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北京日报客户端

老舍先生1951年写了一篇散文《我热爱新北京》，他说：“我知道北京美丽，我爱她像爱我的母亲。因为我这样爱她，所以才为她的缺点着急，苦闷。我关切她的缺欠正像关切一个亲人的疾病。是的，北京确实是有缺欠。那些缺欠是过去的皇帝、军阀和国民党政府带给北京的。他们占据着北京，也糟蹋北京。……我爱北京，我更爱今天的北京——她是多么清洁、明亮、美丽！”

《北大馆藏西文珍本中的老北京图像》 张红扬 邹新明 编 北京出版社

图像的系统性和真确性寻求

《北大馆藏西文珍本中的老北京图像》这本书因其美而广受关注。相信很多读者因为追求其颜值和触感购买了它。网上也有人怀疑它是不是形式大于内容，所以笔者主要讨论它的内容价值。

本书书名便有三个关键词：北大馆藏、西文珍本、老北京图像。北大图书馆的前身京师大学堂藏书楼，自1898年成立起就广为搜集西文书籍，1952年院系调整，原燕京大学图书馆也主体并入北京大学图书馆，我们因此得以了解为什么现在北大图书馆藏西文文献为何如此之富。正是这种北大馆藏西文珍本的丰富性成就了本书颇为震撼的厚度。编纂者张红扬、邹新明作为北大图书馆研究馆员，长期研究西文汉学文献，注重文献物质形态与图文关系的互文研究。他们从145种302册西文珍本——包括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初的英、法、德、拉丁文献中系统梳理，并精选出涵盖北京长城、城墙城门、建筑园林、名人图录、女性和儿童、教育和外交、风俗世情、交通与运输工具等十大类别1041幅珍贵图像（另有11幅来自杜克大学图书馆藏甘博照片），形成本书，涵盖了晚清民初北京社会风貌的方方面面，为学界提供了系统研究老北京视觉档案的重要资源。

书中所收每幅图像均以中西双语标注了出处、文献作者、出版时间、出版者，详细的还包括摄影者或绘图者、拍摄时间或绘图时间。每一幅还附有言简意赅的编者说明，则体现了编者严谨的考证功夫和宏阔的学术视野。总之，如此规范化的信息处理使得本书既具备图录的直观性，又兼具学术研究的真确追求。本书精心设计的版式——图像文字分列左右页——兼顾学术严谨与阅读体验，使读者既能深入探究细节，又能获得整体观感。

通过系统整理散落于西文文献中的图像，不仅补充了传统文献记载的不足，更以视觉证据重构了历史现场。从城墙改造到市井生活，从文化冲突到社会转型，这些图像如同镶嵌在历史肌理中的琥珀，凝固着特定时空的记忆片段。对于公众而言，这些跨越时空的视觉档案，则成为连接历史与当下的认知桥梁。

今年热播剧《人生若只如初见》中李现饰演的男主梁乡，原型正是“名人图录”中的良弼（第860页），书页与荧屏间构成恍如历史记忆的现代转化；女性与儿童专章通过慈禧太后坐像、女大学生在校园做体操等图像，展现传统与现代文明碰撞下的社会变迁；教育外交类图像记录汇文大学堂学生踢足球、东交民巷使馆街等场景，印证西方文化在老北京的传播轨迹；民俗器物类则以八宝荷包、兔儿爷等实物图像，保存民间工艺美术的文化基因。

这些图像不仅是历史的见证，更为跨学科研究提供新视角。例如通过对比庚子事变前后同一地点的影像，可分析战争对城市空间的影响；通过解析女性形象谱系，可探讨性别观念的时代演进。从西方他者的视角中观看我们自身，会更多地看到我们的“熟视无睹”，自然带有文化比较的意味。

当年的汇文大学堂学生踢足球

安定门城楼、箭楼和闸楼旧风貌

从封建皇都到人民城市

今天，当我们凝视这些泛黄的旧图像时，看到的不仅是老北京的物理空间变迁，更是中国近代化进程中复杂而真实的文明图谱。这部著作虽然带有一定的集大成性质，但它不该是终结者，而应该更多照耀我们对于新北京的思考。

说老北京，往往大家会更聚焦“城门、城楼和城墙”这个显豁的类目。在《北大馆藏西文珍本中的老北京图像》中，“城门、城楼和城墙”的140余幅图像列于“北京附近的长城”和“宫城、皇城、坛庙、陵寝”中间，前后合起来构成了晚清至民国初期北京城墙变迁的动态视觉档案。从1861年“安定门城楼、箭楼和闸楼”的全景俯瞰，到1876年“城墙下的民居”俯拍视角，再到1900年前门瓮城的局部特写等等诸多图片，跨越半个世纪的影像共同勾勒出城墙从完整到破败的演变轨迹与历史现场。笔者拟结合《北平市政：1928—1948》中工务局呈文、《大都有城：一个考古人眼中的北京城墙与城门》中考古照片等文献，谈谈自己的新认知。

从前的朝阳门箭楼

前门旧影

城墙结构系统性的衰败破损，在这些图像细节中被充分展现：1900年庚子事变前拍摄的前门城墙已是断垣颓壁的景象，瓮城内搭建凌乱；1909年内城东南角楼破败颓唐，城墙砖缝中生出丛丛杂草；1921年至1923年间拍摄的宣武门城楼及瓮城中心照片上，已可见城楼大面积砖块剥落，瓮城内已成为堆放陶瓷容器等的场所。1920年4月，崇文门城楼檐塌落砸死了行人。结合《大都有城》中不少城墙照片可以看出，20世纪50年代起，各处城楼墙体裂缝随处可见，砖块剥落处甚至可以形成天然攀爬通道。《大都有城》附录中的《九门修建、重修、改建和拆除情况》，对各城门城楼修建做了比较详细的概括，如正阳门城楼从明正统元年重建后，1900年八国联军之役前就已重修3次，1903年城楼箭楼还各按照崇文门、宣武门规制放大修建，新中国成立后又进行多次维修才能保留至今。而其他城门城楼基础结构难以承受现代交通荷载则可想而知。这种结构性隐患为后续改造埋下伏笔。

城墙的存在深刻制约着城市功能的正常运转。首先在交通层面，记载显示，车辆因城墙阻隔需频繁绕行，导致道路通行效率低下。宣武门瓮城拆除前，车马行人需绕行窎桥往返，1930年拆除后“无复迂回绕道之苦”的市民反馈印证了这一困局。还有更严重视线遮挡问题，地安门迤西北皇城一段的北皇墙位于交通要冲，其残存部分直至1929年仍阻碍视线，成为交通事故频发点。

面对现实困境，北平市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渐进式改造措施。1929年工务局提出的“十八年度拟办工程清册”包含27项重点工程，其中“拆除瓮城墙圈”位列首位。实施过程中注重材料利用，如1928年拆除北皇墙砖块用于修筑大明濠干沟，1930年宣武门瓮城砖料则用于御河干沟建设。就地取材的做法既缓解了财政压力，又实现了建筑材料的循环利用。

东交民巷使馆街旧影

改造过程中文物保护意识开始萌芽。1930年1月27日颁布的《北平市名胜古迹古物保存规则》明确规定，禁止转让重要古物给外籍人士，同年成立的古迹古物评鉴委员会开始对故宫等区域实施特别保护。现实操作中也体现出为民生的考量：拆除行动主要针对功能性退化的城墙段，如1929年拆除的北皇墙民房后檐段中部，有一段约183米是民房后檐，1930年在市民请求下保留改为民墙。这些弹性管理机制考虑了发展需求与文化遗产保护的关系。

先是北洋政府在继承清朝的衣钵继续定都北京；1928年“中华民国”首都南迁后，北京改名为北平，它在1949年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如何让这座封建帝都成为真正的人民的城市？城墙的存废再度成为聚讼纷纭的话题。拆除还是修复，《大都有城》显示这个过程有所反复，这体现了政府的务实和审慎态度。1950年，文化部部长沈雁冰、北京市市长聂荣臻向国务院呈文，申请拨专款抢修北京的各个城门楼，经财政部批准，国家拨款15亿元对安定门城楼和箭楼、德胜门箭楼，东直门城楼、阜成门城楼、东便门城楼，进行了全面维修。宣武门城楼直至1965年最终拆除，正阳门城楼则得到持续修缮保留至今。

北京作为一个历史悠久的都城，自有其变与不变。北京终究是美丽的，美得独一无二。

来源：北京晚报

作者: 王绍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