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光明日报）

转自：光明日报

在全球文化地图上，爱尔兰是一个独具魅力的存在。“翡翠岛”的绿色乡野、悠扬的传统民谣、绵密的细雨和热闹的酒馆，共同构成了爱尔兰的文化印记。在众多文化符号中，酒无疑是最具代表性的一个，“爱尔兰式”咖啡独特风味的秘诀正是黑咖啡中所加入的浓烈威士忌，爱尔兰人民对酒的热爱可见一斑。

  对于爱尔兰文化身份的构建而言，酒不仅是一种饮品，更是一种语言，一段关于历史、身份与情感的叙事。这种关于酒的叙事被深深刻画在爱尔兰社会文化生活的诸多方面——在令人瞩目的文学传统中，作为核心意象的酒，影响彻骨且绵长；在烟火气浓郁的社交生活里，酒馆已经超越物理空间属性，成为爱尔兰人的国民社区和心灵家园；在风云流转的公共话语传播领域，酒文化话语的变迁成为理解爱尔兰国民价值重塑和国家标识构建的重要线索。文学世界与现实空间紧密相连，百姓日常与国家形象熔于一炉，历史传统与世风时韵交相辉映，三者共同构成了爱尔兰酒文化叙事变迁的绚丽回响。

爱尔兰文学中的酒与人

  近现代以来，从斯威夫特到王尔德，从叶芝到希尼，从乔伊斯到贝克特，出自爱尔兰的文坛巨星不胜枚举，与其区区四五百万的人口形成鲜明对比，也难怪英语世界普遍认为爱尔兰盛产作家和诗人。在爱尔兰文学文本中，酒是探寻文学魅力的核心密码之一：弥漫在文字间的酒香，酒馆的灯火与酒杯的碰撞，早已不只是风俗的点缀，而是与民族记忆和文学书写交织所形成的一种共生关系。那些小说家、诗人、剧作家，都在酒的氤氲中写下对生命的体悟。走进他们的文字，就像推开一间古老的酒馆：木桌上搁着半杯未尽的啤酒，空气里弥漫着潮湿的风与老柜台的旧木香气，故事在微微的晕眩中开始。

  在詹姆斯·乔伊斯蜚声文坛的短篇小说集《都柏林人》中，作者以其冷峻而悲悯的笔触，勾勒出一个在酒气与道德之间摇摆的城市。这幅画卷中，酒的意象作为穿梭于城市群像间的叙事线索，精准映照出都柏林人在传统道德压抑与社会陷入凝滞之时，于平凡日常中寻求慰藉、逃避乃至片刻超脱的复杂心境。而在乔伊斯现代主义巅峰之作《尤利西斯》中，酒的意象从集体困境转向了现代个体在都市丛林中寻求到的片刻慰藉。小说的第八章，主人公布鲁姆在下午一点饥肠辘辘地走进了戴维·伯恩酒馆。不忠的妻子，失意的工作，纷至沓来的琐碎麻烦，所有白昼的喧嚣使他身心俱疲，但当他推开熟悉的酒馆房门时，灵魂暂时觅得一处宁静港湾。一杯勃艮第葡萄酒与一份三明治，让他得以在不确定的世界中，重新锚定一丝确定的美好与安宁。乔伊斯将酒的物理慰藉与人物复杂的精神需求融为一体，使其成为现代人在疏离中寻找联结和片刻温暖的生动写照。这家酒馆是真实存在的，每年的“布鲁姆日”（6月16日），人们都会在这里举杯欢聚，戴维·伯恩酒馆由此成为一座联结文学与现实、孤独与共情的灯塔，以见证普通人在世俗生活中寻得的尊严与光亮。

  如果说乔伊斯用酒馆的微光照亮了都柏林人的精神困境，那么二十世纪的戏剧家西恩·奥凯西，则让以酒为核心的图景成为映照爱尔兰社会冲突与底层命运的棱镜。他的戏剧作品中，酒是人们在硝烟与贫困的夹缝中寻求片刻尊严与慰藉的“飞地”。在《犁与星》里，1916年复活节起义的枪声与酒馆内爱国者高举酒杯的激昂演说形成刺耳的和鸣，酒精既点燃了虚幻的英雄主义，也暴露了革命理想与现实牺牲之间的残酷断层。在《朱诺与孔雀》中，酒则直接成为导致家庭崩溃的诅咒，男主人公在夸夸其谈与酒精中逃避责任，将家庭推向苦难的深渊，杯中之物在此是困境的诱因而非解药。奥凯西以独特的视角，描绘了工人们在酒馆中或争论政治、或放声歌唱、或只是沉默凝视杯底泡沫的复杂群像。他笔下的酒馆绝非简单的放纵之地，而是汇聚了希望与绝望、呐喊与沉默的社会显影液，精准折射出时代洪流下个体的挣扎与坚忍。

  在爱尔兰诗歌传统中，酒的意象并非总是直白地流淌于字面，而是经常作为一种深邃的文化底色与精神催化剂，潜隐于诗行的节奏与氛围之中。帕特里克·卡瓦纳让酒神驻足于都柏林的街角，将酒馆构建为一个可供灵魂探索与栖居的隐喻空间，他著名的歌谣《在拉格伦路上》就诞生于一次酒馆邂逅，诗中所描绘的爱情在酒香中发酵，失落也因此变得温柔。谢默斯·希尼笔下的酒则充满了土地的厚重与社区的体温，在《黑莓采摘》一诗中，美酒的转瞬即逝，赋予该意象深刻的辩证性：它既是自然丰饶的顶峰，亦是腐败消亡的开端。初熟的黑莓被描绘为“沉淀下来的美酒”，将夏日精华凝练于果实之中，这种“鲜美的滋味”并非单纯的甘甜，而是以其醇厚与短暂性同时点燃采集者的欲望与忧思。叶芝的诗歌里关于酒的描写并不频繁，却始终弥漫着那种轻微的醉意——诗与酒共享一种“超越现实”的节奏。他的《酒歌》让酒回归其本真的文化底色，它是流动的集体记忆，也是维系社群共情体验的古老纽带：

  美酒饮于口中，

  爱情收于眼底；

  此乃吾辈所知之真理，

  在老去并离世之前。

  我将酒杯举至唇边，

  看着你，不禁叹息。

  在爱尔兰文学的肌理中，酒的意象，往往超越了简单的欢愉与放纵，呈现出一种深邃的矛盾性。它既是慰藉的港湾，又是一种困顿的隐喻。但从本质上看，乔伊斯笔下的孤独，奥凯西舞台的抗争，叶芝与希尼的诗意，都用一杯酒讲述了同一个主题——人如何在困境中仍然歌唱。这种在沉醉与清醒、社群温暖与个体孤独之间的永恒张力，巧妙地映照了爱尔兰民族性格中的忧郁与坚忍，文字中流淌出最为清醒而悲悯的回响。

爱尔兰酒馆的社交变奏

  纪录片《爱尔兰酒馆》由爱尔兰电影局于2013年出品。导演亚历克斯·费根在提及他拍这部电影的初衷时曾说，是为了“记录一个国家的笑声”。走进一间爱尔兰酒馆，就像翻阅一部地方志，门楣上的木刻，吧台后泛黄的账本，墙上半世纪前的赛艇合影——所有日常物件都在默默流淌出同一个故事的各个侧面：这里曾有人哭过、笑过、合唱过，也曾有人在角落里低声想把世界说完。

  爱尔兰酒馆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中世纪乃至更早的集市与驿站。阿斯隆的“肖恩酒吧”作为爱尔兰历史最悠久的酒家被认证并载入吉尼斯世界纪录，口述与考古证据交织出其1000多年仍屹立不倒的传奇历史。而“黄铜头酒馆”则是都柏林最古老的酒馆，虽然现有建筑确定为十八世纪所建，但有文献记录显示，该址作为招待所的历史可上溯到中世纪。这样的“最古老”叙事不仅是旅游卖点，更是一种文化记忆的锚点。

  爱尔兰酒馆的规模或许不大，却成为社区生活的重心。在爱尔兰大多数村落，酒馆曾作为邮驿和杂货店存在，是代收信件、商议村务的公共舞台，既满足了货物流通的需求，也承担了信息传播与民间自治的功能。国家对酒馆的管理也成为其公共身份变迁的表征。从早期没有统一许可证制度，到十七世纪开始出现系统的“执照”管理，再到随后数世纪法律与行政规制的不断演变，都把酒馆纳入公共秩序的视野。到了近代，国家与地区法院对酒类销售的许可体系更为制度化，酒馆既是私营商业，也是公共治理的对象。这些历史与规制的变动并非冷冰冰的法条，而是直接影响到社区的日常生活与社交形式。

  纪录片导演亚历克斯·费根走访了爱尔兰许多家族式酒馆，镜头里的人物既有四代守业的掌柜，也有把酒馆视作“第二个家”的常客。布伦南家族小酒馆的故事便是爱尔兰酒馆文化传承的一个缩影：祖孙三代在同一柜台后忙碌，吧台木纹上留下几十年间擦拭、倒酒、签账的痕迹，老酒保熟练地擦拭酒杯，常客走进门便得到“欢迎回家”的招呼。一位常客对镜头说：“我来这儿不是单纯为喝酒，而是为了被倾听。”一位退休铁路工人，每天傍晚都会来这里，点一杯黑啤，讲亡妻的故事。他讲得很慢，但没人催他，酒保甚至在吧台上轻轻敲了三下，示意全屋安静，那杯酒便不再是痛苦的麻醉，而是集体的温柔托举。在克莱尔郡的麦克唐纳之家，冬夜的风吹得门板微颤，屋里却暖得像旧毛毯。火炉旁的木椅上坐着几个村民，其中一位老渔民带来了手风琴，旁边的年轻人跟着哼唱。墙上挂着上一代渔民的照片，照片里的人脸被严霜吹得粗糙，他们的故事如今被坐在炉火旁的人轻声复述。纪录片镜头所捕捉的，都是朴实无华的细节：客人与酒保交换的地方新闻，临时上场的吉他手，酒馆外一串串晒干的渔网乃至墙上修补过的赛艇照片，都共同构成一种“日常的仪式感”。酒馆中那些微小而重复的动作本身就是社群记忆与认同的建构方式。纪录片中，许多乡村老人说：“如果没了酒馆，我就只能回家看墙了。”这句玩笑话背后，是爱尔兰人对社群的依赖。

  进入二十一世纪，和许多传统一样，酒馆文化也面临着现实的冲击。首先是公共卫生法规：2004年爱尔兰实施全面禁烟令，酒馆从此不再烟雾缭绕。有人怀念过去那种“烟雾像记忆一样厚”的夜晚，也有人觉得酒馆因此更明亮、更清爽，孩子也能跟父母一起走进来。无论褒贬，这项法令确实改变了酒馆的社交方式：空气更干净了，对话也逐渐成了真正的主角。更严峻的挑战来自经济与人口变化。过去十几年，许多乡村酒馆陆续关门，小地方的年轻人去城市读书、工作，留守的人越来越少，加上运营成本上涨，不少老酒馆只能关张大吉。对当地老人而言，那不仅是“关了门的店”，更是一个社交坐标的消失。

  但爱尔兰人并没有轻易放弃传统，许多幸存下来的酒馆开始寻找新的方式继续呼吸。有的把周末变成传统音乐夜，把民间艺人请来演奏古老的舞曲；有的推出手工啤酒品鉴会，邀请酿酒师讲述配方、原料与背后的故事；还有的干脆把酒馆变成“文化据点”，白天的营业内容变成了办修船课、绘画课、故事会。酒馆的变化映照出社会的流动：从乡村角落到城市街头，从无电视的聊天到Wi-Fi覆盖的直播，从男性聚集到家庭共享，酒馆不断重塑自己，却始终保留那份“在场”的温度。

公共话语中的酒文化叙事变迁

  如果说文学与酒馆保存了爱尔兰的精神，那么公共传播话语的变迁则揭示了酒文化与国家命运的紧密联系。在爱尔兰，人们常说“酒里藏着这片土地的脉搏”。这句听来浪漫的话，其实暗示着一个更深刻的现实：酒文化在公共话语中的位置，始终随着社会变迁而变化。从十九世纪的禁酒誓言，到二十世纪的国家品牌塑造，再到二十一世纪兴起的精酿运动，酒杯里的声音不断更迭，也折射出这个国家及其国民如何理解和讲述自身。与文学与酒馆里的日常叙事不同，公共话语中的酒文化不是生活的背景，而是一面镜子，映照出时代的烙印。

  十九世纪的第一重声音，便是一句句写在誓言书上的“我愿戒酒”。1838年，科克的道德家西奥博尔德·马修发起了“大节制运动”，那时的爱尔兰贫困加剧，家庭结构脆弱，社会秩序摇摆，酒被视为导致混乱的诱因。马修在社区广场向数千人宣讲，号召民众立下“节制誓约”。短短几年内有无数人加入，集市和广场上，人们排队在誓言册上写下自己的名字。禁酒不只是一项道德训诫，更是一场“自我重整”的社会运动。尽管大饥荒的到来冲散了这股力量，生活的苦难让许多誓言无法坚持，但禁酒留下的影响却深刻持久：它开启了饮酒作为“国家议题”的公共讨论，使酒在集体记忆中带上了自律的色彩。

  到了二十世纪，酒的公共形象经历了一次戏剧性的翻转：从需要戒除的诱惑变成可以代表国家形象的符号。民族独立的成功和工业化的到来，使爱尔兰急需构筑新的文化认同，而酒类品牌恰巧成为最具显示度和国民性的表达载体。健力士酒厂自1759年在圣詹姆斯门扎根以来，逐渐成长为爱尔兰最成功的工业符号。到了二十世纪中期，它的广告遍布欧洲与北美：长颈鹿托着巨大的啤酒杯，海豹顶着标志性的黑啤，工人手持酒桶，形象轻松、幽默又充满力量。这些广告传递的信息并不只是“这是好啤酒”，而是“这是爱尔兰人的性格”，在无形中也塑造了“喝酒是健康、勤勉与忠诚的生活方式的一部分”这一公共话语。对于海外几百万爱尔兰裔而言，一杯黑啤更是漂泊中的锚——在伦敦、波士顿或悉尼，只要走进一家挂着健力士招牌的酒馆，家乡的味道便随之而来。酒从被怀疑的对象摇身一变，成为国家形象的一部分，让公共叙事中的酒第一次有了自豪的光芒。

  快速变化的二十一世纪又带来了新的声音——精酿运动，一次来自小规模酿造者和年轻消费者的价值重塑。与工业品牌的宏大叙事相比，精酿强调的是“地方”“手工”和“个体叙事”。精酿酒吧的崛起让年轻人第一次以参与者的身份加入酒文化：他们在吧台讨论麦芽品种，试喝不同酒花的香气，甚至在家尝试自制啤酒。在社交媒体时代，一杯酒不只是味觉体验，更是表达价值观的方式——环保、可持续、本地性、小规模，都成了新一代消费者的关键词。精酿运动让酒的公共话语从“国家认同”走向“个人认同”，从讲述民族故事转向讲述自己的故事，把饮酒重新变成一件与土地和社区紧密相连的生活实践。

  从禁酒誓言、国家品牌到精酿浪潮，三种叙事看似对立，实则互相嵌套——禁酒留下了“反思的能力”，品牌时代培养了“讲述国家故事的能力”，精酿时代则唤醒了“讲述在地与自身的能力”。酒杯里的泡沫在变，公共话语的气味也在变，但爱尔兰社会讲故事的方式始终连贯：他们不断让酒成为观察自我、重塑认同和凝聚社区的媒介。当夜色在都柏林河边落下，酒馆的灯照亮街角，老旧教堂的石墙上仍刻着“节制”二字，博物馆里陈列着早期健力士的广告画，而街角小酒吧中，年轻人正举杯庆祝他们的“第一桶”成品。

  回顾爱尔兰酒文化叙事的变迁，我们看到的是一条悠长却温暖的脉络：爱尔兰人把酒当作写在文学里的诗句、嵌在酒馆里的乡愁和裹挟在公共话语风向中的馨香。酒，不再是单纯的饮品，而是一种记忆的形状、一种共同的语言，也是一种讲述自我的方式。无论是作家笔下的浓雾、酒馆里回响的民歌，抑或公共传播中不断变换的话语，都映照出一个民族在风雨中寻找自己的姿态。

（作者：喻冬，系大连外国语大学爱尔兰研究中心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