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魏风华同名小说改编的《唐朝诡事录》（以下简称《唐诡》）作为一部志怪单元探案剧，凭借人物的奇谲、案件的奇诡和视效的奇观等特质，为观众整体呈现出一种情与理相合、奇与真相融的创作风格，可谓奇异想象赋能类型的一次创新探索。更难能可贵的是，穿过这种种奇谲、奇诡乃至奇幻的元素，《唐诡》能聚焦和影射有价值的现代社会议题，这种倾向在最近热播的第三部《唐诡之长安》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凸显。虚构的借龄骗局（“借龄者”单元）与现实中的老年人欺诈何其相似，成佛寺的谣言四起导致香客绝迹（“成佛寺的哭声”单元），又让人不由联想到现实社会中网络谣言的巨大杀伤力。而最令人回味悠长的，则是“去天尺五”单元所关照的重大主题——士族的荣耀与悲凉，及其背后所隐含的千年议题——出身与公平。

范阳卢的骄傲和焦虑

“范阳卢凌风”、“我乃范阳卢氏！”——在《唐朝诡事录》三部曲中，类似的自我介绍或自我强调一直是卢凌风的标志性话语。每当这位少年将军一脸骄傲地报出这姓氏，无论是嚣张的恶霸还是狡猾的官员，无不瞬间变色，气势顿减，似乎这句话蕴藏着无上荣耀和无穷力量。是的，这简单的五六个字背后，隐藏着中古中国一个绵延数百年的顶级门阀传奇，也揭示了一个身处复杂政治漩涡的年轻人的身份焦虑与自我认同。

要理解卢凌风的骄傲，首先得了解范阳卢氏在历史上究竟有多“牛”。从历史源流看，范阳卢氏出自姜姓，为齐国后裔，因封地卢邑而受姓卢氏。秦代有博士卢敖，其后代迁居至涿水一带，以范阳为郡望。真正让卢氏跻身顶级士族的是东汉大儒卢植——这位配享孔庙的二十八位大儒之一，竟还平定过黄巾之乱，被曹操誉为“士之楷模，国之桢干”。北朝时期，北魏孝文帝下令将拓拔氏改为元姓，并特别指定了北方五姓：范阳卢氏、清河崔氏、荥阳郑氏、太原王氏和赵郡李氏（其中前四姓可与北魏皇室缔结婚姻），标志着魏主逐渐步入门阀政治。而范阳卢氏一族娶了三位北魏公主，被视为莫大荣耀。

隋唐时期，以北朝时的北方五姓即卢、崔、郑、王、李最为尊贵，因李姓和崔姓各有两大分支，共形成七大郡望：陇西李氏、赵郡李氏、博陵崔氏、清河崔氏、范阳卢氏、荥阳郑氏、太原王氏。这便是构成唐代社会最顶层的贵族圈，史称“五姓七望”。唐太宗曾下令修编《氏族志》，将皇族列为第一等，外戚为第二等，而将这些传统世家降为第三等，试图以此来压制士族的影响力。然而，数百年的社会声望绝非一纸政令所能改变。盛唐宰相薛元超曾感慨：“此生所遗憾者，未能娶五姓女！”这位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竟因没能娶到五姓家族的姑娘而深感遗憾，顶级士族在唐代的影响力可见一斑。

也正是在唐代，范阳卢氏的势力和影响力达到顶峰。据《新唐书·宰相世系表》记载，唐代先后有八位宰相出身于范阳卢氏，即有唐一代平均每三十多年就有一位卢姓宰相执掌朝政，如此的政治影响力，在唐代士族中极为罕见。更令人惊叹的是，自汉末至唐代六百多年间，卢氏有记载的名人多达840余人。难怪在《唐诡》第一部中，卢凌风二十几岁就官至金吾卫中郎将（正五品）。在门阀世家势力犹存的唐初，这样的快速升迁，对于范阳卢氏这样的士族高门来说，并不意外。在文化领域，卢氏同样人才辈出——仅诗人就有卢照邻、卢藏用、卢纶等多位，形成了颇具影响力的文学家族。

对于不熟悉中国历史的观众，卢凌风反复地自报家门似有“显摆”之嫌，实则符合唐代的社会风俗——这种自报郡望的行为在唐代士族社会中确是常态，而绝非编剧的凭空想象。进一步而言，在门阀观念盛行的中古时期，自报“范阳卢氏”远不只是简单的自我介绍，更是一种高效的社会身份认证系统。这有点类似于现代人在某个社交场合出示顶级学历、家族背景与职业成就的复合型名片或简历——它向他者传递了多重信息：我的家族有着最高的社会地位，我受过最好的教育，我的政治立场与皇室密切相关。而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这种行为是一种典型的社交框架操控——通过先声夺人地设定价值评判标准，迫使对方在自己熟悉的赛场上进行较量和心理博弈。

然而，卢凌风对“范阳卢氏”这一身份的执着，远超出其应有的社交功能。根据剧中设定，卢凌风虽出身范阳卢氏，却有着极为复杂的身世——他实为公主的私生子，后被范阳卢氏收养。这种特殊背景造就了他内心的极度自尊和敏感。对此，编剧魏风华解释，卢凌风“从小陪太子在东宫，且出自四姓高门范阳卢氏，少年得志为金吾卫高官”，但同时又有“童年的阴影”。这种矛盾背景塑造了一个看似傲慢、实则内心充满不确定性的年轻官员形象。剥开“范阳卢氏”的华丽外衣，卢凌风本质上是一个在矛盾中挣扎的孤独灵魂。扮演者杨旭文曾透露，他认为卢凌风的底色是悲凉的。这种悲凉源于他“虽然身份很多，但是其实是在任何一个地方都找不到绝对的认同”。

纵观《唐诡》三部曲，卢凌风是比皇家还要高贵的范阳卢氏，却效忠于太子；他又是公主的私生子，却与母亲的政治立场相左；他还出身高门士族，却又心怀大唐社稷。就这样，在众多关系网的撕扯下，他却找不到真正的归属。就连被贬时也不会回范阳老家，因为“范阳卢氏不需要失败者，只需要光耀门楣的人”。于是，一次次大声报出“范阳卢氏卢凌风”，仿佛成了他确认自我存在的唯一方式。通过重复这个最能被社会认可的身份，卢凌风为那个被各种力量拉扯的自我提供了一点暂时的稳定感。广大网友和观众对卢凌风这种行为的感受各异，从厌恶到理解，从嘲讽到共情，不一而足。而这些不同反应，恰恰反映了我们自身对社会阶层、个人价值与身份认同的不同态度。

士商矛盾的背后

“去天尺五”单元中，随着通济坊又一具商人尸体的被发现，长安一个月内商人被杀案已有7起之多。苏无名站在长安城沙盘前，试着将死者所在的坊所位置连贯起来，他不由地倒吸一口冷气，因为这赫然是一个“士”字。“城南韦杜，去天尺五。”意即距离天空只有一尺五寸，这既形象又夸张的说法，道出了韦杜两家的门第之高、权势之盛。而在古代的话语体系中，天又象征天子，成年人的一臂恰巧也是一尺五寸。因此，“去天尺五”实则暗喻韦杜两家为皇帝的左膀右臂、股肱之臣。这句流传长安的民谚，在剧中竟成了死亡的预告，其背后暗流涌动的乃是盛唐前夜士族与商人间的尖锐矛盾。

在富贵并列的今天，我们往往下意识地将富与贵视作同等的待遇，经常听人说某某场合或某某小区里，都是“非富即贵”。但在中国古代历史的长河中，富商与权贵之间，永远隔着一道难以逾越的天堑。彼时的社会阶层中，士族位居士农工商的首位，而商人则处于鄙视链的末端。长期以来，出身好、门第高的士族把持朝堂，而商人空有财富，却缺乏社会地位和政治权利。当社会地位和经济实力严重不对等时，必然会出现阶层对立。因此，韦韬与杜玉的连环凶案，看似只是由于两家出土阀阅被破损而导致的偶发事件，但从“五姓七望”齐聚韦家、休戚与共的后续故事来看，士族与商人的冲突实属必然。

“去天尺五”单元中的桩桩血案，与其说是士族对商人的打压，不如说是门阀对皇权的挑战。在崔卢郑王李的一众大佬中，最能代表士族利益诉求之人乃是——崔相。纵观《唐诡》三部曲，细心的观众不难发现，除了专职破案的六人小分队，以及李家兄妹、姑侄属于常驻嘉宾外，崔相是少有的贯穿全剧的关键人物。作为太平公主的心腹，崔相经常怀揣歪心思、小动作不断。他在公主面前看似毕恭毕敬，却又阳奉阴违，一直打着自己的小算盘。直到“去天尺五”单元，崔相终于卸下面具、彻底不装了。在韦韬大办庆贺“阀阅出土”的宴席间，崔相将卢凌风单独引出，并说了这样一段推心置腹的话：

现今的天子，当初和崔某做过邻居，如果我愿意，天子登基时，我便可以成为新贵，我没有这么做，因为我不是世间所传的小人，更没有攀附公主为自己谋取权力。崔某心中的理想，是像北魏重臣崔浩那样，建立一个博学与高官合一的士族朝廷。当然，最后他失败了。但我仍在努力，一旦成功，天子只管做天子，政事则由我们士族来管。

彼时的大唐，天子与公主是朝堂上明争暗斗、水火不容的两股政治势力。崔相之所以要投靠太平公主，并不是因为他看中公主雄才大略、有天后风范，而是因为他单纯地反对天子，因为皇帝动了士族的蛋糕。剧中，崔相曾颇为愤慨地说，“前隋废九品官人法，开设科举考试，普通士族子弟为入仕途，不得不参加科考”。在隋代以前，六朝时期的选官制度为九品中正制，也就是崔相口中的九品官人法。这种干部选拔任用制度，才能不重要，出身才是王道。只有高门大户、士族门阀才能有晋升的机会。而到了隋代，随着科举制的创立，大量的寒门庶族可以通过科举的方式实现仕途，门阀统治不再是铁板一块，作为“五姓七望”的代表，崔相才会怀念东晋时期的朝堂格局。

然而，崔相的算盘打得再好，却终究抵不过时代的洪流。九品中正制也好，察举制也罢，迟早都将进入历史的垃圾堆。“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崔相或许永远也没有意识到，属于士族的辉煌时代正在加速走向终结。在此，不得不提到剧中一个极为精彩的细节性伏笔，那就是少年颜真卿的惊艳出场，这绝不是可有可无的闲笔，而是某种极为重要的暗示。这位日后的书法大家，此时正代表着新兴崛起的寒门势力。历史上，颜真卿确实是通过科举入仕，最终成为一代名臣。而在剧中，这位苏无名口中“日后必成大器”的寒门子弟，暗示着整个时代正在悄悄发生着某种巨变。

尽管崔相想利用公主的势力来实现自己建立“博学与高官合一的士族朝廷”的宏愿，但皇帝也不是吃素的。为了能够牢牢地控制朝堂，李隆基打出了御史巡察+选拔官员的组合拳。第二部《唐诡之西行》中，他先后安排谢念祖等人巡视地方、整顿吏治，又接连提拔了拾阳县令独孤暇叔、云鼎县令皇甫坛等一批新晋。某种此消彼长的趋势已不言而喻。因此，韦杜维护的不是阀阅上的几块断石，而是正在崩塌的阶层壁垒；而商人挑战的也不是几个士族，而是延续千年的等级制度。但他们至死也不会想到，一百多年后，一个屡试不中的私盐贩子打进了长安，带走了五姓七望、城南韦杜最后的荣光。

苏无名的冷汗

案件破获并不是结束，而是另一场大戏的开始。天子与苏无名在大殿上的对话充满了暗流涌动的心理博弈。天子首先表示要授予苏无名官职，而苏无名却谦逊地推辞，并借机为卢凌风请功：“然此案能破，多亏卢凌风将军冲锋陷阵、护驾有功，其才远胜参军之职，更当提拔。臣一介白衣，不敢先受封赏。”天子则立刻正色斥责道：“该不该提拔，用得着你置喙？朕赏罚自有尺度！官你不当，是等着公主斜封授官，暗结私党吗？”这一刻，空气凝固了，实在比案发现场还要令人窒息。一颗硕大的汗珠子顺着苏无名的后脊梁骨滚下来，大约比他在鬼市里面对成群的毒蛇时还要冷上几分。

当苏无名还沉浸在把城南韦杜送上断头台的正义感中时，御座上的李隆基心里盘算的却是怎么把这位狄公弟子的剩余价值全部榨干。于是，他抛出了意味深长的“万年县尉”一职，苏无名知道不接受就是送命，只得谢主隆恩。天子的这一招实在是精妙，因为这就将苏无名牢牢“绑”在皇权的船上，鉴于苏无名是狄公弟子，又与公主过从甚密，皇帝既要用他的才智，又须防备他的政治立场，而万年县处于长安核心地界，正可以被天子密切监视在眼皮底下。更重要的是，天子通过提拔寒门出身却才华出众的苏无名，打破士族对官场的垄断——这是对天下寒门子弟传递的重大信号。此举既能削弱士族的优越感，又能为皇权收拢人心，其效果远超简单地处决几个士族成员。

如果把时钟再往回拨一点，当苏无名面对愠怒的卢凌风循循善诱地劝说：“比起出身，人品、志向和才华才更重要。有些人虽然出身庶族，但胸怀天下、为国为民，那样的人值得我们敬重。”那一刻，他一定不曾想到，自己这个不入流的“暗探总监”竟把世家子弟杀人可拿钱赎罪的几百年的潜规则给捅破了。要知道，城南韦杜被杀头的那日，观众们只注意到韦韬妻儿的眼泪流得哗哗的，以及围观群众的一片叫好声，可知那些站在楼上看热闹的士族门阀们，一个个脸黑得跟锅底似的。这正是天子要的效果，不是我要杀你们，是国法难容，是那个苏无名查出来的，要恨你们就去恨他吧！而他，又补了被砍头的杜玉的万年县尉之缺。

“万年县尉”这四个字，当苏无名第一次被迫嚼进嘴里时，估计全是令人恐惧的血腥味。大唐的长安城结构意味深长，中间一条朱雀大街将长安劈成两半，西边归长安县管，住的都是平民百姓、胡商浪人，虽然乱糟糟的但也没有太深的水，苏无名以前混那儿虽然也头大，但不至于随时掉脑袋；可这东边归万年县管，那是真正的销金窟和权贵窝，豪宅连成片，街上随便扔块砖头都能砸到一个五品官的亲戚。既是补杜玉的缺，就得每天面对那些充满仇恨的目光，随便谁给他下个绊子，那是分分钟的事。天子把他所有的退路全部炸断，让他成为那个万人嫌的公敌，然后告诉他，只有朕能救他。

这个新上任的万年县尉，面对的可不只是那几个毛贼和命案，苏无名要面对的是一整张盘根错节、会吃人的利益网，还有头顶上那双随时准备翻脸的眼睛。案子哪怕再难，终归有个真相在那儿摆着，可人心这东西，哪怕你拿着火把去照，也照不进那最幽暗的深处。所谓的盛世大唐，剥开了那层华丽的丝绸，里面的衬子里可能爬满了虱子。而苏无名现在要做的，就是去帮天子抓那些虱子，还不能让虱子咬到自己，这实在比探案更难上千百倍。而躬身入局的苏无名，已没有了任何的退路可言。他在万年县尉的位置上，表面上获得了权力和荣光，实则陷入了更危险的境地。每一步都如履薄冰，稍有不慎就可能万劫不复。

这便是历史的真实逻辑。我们每每看剧觉得爽，看到恶人伏法觉得解气，其实在那个等级森严、皇权至上的年代，每一次所谓的正义伸张，背后都要支付极其昂贵的政治代价，那个把韦杜两大家族踩在脚下摩擦的快感，就像是裹着糖霜的砒霜，现在苏无名必须一口把它吞下去，还得大声谢主隆恩，而脊背后那颗冷得彻骨的汗珠，只有他自己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