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邯郸晚报）

□李兴发

赵秉文(1159-1232年)字周臣，号闲闲居士，磁州滏阳(今邯郸磁县)人。金世宗大定二十五年(1185年)登进士第，累官至礼部尚书、翰林学士。其“仕五朝，官六卿”是金代中后期一位有能力的官员。他登第后任安塞簿，便以课最迁邯郸令。在平定州（今山西）任职期间，为政宽简，不旬月便盗贼屏迹，终任无犯者。遇年岁荒灾，民饥馑乏食，他亲出俸粟赈灾以倡导豪富，使大批灾民得以存活。去职时，平定民众遮道相送，恋恋不舍，虽已出廓，仍挽留再三才得已离去。后平定民众追慕前贤，建六贤堂志念，赵秉文为之首。

赵秉文为金后期重臣，人称“赵礼部”，但为书为文声名更重。其诗文书画皆工，颇有时名，魁然一时文士领袖。

赵秉文的弟子、金代文学大家元好问（字裕之，号遗山）称其“为斯文之主盟”。同为金代文学家的王若虚（字从之，号慵夫）称其为“一代巨儒”，并认为其“德业文章，皆可师法”。“文章字画名天下，片辞寸纸，人争求之。”

赵秉文书法极佳，与同时代的党怀英（字世杰，号竹溪）、王庭筠（字子端，号黄华山主，别号雪溪）、赵沨（字文孺）齐名。元好问称赵秉文：“工书翰，字画有魏晋风调，草书尤警绝，殆天机所到，非学能至。”

金末文人刘祁在《归潜志》中记录了不少赵秉文的趣闻佚事，其中就有书趣。大意是闲闲公名气很大，人们都争相登门求其墨宝，他为之苦恼。在朝时，他曾于礼部厅壁上张榜公示：“职下只是三品官，为人书写扇面有失体面，烦请大家知悉。”退休后，又在门首书写下：“老汉不写字。”虽然如此，闲居无客时仍时时作书抄书。然而，相识之辈若强请作书，亦不能推拒。当然，若是对某人厌恶，虽恳求，也会婉拒。当年，曾任监察御史的雷渊（字希颜）得其书作最多，凡有所求，从未拒绝。除了颇为忌惮雷渊外，还在于雷渊善于求书。雷渊时不时邀赵秉文餐饮，席间，总会取出古人墨迹使之观览。同时，摆出佳砚、精纸、名墨在席案之前。或饮以一二杯酒后，闲闲公有书兴，引纸落笔，不一会儿便书写数幅。雷渊旁观，每见运笔，总是称叹盛赞，凡一点一画，必曰：“此笔如颜平原（颜真卿）也……此点似米元章（米芾）也”。闲闲公非常高兴，遂长书而不倦怠（《归潜志》卷9）。

虽然赵秉文于求书人所拒者多，然而，由于其在书法上名气很大，登门求墨宝之人仍众，疲于应付，不堪其扰。鉴于人情世故计，便退而求其次，选其书法得意之作刻石上碑，传拓多份拓本，打发一些关系不太近的求书人。虽非亲笔，有碑拓刻本在手，亦是美事。担纲此事的刻工是来自武安的张宜。

滏阳人赵秉文和武安人张宜同属磁州，显然相互熟识。而赵秉文能请张宜作为自己的私家刻工，说明其碑刻技艺不凡。

据中国著名金石学家曾毅公先生《石刻考工录》载：张宜在大安二年（1210年）曾刻赵秉文法语石刻，共两件，分别是《古灵法语》《圭峰法语》。此二碑现已无存，但《圭峰法语》碑的拓本还有留存。同年九月九日刻有《湧云楼记》。贞祐三年（1215年）首夏刻《夹谷楫济川临洺驿题记》。此外，还刻有《刘从益惠政碑》及《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等碑刻。

以上数碑，除《夹谷楫济川临洺驿题记》外，都是张宜为赵秉文所刻碑文，其刊刻时间从金卫绍王大安二年（1210年）到金哀宗正大七年（1230年），地点从河东北路平定州到南京路邓州（今河南邓州）。在长达20年间，张宜跟随赵秉文奔走各地，将其书作镌刻于石。在最后一件石刻完成两年后，赵秉文病逝，而金朝也在两年后灭亡。可以说，张宜伴随了赵秉文的后半生，在金代末期的碑刻活动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页。由此，也留下一段金代书法、碑刻佳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