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退休的60后，为了子女漂向北上广
老漂是家庭的摆渡人，更是中国城市化的摆渡人——老漂用自己的辛劳支撑了家庭的发展，为子代分忧，解决育儿之困；规模性老年流动人口支撑了城市化进程中的家庭发展，而城市化不仅仅关乎在城市稳定就业，还关乎在城市有序生活，尤其是在养育孩子方面。许多年轻人表示，没有老漂父母的支持，家庭生活根本运转不动。
作者 | Felicia
编辑 | L
题图 |《妈妈！》
陈辉研究“老漂”一族，是以自己的妈妈为起点的。陈辉的女儿刚刚出生时，妈妈随着正在念博士的他在上海漂过一段时间。后来，陈辉获得教职、在陕西安家落户，妈妈又漂来陕西，开始对陈辉一家进行长期照料。
陈辉算了算，妈妈成为老漂已将近十个年头，他有时会感慨妈妈的变化。妈妈刚来陕西时还未及60岁，却在操劳中日渐衰老。他甚至有种感觉，60岁时的妈妈比如今70岁的妈妈更疲劳、更显老。妈妈离开熟悉的生活环境，努力适应老漂这一身份，不仅需要应对家务和育儿的劳累，还需要面对老漂家庭里常见的意见分歧和代际矛盾。
（图/电影《步履不停》）
哪怕像陈辉家这样，儿女对老漂的情绪和压力有充分的体察和觉知，这种压力仍是难以避免的。陈辉形容，老漂似乎永远在家里“上班”，他们也许无法将烦恼表达得特别具体，可在一家多口、狭小拥挤的空间里，他们会变得压抑和小心。
陈辉爸爸来到陕西后，和陈辉妈妈就近租了一套房子，两位老漂有了独立的生活空间。从那以后，妈妈的身体和精神状态都变好了。让老漂单独居住，这是缓解老漂心理压力的好办法。这固然是一个理想的办法，但并不是所有老漂家庭都能负担得起拥有空间感的生活。而这只是老漂需要面临的问题之一。
据《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统计，全国60岁及以上流动人口约1800万人，其中800万人因照顾孙辈而迁移，而其中女性占比超过七成。在城市化发展速度快、生育率较高的地区（如广东），老年流动人口增长比较明显。为家庭育儿而成为老漂，已成为一种伴随城市化进程而渐趋普遍的现象。
但这组统计数据，并未完全囊括现实中所有老漂：没有办理登记迁移的老年流动人口，未到60岁却已移居至子女所在城市的人……在一二线城市里，似乎每个人身边都有老漂的身影。老人随着子女的家庭漂，成为城市中常见的叙事，这也成了育儿之困的解法。
从2019年起，陈辉就断断续续调研老漂家庭。2022年后，他的调研更为密集。他走访北京、佛山、西安等地，获取丰富资料，写成《银发摆渡人》一书，探讨老漂现象出现的必然性和老漂一族的现实处境。
而许多老漂所面临的困境，不仅是经济上的，更是人际网络和个人存在式的。
陈辉认为，老漂是家庭的摆渡人，更是中国城市化的摆渡人——老漂用自己的辛劳支撑了家庭的发展，为子代分忧，解决育儿之困；规模性老年流动人口支撑了城市化进程中的家庭发展，而城市化不仅仅关乎在城市稳定就业，还关乎在城市有序生活，尤其是在养育孩子方面。许多年轻人表示，没有老漂父母的支持，家庭生活根本运转不动。
（图/《姨妈的后现代生活》）
陈辉还观察到，随着城市育儿家庭的压力变大，老人附带的责任伦理还在持续强化，代际支持力度不断增加，但子代的反哺能力却正在弱化。“这不是简单的意识问题，而是现实可能性问题，涉及时间、精力、经济能力等方面。”
《银发摆渡人》中提出“中年人要学会做儿女”。这两年，陈辉家的过节方式有所变化。之前都是妈妈唱主角，做一大桌子菜让全家享用；现在陈辉和妻子共同下厨房，女儿也参与进来。陈辉说，节日里要让老人休息，吃现成的饭菜。尽管和平日里妈妈的忙碌相比，这微不足道，但其象征着一种角色转化、一种新模式的开始，那就是子女有意识地接过船桨，为生活摆渡，为父母摆渡。
《银发摆渡人》，陈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5-6
为城市新中产供能的老漂
陈辉 ：估算一个老漂的价值是复杂的，简单的方法是基于育儿嫂的月工资水平来测算。一线城市的育儿嫂月工资都在1万元左右，如果孩子0—3岁阶段都请育儿嫂，花费就要二三十万元。二三线城市的育儿嫂月工资也要五六千元，三年下来也要花费十几万元。孩子上幼儿园后，请家政工帮忙做饭、搞卫生，一年支出也要几万元。有了老漂，这些钱都能省下来。而且老人买菜做饭普遍会精打细算，年轻人出去吃饭的次数少了，也会省下一笔开支。更重要的是，父母的劳动还带有亲情属性，这是市场逻辑无法提供的。
《新周刊》：你在《银发摆渡人》中揭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现象——很多老人成为老漂是因为 “核心家庭因精细化育儿和职业压力而发生抚育功能超载，不得不依赖老人支持”。育儿成为家庭最重要的“发展任务”，在具体的情形或案例中，老漂是如何让渡自己的权力的？
陈辉：老漂家庭的权力关系有其特殊性。传统家庭模式是儿媳妇嫁进来，而老漂家庭是老人来到子女家中。老漂的心理定位变了，客场心理是比较强的，这会影响到他们的权力感。
老漂家庭有自己的生活模式和管理方式。许多老漂是管家而不当家，在经济上，子女每个月给生活费；在家务和养育孩子方面，他们也做不了主，常常是执行者，也缺少话语权。
（图/《辣妈正传》）
其实，有些权力让渡过程伴随着家庭矛盾。老漂和子女相互调适，尽管年轻人有想法、有要求，可他们发现很多事情老人确实做不到。我的理解是，两代人经过磨合会形成一种权力平衡，只不过这种平衡更多是偏向子女的。
当然有些家庭也是年轻人向老人妥协。我调研时有一位儿媳妇说，她很看不惯老人的卫生习惯——食物掉在地板上，孩子抓起来就吃了，老人也不管。儿媳妇说过几次，婆婆还是不当回事，最后只能自我安慰地说“婆婆又不会让孙子去吃大便”。
一些家庭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也许会爆发。爆发虽然伤感情，但也能释放情绪，从而建立新的规则。绝大多数老漂家庭还是会在矛盾中继续往前走，因为生活的车轮滚滚向前，老漂是一种刚需，不会因为一两次争吵就放弃这种模式。
年轻人需要老人，老人也知道孩子离不开自己，所以大家在处理关系时会有约束和分寸。有些老漂觉得实在待不下去了，让子女给自己买火车票回老家，但可能刚坐上火车，心里就后悔了。回老家是一种姿态，是一种没有办法的办法，但老漂走了之后，年轻人的生活还要继续，多数年轻人还得把老人哄回来，说“孙子想你了”“孩子生病了，实在是没办法”。亲密关系里会发生分分合合，在这个过程中彼此不断建立边界、调整相处模式。
《新周刊》：老漂家庭中有一个很重要的议题——精细化育儿。这种精细化育儿不仅体现在育儿细务上，也体现在教育观念上。育儿或教育的内卷如何体现在具体的家庭中，是否对代际关系造成了恶化？
陈辉 ：教育内卷引起的代际矛盾倒没有那么突出。教育内卷一般集中在小学、初中阶段，老人一般不会参与重要抉择。这还与50后、60后这一辈老人所受的教育水平普遍不高有关，他们在教育方面承担更多的是后勤工作，比如坐公交车或开车接送孩子去辅导班。
代际矛盾更多涉及养育细务。家长比较讲究科学育儿，而多数老人的养育方式比较粗放。少数子女怕老人执行不到位，会把要求转化成表格：每个时间段做什么，有什么要求，都详细说明。老人也因此感觉不舒服，细致的要求使带孩子变得麻烦，有些理念老人也不认同。有些家庭会在孩子生病后怎么办、孩子穿衣多少、该多批评还是该多鼓励孩子等问题上发生口角，这方面也需要长时间磨合。
《新周刊》：在多子女的家庭中，老漂甚至变成了一种可争夺的“资源”，太多孙子孙女要带，没有老漂的小家就得付出更多金钱和精力去抚育孩子。在你采访的案例中，是否有这种状况？就目前阶段来说，单纯靠夫妻协作育儿是一种过于理想化的模式吗？
陈辉 ：确实有这种状况。有多个子女需要老人带孩子，老人就会考虑如何“一碗水端平”，但在实际情况中不一定能做到，只能参考紧迫性和优先性原则。比如在有些老人的观念里，他们会优先帮儿子。
没有老漂的小家确实得付出更多金钱和精力抚养孩子。在这些家庭中，女性通常偏好时间相对灵活自由的工作，尽可能兼顾家庭。极个别家庭中妻子的工资高，丈夫则选择全职带孩子。
谁最能理解没有老人帮忙带孩子的苦呢？有老漂的家庭往往感受不到，没有老漂的家庭反而更容易感受到。有的老漂家庭，老人有事回老家一段时间，子女只能自己带孩子，在狼狈中更能意识到原来老人这么重要，自己带孩子这么辛苦。
（图/《虎妈猫爸》）
对大多数双职工家庭来说，单纯靠夫妻协作育儿是过于理想化的模式。孩子在0—3岁阶段需要面临的是全天候的照顾，可从妻子产假结束到孩子上幼儿园前，双职工夫妻根本没法协作育儿，给孩子上托管班是实在没有办法的办法。孩子上幼儿园后，有一些年轻人可以应对，这需要夫妻将上下班、孩子接送和照顾抚育协调起来，这还与夫妻的工作属性、通勤时间有关。但目前，这种模式普遍难以实现。
老漂的“漂泊感”
《新周刊》： “老漂”与“北漂”的造词法相似，在心理层面上，老漂的“漂”对应的是怎样的一种状态？他们是如何感知自己的漂泊感的？
陈辉 ：老漂的“漂”和年轻人的“漂”是不一样的。“北漂”“广漂”是指年轻人来到陌生的城市，指向年轻人和城市的关系，人在异乡有一种漂泊感。但老漂不是“想扎根而不能”，他们的目标大多是来帮子女完成阶段性任务，因此降低了扎根的预期。
就主观意愿来说，不少老漂帮忙带几年孩子，完成任务就回老家了，这是他们的理想预期。或许老家还有地，或许老伴还在老家生活。如果老家还有更老一辈的老人需要照顾，老漂就认为自己更需要回去。
有一种特别的类型——独生子女父母，特别是城市独生子女的父母。他们考虑到日后的养老问题，跟子女一起生活的预期会更强，只要能够支付房子置换或租赁费用，他们很愿意扎根孩子所在的城市。我调研的一位山西老漂，女儿在西安生活，他说老两口来帮女儿带孩子，其实目标就是扎根西安。
（图/《小舍得》）
未来预期是一个维度，另一个维度是使命感。使命感会淡化老漂在异乡的漂泊感，他们每天忙忙碌碌，围着孩子的生活转。如果他们在儿女的家庭里感觉到不和谐、不舒心，就会放大他们在异乡不舒适的生活体验，加剧漂泊感。
《新周刊》：老漂在老年时期从家乡来到另一座城市，也许更容易产生孤独感，这种孤独感是否会导致他们更努力地维持、强调与家乡的联系？
陈辉 ：老漂经营自己与家乡的关系，是对原有熟人关系的一种自然延续。熟悉的人际关系是生命中非常重要的支持，包括对生活中的帮助以及心理上的慰藉。老漂和家乡保持联系，是继往，也是开来。
许多老漂打算未来回老家生活，那跟老家的关系肯定不能断。当然，与家乡保持联系能让他们获得慰藉和放松，能有情绪上的寄托和出口。老漂常给老家的人打电话、视频通话，甚至有的老漂在子女家实在憋得难受，就要回老家待几天。我调研的一个人跟我说：“我妈妈很奇怪，她每次来西安一段时间后就要回老家待几天，不然她感觉自己要憋疯了。”
老漂得有缓冲和喘息时间。有的老漂白天照顾孩子，晚上子女下班回来进行交接，这对他们来说是一种喘息。有些老人借着红白喜事回乡赶人情，这也是一种放松。我见过一位老漂，她老家有要说媒的事，她就把孩子带回去待几天，相当于放假。当然，这种喘息机会也需要有一定的条件，那就是子女的家离老家的距离相对近、交通方便。
《新周刊》：老漂的身体在子女生活的城市里面，但是他们的社会关系或心理归属还是在老家？
陈辉 ：是的，他们的归属感、价值感和精神上的寄托是在老家的。到了六七十岁，老朋友显得更珍贵，而老漂在子女家认识的人大都属于浅交，很难建立深度关系。50后、60后这批人有他们的社交特点，他们有熟人社会的体验，单位生活、农村生活锻炼了他们的交往能力，与人搭讪很自然。出门带孩子时，他们很容易和陌生人熟络起来。但可以说心里话的人很少，获得的慰藉有限，难以替代老家积累多年的亲戚朋友关系。
《新周刊》：老漂的抑郁症是隐性的吗？在日常生活中，老人似乎难以承认自己患有抑郁症，他们对抑郁症有一种耻感。但武汉大学人民医院的一个医生说，精神卫生中心的就诊记录显示老漂一族成为精神卫生门诊的“常客”。在你的调研中，你是否对老漂的抑郁症有所观察？到哪一程度，老漂会非常清晰地感知到自己“病”了？
陈辉 ：我们要区分抑郁症、焦虑症和抑郁情绪、焦虑情绪。有些老人只是感觉情绪差、烦躁，不会往心理疾病上去考虑，子女也不会。老人只是从具体的身体症状出发，感觉这段时间身体不好、睡不好觉、心烦意乱。这也涉及老人或子女如何解释这些身体问题，有一些人会认为：“人老了，脾气好怪，不知道为什么。”
（图/《姨妈的后现代生活》）
从我调研的情况来看，大多数老人不会因为心理状态不好而主动看心理医生。更普遍的情况是老人因为血压高、心脏不舒服或失眠等问题去看医生，做了一堆检查却发现没啥问题。这时，有经验的医生会把老人转介到精神（心理）科，给老人做量表评估或诊断。我们要从家庭关系、生活状态去理解老漂的心理压力，他们的身心问题与家庭关系、家庭氛围有着复杂的联系。
50后、60后，最累的一代老漂？
《新周刊》：如果城市化给家庭带来的各种压力必须通过代际支持来缓解和消化，这是否对老年人、老漂一族来说不太公平？ 50后、60后老漂，是否会成为最累的一代？
陈辉 ：在这个过程中，50后、60后老漂当然很劳累，有的也很委屈，但我觉得不能因为委屈和劳累而忽视他们的价值感，或直接认定他们是最苦累的一代。
在50后、60后老漂的生活逻辑里，他们是有价值感的。他们很容易忆苦思甜。他们的家庭观念重，希望有孙辈，觉得为子女带孩子、做家务、帮助子女发展是有价值的。强烈的价值感是老漂群体最为普遍的生命体验，这是基础性的。在老漂的自我叙事里，他们普遍有价值感、获得感和自我实现的满足感。这符合他们这一代人的人生哲学。
（图/《妈妈！》）
老漂愿意付出，但如果子女不够尊重他们或没有践行孝道，会导致他们心理失衡。我能看到，这一代人在自己的文化逻辑和生活模式里，普遍能够自洽。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活法和课题，50后、60后老漂展现的就是他们这一代人所信奉的家庭观念、家庭理想和人生价值的实现方式。
《新周刊》：人可能是非常复杂的。人到老年，一种被需要的感觉也许会击败其他的委屈感、挫败感。“因为我被需要，所以我留在这里”——你和老漂对话时，他们这种感受强烈吗？
陈辉 ：是的，这种存在感、被需要的感觉，会让老漂更有力量，让他们感受到自我价值，抵消许多苦累感。这种被需要的感觉很重要。同样不能忽略的是，他们还能从子女的尊重和反哺中体会到更多获得感。
《新周刊》：老漂一族是否会呈现代际差别？在更年轻的70后的认知中，“强调父母承担无限责任的家庭伦理”这一点也许不那么明显，因而他们不会揽这么多活在自己身上？
陈辉 ：这涉及老漂一族的划定。如果以国家统计的老年流动人口来定义老漂，老漂的年龄应该在60周岁以上，但实际上有些50多岁的老人已经是实际意义上的老漂。50来岁的老漂和六七十岁的老漂不一样。从我的经验来看，50多岁实际上还很年轻，他们的认知力、判断力、理解力、自主性都很强，相对来说，他们在子女家里更有当家作主的意愿，需要更多掌控感。
代际差异是存在的，70后的父代责任感也许不像50后、 60后那么强。有一些 70后会说“以后我不会给子女带孩子，带孩子太累太苦，我宁可出钱让他们去雇保姆，我还要过自己的个人生活”，这种声音代表了当下一些人对老漂现象的理解。但我认为，说这些话的人，日后面对子女需要他们的情境时，可能还是会给予无条件的支持。到什么时候说什么话，大多数人的生活逻辑都是如此。
（图/《妈妈！》）
我们的无限责任伦理的韧性和生命力是很强大的，代际责任伦理是我们文化模式中的关键内容。随着时间推移，它可能会有一些变化，但这不会快速发生。总体来说，无论是微观的个体家庭，还是宏观的社会转型，都在享受着家庭主义带来的红利。当80后、90后也成为老漂的时候，他们也可能要面对《银发摆渡人》中的生命叙事。
《新周刊》：最后，你如何评价老漂对于中国社会发展的作用？
陈辉 ：我将老漂一族称为“银发摆渡人”，就是为了强调老漂的摆渡意义。老漂一族撑起城市新中产家庭，不仅是子女家庭育儿生活的摆渡人，也是中国城市化的摆渡人。老漂现象的核心逻辑就是统筹“一老一小”，调动老年资源降低社会育儿成本，减轻年轻人的育儿负担。只有提高出生率，才能更好地应对人口老龄化。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功劳簿上，应该有老漂族的一笔。
排版：石昀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