安开放包容、昂扬向上的城市品格，这种品格正是中华文明“创新性”与“统一性”的生动体现。

　　文明的包容气度与和平底色

　　作为丝绸之路的起点，长安自古以来就是一座国际大都会。《盛世长安》以大量鲜活的史实，展现了汉唐长安的中外交流盛况，揭示了中华文明“包容性”与“和平性”的鲜明特质。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历经近二十年开辟丝绸之路，让长安与罗马这两个世界最大的都会得以联通。书中详细描述了丝绸之路的路线：从长安出发，经渭桥至咸阳，分两路西进河西走廊，再经新疆分北、中、南三路抵达中亚，这条通道不仅是商道，更是文明交流的桥梁。

　　长安城中，域外人士云集。藁街上的蛮夷邸鳞次栉比，匈奴使者、西域质子、波斯商人、天竺僧侣在此聚居；上林苑中的葡萄宫、平乐观专为接待外国贵宾而设，汉宣帝曾在此以角抵戏招待乌孙使者；匈奴休屠王太子金日磾官至秺侯，其家族七世内侍朝廷，彰显了汉朝对异族人才的信任与重用。商品贸易的往来更是频繁，西域的明珠、文甲、汗血马、毛织品源源不断传入长安，长安市场上的胡商“富可比千乘王侯”；中国的丝绸、铁器、农耕技术、蚕桑养殖则通过丝绸之路西传，改变了西域的生产生活面貌，新疆的坎儿井便是对长安井渠技术的借鉴与创新。

　　文化的交流碰撞更显文明的包容。域外宗教传入长安，古刹名寺遍布城中，“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至今仍是文明包容的历史佐证；西域的胡乐、胡舞与中原艺术交融，形成了长安乐舞的独特风格，百戏演出不仅深受百姓喜爱，更成为国宴招待外宾的重要形式。王昭君出塞的故事尤为动人，这位来自南郡的宫女，以大局为重远嫁匈奴，使汉匈边境安宁半个多世纪，她的子孙后代继续致力于民族友好，成为中华文明“和平性”的千古典范。

　　作者说，长安的中外交流并非单向的文化输出，而是双向的文明互鉴。西域的葡萄、苜蓿、胡桃、胡瓜等作物传入长安，丰富了中国的农作物品种；中原的礼仪制度、宫室建筑、服饰文化被西域各国借鉴，推动了当地的文明进步。这种“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交流模式，正是中华文明“包容性”的核心体现，也为当今世界的文明交流提供了历史启示。

　　长安为镜照见千年归途

　　长安从来不是一座静止的城。它是周丰镐京的“文王灵台”，是秦咸阳宫的“高台连宇”，是汉未央宫的“沧池映日”，是唐大明宫的“麟德殿宴”。它的每一寸土地，都埋着文明的密码。书中那些被考古铲唤醒的遗存：汉函谷关的“关”字瓦当，仍带着丝绸之路第一关的风霜；华仓的“百万石仓”拓片，还留存着天下粮粟的醇香；西市陶俑窑里的裸体陶俑，似在等待着帛衣重披；“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的斑驳刻痕，记录着文明相遇的温柔。这些碎片，拼凑出的不仅是一座都城的盛世图景，更是一个民族“于延续中创新，于包容中统一”的精神轨迹。

　　曾有人问，为何是长安？为何这座城能成为周秦汉唐的都城，成为丝绸之路的起点，成为中华文明的“盛世标本”？《盛世长安》给出了答案：它的地理格局，是“四塞以为固”的战略纵深，是“八水绕长安”的滋养馈赠；它的都城规制，是“择中建宫”的秩序传承，是“一门五道”的等级升华；它的文明气度，是张骞出使西域的“万里凿空”，是王昭君出塞的“琵琶和鸣”，是胡商云集西市的“金玉互通”。长安的伟大，从不是独善其身的繁盛，而是以“海纳百川”的胸怀，成为文明交流的枢纽——正如书中所写，唐太宗被尊为“天可汗”的荣光，不在铁骑征伐，而在“蕃臣石像立乾陵”的臣服；长安成为国际大都会的底气，不在宫阙巍峨，而在“胡乐与雅乐共奏”的和谐。

　　如今，汉长安城的残垣已没入暮色，唐曲江池的烟波已化作平畴，但长安的魂，从未消散。当我们在西安碑林看到“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在咸阳原触摸西汉帝陵的封土，在昆明池畔凝望牛郎织女石像，便能读懂《盛世长安》的深意：文明的延续，从不是冰冷的文献记载，而是“具象”的文化基因，是“居中”理念在紫禁城的回响，是“井渠”技术在坎儿井的延续，是丝绸之路在当代“一带一路”的新生。刘庆柱以数十年考古生涯为基，写下的不仅是一部都城史，更是一部“文明说明书”，让我们看清：中华文明之所以能历经风雨而不绝，正在于它能把“连续性”化作根基，把“创新性”化作活力，把“包容性”化作胸怀，把“和平性”化作底色。

　　长安为镜，映照的从来不是逝去的辉煌，而是未来的方向。当暮色掠过汉长安城的夯土墙，渭水波纹里仍倒映着两千年前的月光；当晨光照亮西安的城墙，现代楼宇间仍能寻见唐长安的坊市脉络。这部《盛世长安》，便是架在古今之间的一座桥，桥上似有张骞的驼队，有昭君的琵琶，有考古学家的手铲，也有我们探寻文明根脉的脚步。

　　终究，长安不是一座城的名字，当我们用《盛世长安》一书解锁长安的过往，也便读懂了中华文明的来路与归途。

　　《盛世长安》的深意，不仅在于还原一座都城的历史风貌，更在于通过长安的盛世图景，让我们重新认识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汲取当代文化自信的力量。书中通过大量考古实证与历史分析，证明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并非简单的重复，而是在继承中创新、在创新中传承；“统一性”并非强制的同化，而是基于文化认同的自然凝聚；“包容性”并非被动的接纳，而是主动的互鉴与融合；“和平性”并非软弱的妥协，而是“协和万邦”的智慧；“创新性”并非无根的标新，而是立足传统的突破。

　　在当今世界面临文明冲突、文化隔阂的背景下，《盛世长安》所展现的文明特质具有尤为重要的现实意义。长安作为国际大都会，以开放包容的心态接纳不同民族、不同文化，通过和平交流实现文明互鉴，这种模式为当今世界的文明对话提供了历史范本。而中华文明之所以能够历经五千年而不断裂，正是因为其“连续性”中蕴含着强大的文化基因，“创新性”中保持着鲜活的生命力，“包容性”中拥有着广阔的胸怀。

　　刘庆柱作为资深考古学家，始终坚持“以考古实证历史”的学术立场，《盛世长安》中的每一个观点都有考古发现支撑，每一段描述都有文献记载佐证。看罢此书，汉唐长安的盛景似在眼前：渭水汤汤，承载着漕运的船只往来不绝；宫阙巍峨，见证着朝会的庄严与礼仪的繁盛；市井喧嚣，回响着中外商人的讨价还价；丝路漫漫，铭刻着文明交流的足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