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北京日报客户端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开始时间最早、持续时间最长”，“中国人民以巨大民族牺牲支撑起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在国内，抗战史研究已经成为显学，研究队伍庞大，研究成果丰富。在国外，中国抗战史研究同样得到了学界的重视。与世纪之初西方学界的中国抗战史研究相比，近十年来，国外学者对中国抗战史的研究持续深入，在范式、内容、方法、资料等方面均呈现新的趋向，涌现出一批质量较高、影响较大的成果。

第一，就研究范式而言，西方学界抗战史研究呈现全球史观、实证微观史学、记忆史学三足鼎立之势。一直以来，西方学界普遍持有“一国中心论”“欧洲中心论”的观点，进入21世纪之后，尤其是近十年来，西方学界以全球史观重新审视抗日战争对中国和世界影响的特点愈发鲜明，越来越多的学者将中国抗战视为二战的一部分，并认可中国抗战对二战作出的重要贡献。实证微观史学视域下关注普通人及其日常的取向依旧稳固。21世纪初，西方学界抗战史研究受到社会史研究取向的冲击，已经呈现重视微观史学之象，近十年来的研究成果则表明其研究对象更多地“向下”关注战争中的个人和社会生活，使抗日战争史呈现更加饱满的姿态。记忆史学的研究取向日益明显，西方学界更加重视抗日战争对后人的影响，包括战争记忆对普通民众的伤害、对民族情绪的塑造以及对战后国际关系的影响等。

第二，就研究内容而言，西方学界抗战史研究发生了研究重心的转移。21世纪初，西方学界开始将中国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不再拘泥于探讨中国抗战的“两种道路”或“两种模式”，转而开始重视中国抗战史的全国性政策、战略的研究。近十年来的研究表明，中国抗战的国际意义、历史记忆等领域的研究势头正劲，战时中共党史、日常生活史研究、日本罪行研究依旧热度不减，战时政治、军事、外交、人物研究热度有所下降。特别是近年来西方学界抗战史研究关注普通人及其日常生活的取向逐渐增强，“碎片”研究的表象背后蕴藏着全面史的关怀；抗战历史记忆研究的发展彰显了对现实意义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

第三，跨学科研究方法和数字化研究资料的特点日益凸显。学科交叉选题和多学科研究方法的综合运用成为趋势，社会学、政治学、生态学、艺术学与史学交叉的选题和方法屡见于近十年的研究成果中。资料方面，与十年前蒋介石档案等史料的公布不同，近十年的新史料呈现“数字人文”的特点，一大批新史料被发掘、电子数据库被建立，扩大了西方学者抗战史的研究范围。越来越多的国家对具有重要意义的史料整理与研究类项目予以资助，如美国洛约拉马利蒙特大学图书馆的梅兰妮·哈伯德，将馆藏1930年至1940年的上海老照片进行数字化处理，并将其融合到大屠杀类数字项目的LMU文献中。

第四，研究队伍基本稳定，规模稳中有增。近十年来，方德万、拉纳·米特、何稼书、顾若鹏等学者依旧是西方学界中国抗战史研究的主力。此外，有一批年轻学者也加入中国抗战史的研究队伍且成绩斐然，何铭生、莫亚楠是其中的代表。需要注意的是，越来越多的华裔学者进入英文学界抗战史研究领域，为抗战史的海外研究作出了较大贡献，也彰显了中国学术话语的国际影响力。中外学界关于抗战史的国际合作研究在20世纪初的基础上进一步推进，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郭岱君牵头组织的“重写抗战史”联合研究项目每年夏天在美国举办研讨会，已经推出系列成果《重探抗战史》三部，集中国、美国、日本、英国等多国学者之力，对中国抗战的爆发及抗日战争与世界大战合流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近十年来西方学界中国抗战史研究，有诸多方面可以供我们借鉴。首先，借鉴西方学界使用史料多样化的特点，继续深入挖掘各类史料，注重对不同形式史料的整理和运用。其次，借鉴西方学界在抗战史研究中重视理论范式的优点，探索新范式、新方法的中国抗战史研究，比如对于抗战记忆史的研究，需要我们重视并在国际学术界发声。再次，加强与国际学术界的交流，更加密切关注国外学界抗战史研究的视野和领域，从多元视角对抗日战争史开展深入研究，比如将中国抗战史置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研究中并探索东西方战场的互动。最后，要在西方学界研究的基础上开展拓展性、引领性的研究。比如，西方学界已经意识到中国抗战对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价值和对被侵略国家的示范意义，但关于中国抗战对美国、苏联和英国等国家的积极作用的发掘还不够，这方面的研究还可以进一步加强。

（作者分别为山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部教授、山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

来源：北京日报客户端

作者: 刘本森,邱月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