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长安街知事

2025年，中国科创领域最大的惊喜要数“杭州六小龙”的横空出世。

DeepSeek一度登顶多国APP下载榜，宇树机器人在春晚舞台扭起秧歌，游戏科学开发的《黑神话：悟空》全球圈粉……杭州科创企业一连踩中几个风口，让人好奇“六小龙”是怎样炼成的？可以被复制吗？在“六小龙”的背后，是一个什么样的科创生态？

曾深度参与浙江科技创新事业的十二届浙江省政协副主席、浙江省科普联合会会长、浙商发展研究院院长周国辉在接受长安街知事（微信ID：Capitalnews）采访时说，“六小龙”看似是突然的爆发，其实是一个长期培育的过程，是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磨一剑。

浙江不止有“六小龙”

知事：今年，“杭州六小龙”进入公众视野，让全国都关注到了浙江的科技创新。 就您看来，浙江的科技创新经历了几个阶段？有哪些标志性的事件？

周国辉：我认为大致可以分为这么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民营经济的起步，以草根创业与要素驱动，大致发生在改革开放初期到20世纪末。这个阶段主要标志是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和“块状经济”的蓬勃发展。此时的科技创新，更多体现在二次创新和模仿创新，企业通过引进、消化、吸收和再创新，在轻工纺织、小商品领域形成了比较强大的市场竞争力。

第二阶段发生在21世纪初期。2003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同志作出了“发挥八个方面的优势”“推进八个方面的举措”的决策部署，简称“八八战略”。在这一战略的指引之下，浙江开始“腾笼换鸟”和“凤凰湼槃”，从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从“二次创新”转向应用性基础研发，以此来突破发展瓶颈。这个阶段，阿里巴巴带动了浙江数字经济的飞跃，海康威视在安防领域确立了全球领先的地位，这些都是鲜活生动的例子。

第三个阶段大致发生在党的十八大前后。浙江开始以科技创新引领，逐步地摸索发展新质生产力，融入到全球竞合的大环境中。这一阶段的标志性企业除了阿里巴巴，还有今年“六小龙”等一批具有全球影响力、竞争力的科技企业，它们是集群式出现的。以此为代表，浙江在数字经济、生命健康、新材料等前沿领域形成了相对的规模优势。企业的科技创新更加注重原始创新和颠覆性创新，政府也致力于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创新策源地。

9月25日至29日，第四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在浙江杭州举办。新华社发

知事：在“六小龙”之外，浙江还有哪些科创成果值得关注？

周国辉：浙江的科创成果有不少。比如浙江大学牵头建设的超重力离心模拟与实验装置、良渚实验室夏宏光教授团队自主研发的全球首个选择性线粒体自噬诱导剂TJ0113，纤纳光电研发的平米级钙钛矿组件及基于该技术建造的全球首条百兆瓦钙钛矿量产线、之江实验室等单位联合研制的多孔合金材料模型，以及海康威视的摄像头、贝达药业的小分子靶向药、林东新能源的潮流能发电技术等，在各自的行业都举足轻重。

政府要当好“园丁”

知事：您曾说，“创新或许不可以被计划，但可以被哺育、引导、催生”。请问这句话怎么理解呢？

周国辉：“创新不可以被计划”指的是创新的本质是探索未知，其具体的路径、时间、成果，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和随机性，不然就不叫创新了。

政府无法像规划工程项目一样精准地去规划哪些人在哪个时间产生哪种颠覆性的技术。但政府可以并应当扮演园丁的角色，其核心的工作是营造适宜创新的生态环境，让创新的种子自然地萌发、茁壮地成长。

首先，政府要夯实制度的基础，构建一个保护产权、维护公平竞争的法治环境，这是建立创新的基石。

第二，要舍得投资基础研究，持续稳定地支持高校和科研院所开展基础研究，为企业提供创新的源头活水。

第三，要提供公共的平台，包括众创空间、特色小镇、科技孵化器等，建设一些共享的、实用的科研基础设施，降低企业尤其是初创企业的研发成本和门槛。

第四，精准的产业引导，可以通过产业规划、创新目录等来释放信号，但需要避免直接地制定技术路线，更多地采用需求侧的牵引，通过政府的采购、应用场景的开放等方式，为新技术、新产品提供早期的市场。

科创的哺育者和引导者主体是政府，但不只是政府，还包括高校、科研院所、风险投资公司、科技中介等多元的创新主体，它们共同构成创新的生态体系。

宇树科技人形机器人G1。新华社发

知事：对下一个科技风口，您有什么预测？

周国辉：我不是预言家，但基于现在的新的科技革命、技术演进的趋势和全球的重大的需求判断，我认为风口可能产生在以下的几个交叉领域：

人工智能与生命科学的深度融合，包括基于AI的药物创新、药品研发、精准医疗、脑科学等；先进制造与新材料，像智能机器人、增材制造、3D打印、高性能的复合材料等；新能源技术与碳中和路线，如高效的光伏储能、氢能和智慧电路；量子科技，虽然处在早期，但是它在计算、通信、传感领域的潜力很大。

我们不必“等风来”，风口是可以通过持之以恒的技术投入、基础投入，开放包容的创新生态，以及富有远见的产业引导被有效地培育、灌溉出来的，最具代表性的例子就是我国的新能源汽车产业。

总之，政府要有产业政策，但政策应富有弹性，不能太僵硬，因为形势的发展有时候会远超我们的预见，需要因时、因地制宜。做好了这些工作，相信“六小龙”的出现只是开始，未来会有更多的“小龙”。

创新周期很长，但“功成不必在我”

知事：您说科技创新要奉行“长期主义”。作为领导干部，如何看待个人任期有限，而科技扶持见效周期较长的问题呢？

周国辉：从政府角度来看，首先，要创造公平稳定的预期，要建立一种清晰、透明、稳定的规则和制度，让企业家能够对未来形成一个稳定的预期，所谓“有恒产者有恒心”。

第二，要保证要素通畅地流通。保障人才、资本、技术、数据等要素能够根据市场的信号高效地流动和配置，不能割裂。

第三，要实施包容审慎的监管，政府对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一定要保持包容度，要实施沙盒监管等柔性的方式。

第四，就是营造浓郁的创新文化，要大力弘扬企业家精神，比如浙江的“四个千万”精神，尤其是要宽容失败，鼓励冒险与合作。

“长期主义”涉及到领导干部如何做的问题。从个人角度来说，领导干部应该树立“功成不必在我”的政绩观，将科技创新的长期投入视为战略投入，而不是一种任期内的显性政绩。每一任都要为下一任打基础，一张蓝图绘到底。

第二，想要建立长期的机制，就要推动将重大的科技决策、研发投入等要通过地方立法、中长期规划等形式固定下来，避免因领导更替而中断。我们不仅要看GDP数字，还有R＆D（研究与试验发展）的指标。

第三，要改革考核的评价体系。对于研发投入强度、高新技术企业的培育、创新生态的建设等长期性的、基础性的指标，提高它们在干部考核中的权重。

最后，要发扬“钉钉子”精神，持续地聚焦一些关键的领域，深耕细作。“六小龙”就是一个非常好体现，它们看似是突然的爆发，但其实经历长期培育的过程，是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磨一剑。从这个角度来说，浙江一直在做的不是种几棵树，而是育一方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