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里斯托弗·拉什（Christopher Lasch）/文

技术决定论的观念始终宰制着人们对工业革命的一般认识。技术的革新被看作工业化的主要成因，工业化的整个过程被视为纯而又纯的技术革命。然而，新的发明、新的工艺流程，以及科学发现的新应用本身并不足以支配生产的变革。如果不能与社会关系的变革——尤其是劳动力组织的变革——结伴而行，技术变革往往会被现有的社会结构消解殆尽。如此一来，技术变革不仅可能与社会变革背道而驰，甚至可能被用来巩固现有力量与特权的分配。

仅以中世纪的诸般技术改进为例，比如马轭、风车和锯木厂等，它们并未颠覆或者削弱封建贵族的统治地位。相比之下，18世纪和19世纪的技术变革则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这是因为后者是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推翻专权、打破贸易的重商主义枷锁、没有土地的无产阶级的出现，以及劳动者与劳动工具的分离等等的组成部分。这些剧变为工厂制度铺就了基石，使手工生产成了明日黄花，为新型生产创造了全新的、有益于其发展的政治气候。

在此之后，资本主义者先是剥夺了劳动者的财产，又逐步剥夺了他们的技术知识，最后终于宣布了自己对生产的全盘控制。这是工业发展的第二个阶段，它也是大卫·诺贝尔《技术塑造美国？》这部著作研究的主题。在现代科学的成果被应用于工业生产之前，生产流程首先要被分解为数百道工序，并由不同的工人来完成。这些工人不再对一道工序与另一道工序之间的联系了然于心，因此无法控制整个生产流程。由此可见，是社会创新为技术创新铺就了基础，工业技术的先驱者们同样在社会工程中发挥了核心作用。

正是由于这些原因，诺贝尔坚称，技术只能被视为一种“社会生产”（social production）。职业工程师们不仅应该被视为应用科学的专家，还应该被视为社会关系管理的行家里手。诺贝尔指出了工程师这一职业是如何从车间和学校发源的；这一职业的“学院文化”一派是如何成功地把学历变成入职的先决条件的；大学培养出来的工程师又是如何用深奥难解的知识取代了经验法则，并在这一过程中为自己建立起独占地位的。工程的专业化和工程教育的创办作为高等知识的一脉获得了广泛认可，并在企业和大学之间造就了一条纽带。

直到今天，这条纽带仍然是牢不可破的。因此，企业得以把生产的一部分次级成本转移到大学，例如人才培养和基础研究等——很多大学就是由企业部分或者完全出资赞助的。由于内部研究和人才培养的一些早期试验受到了越来越多的批判（这一点在电气行业尤为突出），它们逐渐让位给了一种“合作”运动。这种运动把学术与工业训练糅合在一起，安提亚克大学（Antioch College）就是一个例子。而这本身不过是通向“现代综合性大学（multiversity）分担产业责任”这一全面假设的一个中间步骤罢了。

现代管理中的技术知识正在日趋集中，因此，劳动者的技术知识被剥夺就成了现代管理向前发展所产生的一种顺理成章的结果。科学管理运动把生产分解为多道流程，让劳动者沦为机器的附庸，与之相伴的是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数量的极大增长。这一增长是为了从整体上监管生产过程。老派企业家们对企业的绝大部分运营了如指掌，如今，他们纷纷让位给大学培养出来的产业管理者。后者通常是科班出身的工程师。关于这种从工程师到管理者的转变，人们往往不由自主地把二者看作井水不犯河水的两个不同阶层，而诺贝尔的分析从根本上摒除了这一诱惑。工程师群体未能形成自己的观点，这也是托斯丹·凡勃伦（Thorstein Veblen）在预言“管理者对利润的追求会与工程师对技术效率的追求发生日益激烈的冲突”时希望看到的。恰恰相反，工程师们心甘情愿地让自己的专业技能为一整套生产体系服务。从细处来看，这套体系是高效的；然而，从总体大势来看，它却是极端浪费和有违理性的。

谈到这种横扫一切的非理性，最典型的例证莫过于工业体系对军费和战争支出的依赖。正如诺贝尔所指出的，最能说明问题的是，工程师们并没有把第一次世界大战看作一场文明的浩劫。在他们眼里，这场大战是一次“千载难逢的良机”，因为它把工程师的种种构想变成了现实——它让企业、大学和政府结成了更紧密的合作关系。对此，诺贝尔做的并不是道德上的说教，而是描绘了一幅栩栩如生的画面——“一幅仿佛超越现实的战争场景：作为这场战争的参与者，这些人用一种诡异的轻松心情来感受它的恐怖”；这种战争崇拜的发展也许是最富说服力的控诉，一种针对这些人主导的生产体系的控诉。

尽管如此，诺贝尔最后还是把判断留给了读者。这部著作对工业社会的批判极尽深刻，然而作者并没有用左派的虔诚信念来冒犯读者——就像许多激进学者经常做的那样。这部著作反映了左派学者新的成熟状态，这种新的严密和超然正在悄然改变整个历史学界。一些学者的著作，例如卡罗尔·格鲁伯（Carol Gruber）的《战神与智慧女神》（Mars and Minerva）、斯图尔特·尤恩（Stuart Ewen）的《意识领袖》（Captains of Consciousness）、哈里·布雷弗曼（Harry Braverman）的《劳动与垄断资本》（Labor and Monopoly Capital），以及大卫·诺贝尔的这部《技术塑造美国？》，都在极大丰富着我们对20世纪发生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历史的理解。它们取代了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的阐释。

这部新作的影响力还未得到充分的展现。一旦做到了这一点，它就会把先前诸般解读的粗陋之处毫无遗漏地暴露出来。它还会明白地告诉我们，在经济史、社会史和政治史之间人为划出楚河汉界的传统做法是多么地徒劳无益。而新近解读揭示的正是这些发展脉络的深层统一性：技术变革中暗含的社会变革，美国文化在广告以及产业与教育的相互依赖作用之下发生的变革。有时，现代社会的高度复杂性本身几乎麻痹了人们试图理解它的雄心壮志——最严重的时期莫过于20世纪60年代。可是人们一般认为，那是激荡的十年。到了70年代，理解工业秩序的决心再度复苏——人们想要揭穿它的种种假象，揭开其神秘面纱。从很多方面来说，这一复苏都是70年代最振奋人心的成就之一。

（作者为美国著名历史学家；本文为《技术塑造美国？》一书推荐序）

责任编辑：刘锦平 主编：程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