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孟孟

　　乙巳年冬日，在《冷月孤灯》出版十年之后，唐浩明先生又推出全新读史著作《旧日烟火》。“旧日烟火有余温”，浩明先生在新书“序言”中说，“触摸这些余温，我们可以感受到生存的乐趣与困厄，命运的必然与偶然，人性的美好与阴暗，文明进程的光明与曲折。”

　　如果说十年前唐浩明传达给读者的是，在快速发展中要葆有一种“孤冷意境”，那么，今天他想劝导人们在社会变局中要守好一份“烟火温度”，历经十年孤冷沉思后的回归，多了温暖，也更贴合年近八旬的人生境界。

　　过去几年里，因参与撰写《湖南出版五先生》一书，笔者一回回走进浩明先生的办公室、他的家，也努力走进他的编辑世界与历史世界。四十年里，他走过一条从文献整理到文学创作，再到学术研究的道路，扮演了编辑、作家、学者三重角色。透过表象看过去，浩明先生始终走在治史的路上，与史为伴。

　　青年时代的唐浩明

　　从“唐门公子”到“邓家之子”

　　唐浩明生于1946年10月。他的父亲唐振楚当时是蒋介石的机要秘书，母亲王德蕙是国民党湖南省党部委员。可以说，唐浩明是以贵公子的身份来到人世间的。他和哥哥唐翼明、姐姐唐漱明在这个家庭中有美味的点心吃，有汽车可以坐，有保姆给他们洗澡，有机会到照相馆拍照，还有高文化素养的母亲给他们读书讲故事。

　　然而，灾难很快就砸到唐家头上了。1949年春，随着国民党军队的大面积溃败，蒋介石迫于各方压力，宣布下野。蒋介石身边的班子成员便不能再公开露面了，大家都各寻出路，确有一种“大树倒，猢狲散”的凄凉感。

　　作为蒋的机要秘书，唐振楚此时也不得不为自己和家人寻生路、谋出路。就在夫妇俩痛苦抉择、拿不定主意之际，唐振楚的哥哥，也就是唐浩明的伯父说：“这年头兵荒马乱，你们带着三个这么小的孩子如何逃难？不如暂时把他们留在乡下。”

　　唐振楚夫妇纵然觉得这条路更理智、更可行，可情感上总归难以割舍，难下决断。就在他们准备离开衡阳城去广州的前几天，乡下老家来了两顶轿子送人到城里来，返程轿子是空的，有亲戚就向他们建议：“不如就让孩子们坐这两乘空轿子回乡下吧。”他们这才狠下心，决定把三个孩子送到老家大伯那里。轿子回去的时候，翼明和妹妹漱明坐一顶，保姆和三岁的浩明坐一顶。真的刚刚好。

　　谁能想到，对唐浩明而言，这一别，便是36年。在这段漫长的时光里，是哥哥唐翼明启迪和引领着浩明的文化精神世界，也是哥哥唐翼明维系和连接着浩明与远在台湾的父母之间的血亲关系。唐翼明生于1942年，1978年考入武汉大学中文系硕士班，后赴美留学，获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成为著名学者和书法家。至于姐姐唐漱明，一个文静聪慧的女孩儿，在乡下生活的第三年因不幸染上痢疾早早离世。

　　唐浩明在伯父家寄养一年多后，就被送去衡阳城里一户理发匠家里做了养子。这家人姓邓，四岁多的他便有了一个新名字“邓云生”。邓家的经济条件和家庭氛围自是无法与此前的唐家相比，可他们对孩子视如己出，悉心养育。“我的养父母是不认字的，他们无法在文化精神方面给我引导。”唐浩明后来说，养父母教他更多的是如何做人做事，重在德行培育。

　　从唐浩明被送走的那天起，哥哥唐翼明就惦念着这个弟弟。直到三年后，唐翼明上了初中，才打听到了弟弟的下落。他差不多一个月左右，就会去找弟弟一次，他害怕丢掉联系。翼明每看一次浩明，都会将弟弟的情况写成书信寄到香港，再经香港转寄到位于台湾的妈妈手里。走不散的亲情就这样维系着这个分居多地的家庭。

　　藏在俄文课本里的文学梦

　　唐浩明的青春时光是在衡阳二中度过的。在那六年里，唐浩明受到了曾国藩、周敦颐、王夫之等湖湘先贤的精神引领和文化感召；也正是在那六年里，唐浩明心底的读书之爱和文史之爱，开始孕育、发芽。

　　那时候，他是发自内心地喜爱书籍，他甚至觉得书是很好的玩具，比其他任何玩具更能带来愉悦。问及青少年时代印象最深的书，唐浩明提到了这样几本：《故事里面有哲学》《中国古代名人传记》《唐诗100首》《宋诗100首》《唐宋词100首》。除了这些，唐浩明特别谈到《三国演义》对他一生创作历史小说有着重大影响。他说：“最早是坐在小人书摊旁看《三国演义》连环画。有时候没钱换看一本，就把手里的书看第二遍、第三遍。若不是书摊主人催着还书，手里的这本书就可以这样一直看下去。《三国演义》的文风从那时就镌刻在我的骨子里了。”

　　随着阅读面的拓宽和对文字感知力的提升，唐浩明也想在文字创作上试试身手。那时候，除了学校要求写的作文外，他还自己写一些东西，主要是一些小感触和小寓言故事。有一次，他省吃俭用攒下两毛钱，冒着大雨去衡阳城里面一家商店买回了一个精美的小笔记本。他非常珍视这个本子，那是他当时拥有的最好的本子。他一笔一画地将自己创作的古体诗、现代诗、随感都写在上面。

　　1965年，唐浩明考上华东水利学院（今河海大学）。这所大学的图书馆很不错，文科方面的书籍也不少，大学几年唐浩明便成了那里的常客，当时读的最多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及相关的一些人物传记。他记得自己买了一个顶好的本子，在上面自由地创作。因为他当时住的宿舍是110号，他便在这个本子的扉页上写下了“110文集”几个字。他还记得，大学俄语课上，老师在讲台上讲课，他竟然做起梦来了。他梦见自己成为了一个作家，一个很有名的作家，有很多记者来采访他，他对记者侃侃而谈……梦醒之后，他便将梦境的内容记录在了当时的俄文课本上。此后半个多世纪里，唐浩明搬了很多次家，好多书丢失了，但这本书奇迹般地留存了下来。

　　今天，翻开那本纸页泛黄、残破老旧的俄语课本，还能隐约辨认出已经褪色的蓝墨水的字迹：

　　使我感到惊异的是，这位水利工程师竟对文学存在深厚的感情和这样高的修养。听人说，工程师年轻的时候十分向往当一个文学家。在我的一再请求下，他笑了笑，喝了一口茶，满怀深情地给我读起了二十年前还在念高中时的情景……读着工程师一系列激动人心的作品和他对文学的精深的见解，是不是可以认为，给这位水利工程师加上一个“作家”称号会更好呢？1966.2.23

　　2018年，也就是唐浩明在俄语课上做“作家梦” 52年后，中国作家协会要给100位作家做文学纪录片，第一批30人，其中就有唐浩明。当时作协一行人来长沙拍摄，他便将那本俄语书找了出来，作协的人做了拍摄和录像。后来，不断有各类媒体就不同的话题来采访他。“好有意思，那是我的作家梦，后来竟然就变成了现实。”唐浩明不无感慨。

　　大学毕业后，唐浩明长期在衡阳水电局工作。那里一个资料室里有些书，唐浩明一有空闲就去看书借书。由于单位同事大多是学理工的，对阅读特别是对文史哲方面的书籍没什么兴趣，所以那个资料室几乎成了他的“专属书房”。也是在那里，唐浩明翻熟了“二十四史”，对中国古代历史的发展脉络、政治文化、军事战争、人物形象如数家珍，尤为喜爱司马迁的《史记》。

　　1976年，“文革”结束，历史的车轮终于步入正轨。次年，全国范围内恢复高考，1977年招收了“文革”之后的第一批大学生，当年年底又宣布第二年将要招收第一批研究生。1979年秋天，唐浩明以总分第一的成绩考取了华中师范学院（今华中师范大学）古典文学专业的研究生。研究生三年，唐浩明打下了坚实的古文功底，得到了很好的学术训练，学问视野也得到极大拓宽。

　　“不署主编名字的主编”

　　1982年，唐浩明研究生毕业，随即进入湖南长沙的岳麓书社，正式开始了他的编辑生涯。

　　初做编辑的唐浩明非常开心，因为他发现不用花钱，就可以得到出版社很多样书。他内心直呼：编辑这个职业居然这么好！

　　对于获得好书，出版社编辑确实有“近水楼台先得月”的便利和福利，但编辑的具体工作却需要常人少有的耐心、细心和平常心。编辑工作很多是“幕后的”“台下的”“隐性的”，编辑付出的多少有时是很难被看见的。因此，很多人都认为编辑是为他人作嫁衣的职业，是燃烧自己照亮别人的工作。可是，唐浩明却将这种“为他人作嫁衣”看成创造文化的大事，将这种“照亮别人”看作是成人之美的好事。

　　1983年，岳麓书社启动整理出版湘籍文化名人全集，唐浩明主动请缨负责编辑难度最大的《曾国藩全集》。面对《曾国藩全集》这样一个大的文化工程，光有热情和责任是远远不够的，对此，唐浩明非常清楚。

　　他要冷静下来，做好全盘规划。首先，必须有一支古籍整理专家队伍。经过多方沟通，他好不容易才从三四个单位组织起二十余人的专家队伍，但因为种种原因，又不能产生出一个主编来。于是，所有的联络、协调，甚至包括全集体例的统一等事情，便都落在出版社的身上，具体来说，就是落在了唐浩明这个责任编辑的头上。其次，是艰苦繁重的清理复印工作。要编好《曾国藩全集》，存放在湖南中山图书馆（今湖南图书馆前身）的曾氏史料就必须全部搞到手，因为那是第一手资料。不过，这些珍贵的史料由于年深月久，已是纸脆卷黄，丝毫经不起折腾，因此图书馆不同意出借任何一卷，那就只有复印。那时，岳麓书社没有汽车，唐浩明把社里唯一的复印机搬到板车上，与一个小伙子合作，一路颠簸地把复印机驮到省图书馆。从那以后，唐浩明每天进库房，一捆捆、一本本、一封封、一页页地清点那些一百多年前的字纸。他天天如此，风雨无阻，这样一干就是半年多，复印的东西堆了好几车。看到唐浩明每天都是一身灰尘地走出那间屋子，一位老馆员不无感慨地说：“从没有看到哪个人能这样作死地搞事（湖南话，意思是投入地、拼命地干一件事）。”

　　曾氏的这批史料属于百年老档，而古人在用字结构、行文习惯、思维模式和表达方式等方面，与今人有很大不同，因此整个文字整理工作推进的速度非常慢。要确证一个年份日期、一个人名、一个地名，或者是相关文字的方方面面问题，都需要翻阅查找《清史稿》等大量历史资料和各类字词典籍。为此，唐浩明经常往图书馆跑，往能够查到相关史料的科研院所、资料室、图书室跑，就连曾氏的老家湘乡（今双峰县荷叶镇）也跑过多次。据唐浩明粗略统计，他多年奔波搜罗的曾氏史料中，各种文字及图片资料的总量，与后来成书的1500万字《曾国藩全集》相比，大约是10∶1。

　　1994年，《曾国藩全集》终于出齐，距1984年正式启动已过去整整十年。《曾国藩全集》共30卷，分为奏稿、批牍、诗文、读书录、日记、家书、书信七大类，共1500万字，其文字量为清刻本的3倍。该全集无疑为中国近代史的研究提供了一份极为丰富的第一手资料，堪称曾国藩研究的权威版本。《曾国藩全集》出版后，反响巨大，包括《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在内，数十家报刊杂志作了报道。

　　唐浩明的工作成绩也得到了出版界、史学界和读书界的认可。1994年，唐浩明获得“全国首届优秀中青年图书编辑”称号。岳麓书社老社长曾主陶撰文称赞唐浩明在风华正茂之时担起《曾国藩全集》编辑重担，“在全集不设主编的情况下，他独当一面……成了不署主编名字的主编”。

　　如今，当指尖抚过唐浩明编纂的《曾国藩全集》泛黄的书页，那些穿越百年的奏稿、家书、日记，早已超越了文字本身，成为镌刻晚清历史的精神丰碑。这部文献集成，不仅是对一位晚清重臣一生的完整梳理，更是对一个王朝兴衰的深情打捞。

　　在编辑《曾国藩全集》期间，唐浩明还精心创作了长篇历史小说《曾国藩》，它也为这位出版社编辑走向作家埋下伏笔。

　　以历史小说“暴”得大名

　　很多人以为，编辑《曾国藩全集》为唐浩明创作长篇小说《曾国藩》打下了基础。非也。正是有了创作历史小说《曾国藩》的决心和动力，才促使唐浩明转换视角和心境，更好地完成了《曾国藩全集》的编辑工作。

　　当时之所以以小说的形式而不是以评传的形式来写曾国藩，唐浩明主要基于这么几点考虑：第一，借助文学元素可以走进历史人物的精神世界，由此可以将人物写得生动鲜活；第二，读者喜欢读文学作品，受众面会更大一些；第三，他在青少年时代就极想成为一名作家，借此机会圆自己的作家梦。

　　1986年，编辑《曾国藩全集》的第三年，唐浩明步入不惑之年。这一年，他暗暗立下一个大胆且坚定的目标：写一部以曾国藩为主人公的长篇历史小说。

　　作出这个决定之后，唐浩明便将其他事情都屏蔽了，后来还辞掉了岳麓书社副总编辑的职务，以便腾出更多时间进行写作。从那以后，他就再也没有星期天，没有节假日，没有休息日，没有娱乐，没有应酬。他白天编《曾国藩全集》，在曾国藩的万千史料中爬梳。晚上，他就一头扎进屋子里写书，将阅读过的那些史料化为一个个精彩的小说片段。

　　1990年8月，台湾黎明文化公司出版了《曾国藩》第一部。三个月后，以《血祭》为书名的大陆版《曾国藩》第一部也在湖南文艺出版社正式出版。《曾国藩》印出来后，出版社门前热闹了好一阵子，买书的、求赠书的，络绎不绝。

　　这部书的责任编辑朱树诚讲了这样一个故事：那时，湖南供电很紧张，经常断电，印刷厂的电是常常被停的。一停电就不能工作，给印刷厂造成很大影响。所以印刷厂经常打电话给供电部门，请他们供点电。供电部门说，好呀，你送几十本《曾国藩》给我们，我们就给你供电……

　　紧接着，1991年第二部《野焚》出版，1992年第三部《黑雨》面世。几乎与此同时，台湾也推出了黎明版第二部和第三部。值得庆幸的是，第二部比第一部还好，第三部更好。

　　1999年，小说《曾国藩》被《亚洲周刊》评为20世纪华文小说百强之一，2003年又获得首届姚雪垠长篇历史小说奖。唐浩明开始名满天下，在文学界的江湖地位也确立了。作为一直关心、牵挂唐浩明这个弟弟的唐翼明，为此感到异常兴奋与自豪：“我花费十年时间写了一部博士论文，没几人知道；浩明同样花十年出了一部小说，就天下闻名了。”

　　历史小说的文学价值毋庸置疑，那么，历史小说的史学含量究竟如何呢？用小说的方式写历史真的是“不知常识”吗？对此，唐浩明后来很郑重地说了这样一段话：

　　历史有多种表述方式，我以为用文学的方式来表述，有可能最接近历史的本真。这是因为借用文学，可以走进历史人物的内心世界，并深入到过往时代的细枝末节，而心境与细节，恰恰就是人物和时代的灵魂。

　　《曾国藩》之后，唐浩明大约又花了近十年时间，出版了《杨度》和《张之洞》两部历史小说，同样好评如潮。它们和《曾国藩》一起，被誉为“唐浩明晚清三部曲”。

　　曾国藩的“异代知己”

　　2016年退休之后，唐浩明又被岳麓书社聘为顾问。

　　在这四十多年的出版职业生涯中，唐浩明的阅读、思考、创作、研究几乎没有离开过一个历史人物，那就是曾国藩。从编辑《曾国藩全集》到创作《曾国藩》小说，再到“评点曾国藩”系列，唐浩明在一点点走近曾国藩，也在不断接受曾国藩的影响。可以说，唐浩明是将自己的一辈子，都“交给了”曾国藩。他从旁观曾国藩，到对话曾国藩，到交心曾国藩，再到学习曾国藩，可谓曾国藩的“异代知己”。

　　有人说，是曾国藩成就了唐浩明。然而，从曾国藩人物形象的变迁来看，又何尝不是唐浩明成就了曾国藩？因为对曾国藩其人的评价，历来毁誉不一，用章太炎在《检论》中的话说，就是“誉之则为圣相，谳之则为元凶”。新中国成立后很长一段时间，曾国藩是以野蛮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军的刽子手面目出现的，他的名字成为汉奸和卖国贼的代名词。即使到了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很多人对曾国藩的认识依然停留在固有观念当中。正是唐浩明的历史小说《曾国藩》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大众对曾国藩的负面印象，将曾国藩“三不朽”的历史巨人形象树立在新的时代。同时，这部历史小说也影响了史学界和学术界对曾国藩的新的研究和评价。可以说，唐浩明是为曾国藩“正名”和“翻案”的重要代表人物。

　　当曾国藩的光辉形象随着历史小说《曾国藩》崛起之后，在图书市场上，与曾国藩有关的各类作品迅速热销。但是热闹的背后却存在着一个很大的隐忧，那就是很多图书将感兴趣的点集中在了曾国藩权谋机巧一类“术”的层面，学曾国藩如何驾驭人、如何看相算命、如何操控人心等，而忽视了曾国藩身上凝聚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大本大源的东西。对于这种现象，唐浩明忧心如焚，他不仅为大众担忧，同时也为曾国藩惋惜，他实在不愿看到曾国藩如一个小姑娘般被后人胡乱打扮。

　　于是，他启动“评点曾国藩”系列。于2002年推出《唐浩明评点曾国藩家书》后，又陆续推出《评点曾国藩奏折》《评点曾国藩语录》《评点曾国藩日记》《评点曾国藩诗文》……它们以可信的考证、丰富的史实、生动的文笔，从曾国藩的家庭背景、人脉关系、性格特征等方面，带着读者一起探寻一个历史人物的心灵世界，解析一个优秀家族的文化基因，触摸一个时代的社会万象。

　　百多年前，当曾国藩伏案疾书，他不会想到后世会有这样一位读书人，如此读懂他“屡败屡战”背后的倔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执念，还有身为传统士人的彷徨与担当。

　　唐浩明在编纂的每一个日夜中，早已将自己的情感与思考，融入了每一页校勘、每一处注释。这份跨越百年的相知，与名利无关，只为文脉不灭、风骨相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