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面新闻记者 | 王鹏凯

界面新闻编辑 | 姜妍

1975年12月4日，在度过69岁生日不久，汉娜·阿伦特在公寓突发心脏病离世，留下打字机上未竟的标题——“论判断”，这个词与她的其余著作一起，在思想界激起漫长的回响，也使阿伦特成为了少数在学界之外产生广泛影响力的西方思想家。阿伦特的学生理查德·伯恩斯坦曾说，阿伦特1975年去世时，美国和德国以外的知识分子圈中很少有人知道她，但今天世界上遍布着阿伦特的读者。

2019年，阿伦特的学生、纽约大学教授修海乐（Harold P. Sjursen）来到上海，他主动联系当时在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任教的王寅丽，后者是中国最主要的阿伦特研究者之一，在几部专著之外，她还翻译了《人的境况》《过去与未来之间》等阿伦特的重要著作。在会面中，修海乐问王寅丽：阿伦特的社会政治哲学著作完全基于欧美经验，为何会在中国普通读者当中引起广泛兴趣？

在王寅丽看来，从九十年代《极权主义的起源》译介到中国，激发中文世界对权力和不同政体的思考，到21世纪初人们对公共领域迸发热情，再到近几年围绕“平庸之恶”以及身份政治、女性主义的争论，阿伦特的思想总能在不同时代激发人们对当下世界的思考。这些问题吸引着王寅丽与她的学术同伴，并最终结集为《阿伦特在中国：五十年后》这本书。

《阿伦特在中国》

王寅丽 刘文瑾 等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5-11

今天，借着纪念阿伦特逝世五十周年的机会，界面文化邀请到王寅丽以及本书的另两位作者张念和梁晓涵，以圆桌的形式回顾阿伦特给我们留下的思想遗产。这场对话没有过多涉及“平庸之恶”——自提出以来，它就被无数人引用乃至误读，并与阿伦特的形象紧紧绑定在一起。相反，回到了阿伦特思想的起点——“爱”，从博士论文开始，这一概念始终贯穿阿伦特的思考和写作。这更像是三位女性学者对阿伦特的一次追问，关于如何进入公共生活，理解生命经验的差异，以及在今天继续“爱这个世界”。

01 忽左忽右的阿伦特

界面文化：阿伦特似乎一直是一个难以被定位的角色，各个人文学科都在研究她，但又都难以成为“主流”，这反映了阿伦特思想的什么特质或面向？

王寅丽：阿伦特反对称自己为哲学家，她也没有想要构建一套成体系的政治哲学。她的写作更多还是基于对自身政治经历的思考，早年作为犹太难民对极权主义的反思，参与艾希曼审判，以及美国六十年代的一系列政治事件，这些都是活生生的思想，是对当下生命经验的思考，让我们看到政治以及行动在其中扮演了什么样的重要位置。读阿伦特的书，你能感受到理论与经验的不断搏击。

张念：我们不能把阿伦特定位在现代学术体制的谱系里。写了《论革命》之后，很多美国学者攻击阿伦特，觉得她作为欧洲人不够了解美国历史。为什么会发生这种冲突？因为阿伦特的写作和思考与学院学者是两回事，她不是来处理美国历史的，她是处理当下正在发生的事情。从这个意义上讲，阿伦特是20世纪纯粹的思想家，这是思想和哲学的区别，哲学是概念的建筑术，她不在这里面。

阿伦特的写作和思考来自她亲身的创伤和痛苦，她把自己的伤口扒开来，她的伤口就是现代世界和现代人的伤口。阿伦特的思考不只关乎西方经验，而是指向现代人的普遍处境，尤其是脆弱的肉身。你参加工作，或是从一个家庭出生，都会感受到体制化的权力对个体生命的压榨、胁迫和勒索，当生命成为某个装置的材料，生命不会感到痛苦吗？阿伦特可以和现代人这样一种真实的痛苦处境产生对话，这是痛苦对痛苦的回应。

梁晓涵：你不见得要全盘接受阿伦特的所有观点，你甚至可以不同意她对某些概念的定义，但依然会被她在其它问题的深刻洞察打动。阿伦特思想的这种非体系性其实很契合当下思想和信息都高度碎片化的时代，我们从她的只言片语中就能获得启发和共鸣。

界面文化：但另一方面，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阿伦特又时常被左右两派同时批评。

梁晓涵：我想说的是，如果我们把自己固定在当下这种扁平、横向展开的政治光谱中，其实很难真的理解她。因为阿伦特立足的坐标系根本不在这条横轴上，而是在一个有纵深感的历史性光谱中。所以无论是从今天的左还是右去界定她，都会产生某种错位感。

对于自由和平等这两个概念，阿伦特有着非常独特、有别于传统的理解。我们通常会认为自由和平等是不可兼得的关系，仿佛处在光谱的两端。但阿伦特不这么看，她在《人的境况》里写：“平等正是自由的本质，成为自由的意味着摆脱统治者关系上的不平等，进入到一个既没有统治也没有被统治的空间。”阿伦特认为自由和平等本质上讲的都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在这个意义上，自由不再局限于内心的那种意志自由，而是关涉我们在公共空间当中如何共处、彼此联结。我们一直被困在观念的陷阱里，阿伦特指出了这一点。

张念：思想领域的左右之争，很多时候是为了便利而做的话语包装。如果静下来想一想，在政治世界和经验世界里，我们有资格、有能力去区分左右吗？阿伦特的思想牵涉的是我们的经验世界，社会和历史风云诡谲，要有一个强悍的头脑，对即时发生的事情下判断，而不是借助既有的光谱和知识，这需要道德勇气。

王寅丽：阿伦特在反思纳粹极权统治的时候，指出当时很多体面的知识阶层，其实在根据自己一套既有的判断体系来行事，但很快又能轻而易举地接受一个新的体系来替代旧的，她认为这种对教条无批判地接受，造成了后来的道德崩溃。

02 “爱这个世界”是一种罕见的勇气

界面文化：从博士论文开始，“爱”都是阿伦特写作的重要主题，她将自己的政治思想浓缩为一个短语“爱世界”，阿伦特是如何讨论“爱”的？她所说的“爱”与我们在日常话语中对“爱”的不同表述有什么关联吗？因为今天似乎存在一种爱的危机或者说匮乏。

王寅丽：阿伦特在博士论文《奥古斯丁的爱的概念》里特别区分了爱情和友爱。首先是作为激情之爱的爱情（love），阿伦特认为爱是在两个人之间发生的一个事件，二人的距离在爱情中彻底消除，他们被爱情穿透，所以她说爱是无世界的，非政治甚至是反政治的，因为激情之爱只关乎这个人，她用了奥古斯丁的一句话，“爱就是我愿你是你所是”。

相比之下，阿伦特更强调政治性的友爱（friendship），它关乎的是共同世界，人们朝向世界敞开，愿意与他人分享、谈论其中的共同事物，这才是人与人共处的情感。也是一种政治性情感，在《人的境况》里，阿伦特指出，对希腊人来说友爱的本质在于言谈，公民之间只有经常交换意见，才能聚集、形成城邦。

我们今天说爱的缺失、爱的匮乏，现代人谈论爱情可能都不是关心那个人，而是关心自我如何得到最大程度的保护。在阿伦特看来，如果我们不关心那个共同世界，不谈论共同世界当中的事情，爱最终也会枯萎，就像鲁迅的《伤逝》刻画的爱情悲剧。今天很多问题也是这样，家庭可能成为了逃避公共世界的最后一个避难所。

《汉娜·阿伦特：爱、思考和行动》

王寅丽 著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2021-10

梁晓涵：现代人所谓爱的危机可能不是爱太少，或者人们不知道怎么去爱，而恰恰是一种爱的泛滥。更准确的说，现代人会将私人领域的情感投射到政治领域，这是阿伦特尤其担心的，她始终对一种抽象的、宏大的、概念化的爱保持警惕，比如我们把祖国比喻成母亲或爱人，在她看来是很值得怀疑的，阿伦特有一句名言，说她从来没有爱过任何民族或集体，她只爱她的朋友，她唯一相信的爱是对具体的人的爱。

我认为“爱这个世界”在当下格外重要，尤其是在一个加速主义的时代，包括我和身边许多人都容易感到灰心丧气，有一种无能为力又无处发泄的心理状态，但是阿伦特告诉我们，爱这个世界其实是一种非常罕见的勇气，它不是对某个抽象概念的空洞情怀，而是一种顽强的信心，基于它，你不再会冷眼旁观，或是去撕毁那些本就已经非常稀薄、脆弱的共识，相反，即使在最艰难的时刻，你依然愿意通过言说和行动，与他人建立真正的联结，去寻找一种修补、疗愈的可能性。

张念：现代人的爱不是希腊所讲的审美意义上的友爱，这种最本真的内在能力丧失之后，我们怎么去应对世界的chaos（混沌）呢？真实的战争在发生，我们不是全部活在网络意义上的啊。现代个体是一种心理实存，弗洛伊德说这是一个破碎的主体，焦虑和焦灼，缺爱也好，纠结也好，这是阿伦特没有注意到的面向。同时，更年轻这代人对现代经验有非常肉身的体验，他们天然地抵触阿伦特经历的那种意识形态机器轰鸣式的灌输。所以，一边是破碎，一边是意识形态机器的失效，这时我们越是需要在更丰富的维度上理解和考量爱。

03 在荒漠中寻找微小的共同体

界面文化：阿伦特想象了一个人与人“彼此相爱”（diligere invicem）的共同世界，这是一个怎样的世界？今天我们离这个共同世界是更近还是更远？

王寅丽：阿伦特确实有一种对“世界”概念的重建，她认为人的存在有两个条件，一个是复多性（plurality），一个是出生性（natality），基于这两个条件，人们从不同的角度来关心某个事情，并在其中形成一个共同空间。世界既是共同的，也有超越性，我们从上一代人那里继承下来，还要为后来的人保留这样一个世界。

现在年轻人面对一个快速变化、不断碎片化的世界，觉得爱世界很难，因为共同世界本身是脆弱和危险的，正因如此，我们才要去维护它，如果没有这样一个共同世界，你就没有一个空间去学习所谓的人性、自由和尊重。在《政治的应许》里，阿伦特提到，现代社会的人们陷入了一种“荒漠心理学”，世界消失，变成了一个荒漠，人们之间共同的事物都枯萎了，而现代心理学的目标不是恢复世界，而是帮助人们调整自身以适应荒漠，假如我们不能适应，那一定是我们自身出了问题。

张念：爱世界，不是有一个现成的世界让你去爱，而是以何种方式来重建你的世界，或者在这个世界中重生。像大卫·格雷伯这样的人类学家，他们在倡导一种微小的共同体，它是自下而上的，尝试是否可以避免家长和权力核心。这里并不是要回到希腊城邦，而是思考有什么珍贵的东西被我们遗失了。

古希腊哲学家普罗泰戈拉说“人是万物的尺度”，很多人会将它理解为人类中心主义，不是的，这句话说的是希腊人度量他的生活，是以身体感知的尺度，在我们的知觉范围之内。为什么会有烦忧？因为离你最近的是你的自我，对他人也是，我们说的“友爱”，是对活生生的生命的感知。在古希腊，任何事情都可以在广场诉说，一个农民的牛被偷了，他到广场上哭喊，苏格拉底就跑去跟他聊天。在知觉范围之内，我任何的爱恨都可以被看见，在他人面前显现。微小共同体的前提就是在这样一个知觉范围内，我们彼此相互显现，有句话说得好，“你的灵魂在朋友的眸子里面。”

《阿伦特：政治的本原》

张念 著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22-3

界面文化：今天这样的空间可能转移到了社交网络。但它也会有问题，书里写到，在晚期现代，人要么在千人一面的大众里求得一体化的虚假“共同性”，要么躲入私人的内心世界和私人享受中求得虚假的“个性”和“真实性”。

张念：网络会带来遗失。技术再发达，网络也只是保留了语言、图像和声音，通过这一介质，我们交流中的眼神、手势都没有了，你的图像和语言表达有那么准确吗？到最后就变成自己脑补。网络不在意人与人之间相互的显现，实际上还是我在和我自己对话。

梁晓涵：其实阿伦特对公共空间的定义是非常严格的，她会进一步问：到底什么才是公共的，走在大街上就算公共了吗？还是说我们在一个开放的社交媒体上发言就是公共了？显然不是那么简单。我觉得互联网不是阿伦特定义的公共空间，它更像是一个被无限放大的私人领域集合体，我们虽然在微博上发声互动，但大多数人其实并没有走出自己的私领域，去面对与我不同的、有差异的他者。

阿伦特有一个很敏锐的判断，她指出，每当公共空间消失，人们会变成孱弱的原子，因为他们失去了彼此联结、共同行动的能力，这个时候往往就是强人政治粉墨登场的时刻。人们不想再去行动，甚至没有行动的想象力，只是想要寻找一个大他者来庇护我。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呼唤的共同体往往也是有排他性的，不存在复数视角，因为他们太孱弱，没有办法容忍一个跟我意见不一样的人。

04 阿伦特是不是女性主义者？

张念：阿伦特所说的复多性，实际上还要补充一点，就是对异质性的恐惧。在性别维度最大的冲突就是女性经验和男性经验的陌异化，在讨论公共性的时候，她说，我们的复数性首先是男人和女人。这样一种复数性背后，是两个类属存在意义上的差异，只有先理解它，你才可以接受异质性进来。

界面文化：阿伦特将家庭归为私人领域，看似沿袭了西方思想传统中“公共的男人/私人的女人”这一区分，它与女性主义理论长期以来对“私人即政治”的论述存在什么关联吗？阿伦特是一个女性主义者吗？

王寅丽：阿伦特的一些概念确实会受到女性主义的批评，比如她认为女性的生育和家务劳动没有生产性，只是一个周而复始的自然循环，不能彰显人之为人的存在。波伏娃也说过类似的话。但这里面也有再诠释的空间，阿伦特好像在公共和私人生活之间做了对立，但这种二元对立本身是男性社会既有的，男性要突出公共生活的荣耀，把私人生活遮蔽起来。过去批评家务劳动，是因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什么东西都要有生产性才有价值。我们刚才说到爱世界，从维护世界的角度来说，其实劳动也有价值，因为要靠劳作来保持世界的干净，抵御自然的腐败和对人为世界的侵蚀，她说劳动抵御世界衰败的斗争丝毫不算英雄业绩，就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维护和更新。

《人的境况》

[美] 汉娜·阿伦特 著 王寅丽 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1-6

张念：阿伦特重新回到思想场域，其实得益于九十年代美国的一群女性主义者。在接受德国记者君特·高斯采访时，阿伦特说，我从来没有想到我的生物性特质（犹太人身份）会成为一个政治问题，这就打开了特别大的一个现代性面向的新维度。这启发了女性主义对于身份政治的思考，于是她们也开始将女性这一身份引入政治。

在学术领域，公共与私人的区分最初是为了防止权力的过度，这在立法层面可以做到，但在生活经验里面你怎么做得到？回到波伏娃的文本，她说，在一个妻子的眼里是没有总统、将军和银行家的，丘吉尔很伟大，拿破仑很伟大，但只有妻子和情人知道，他们在什么时候耍阴谋，什么时候撒了谎，男性在父权价值系统里的荣耀和光环，在生活世界里是失效的。当这些私人生活的经验，也包括女性的月经、更年期、生育痛苦被看见，具有显著性，就免于羞耻了。阿伦特认为公共性就是敞亮性。

王寅丽：阿伦特的观念里，进入公共领域是一种存在主义的勇气。今天的人确实越来越被卷入到哈贝马斯所说的“生活世界的殖民化”，我看到最近一席的一篇讨论，讲那些年轻的女工，她们刚进入公司工作的时候，还能体会到生活、爱情各个丰富的层面，比如去参加读书会，可一旦结婚、有了孩子，就被卷入到买房、养育，不停劳作的过程。阿伦特可能没有给出什么答案。

梁晓涵：阿伦特认为，如果身处一个等级森严、权力分明的地方，比如现代职场，或者父权制家庭，表达自我的意愿和勇气其实是很难出现的。我们大多数人看似是离开家庭，走进了所谓的公共领域，但我们其实是没有办法去展现独特性的，我们只是面目模糊的劳动动物。现代的“公共空间”看上去是公开的，但其实里面人和人的关系是不平等的，它还延续着私人领域的种种等级秩序。

在《人的境况》里，阿伦特用“小确幸”这个概念来批评资产阶级躲进自己的小世界里，满足于私人生活，这是她对现代世界比较不满的地方，认为人们没有迈出家庭、进入公共领域的勇气和决心，因为公共空间首先是一群走出家庭的人，以自由的身份面对面地相遇，结成一个共同行动、共同言说的关系。

张念：那是不是我们还得感谢女性主义？把这种温馨的、玫瑰色小泡泡式的布尔乔亚家庭梦想给刺破了。

（感谢罗泱慈对本文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