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彩回顾

日前，第七届香港中文大学（深圳）与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经济金融研讨会举办。本次研讨会由港中大（深圳）经管学院、深圳高等金融研究院与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联合主办。来自北京大学、南方科技大学、香港大学、香港科技大学及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按首字母排序）等多所高校的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围绕经济学与金融学领域的前沿学术研究成果，展开了深度分享与交流。

开幕致辞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经管学院教授、深圳高等金融研究院副院长王健致开幕辞。王健教授对各位嘉宾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他表示该研讨会一直致力于打造一个全国具有重要影响力的优秀学术平台，团结更多力量，共同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学术研究的深入合作与发展。

论文汇报

（王晓亮）

（李泽昊）

香港科技大学助理教授王晓亮分享其研究 “Financially Constrained Intermediaries and the International Pass-Through of Monetary Policy”（《受融资约束的中介机构与货币政策国际传导》）。该文章从外汇交易商（FX dealers）的视角出发，研究美国货币政策如何通过全球金融体系向其他经济体传导。研究构建了一个包含受融资约束的金融中介的定量模型，模型中一方是持有长期资产的本国银行，另一方是吸收外汇市场流动性失衡的全球外汇交易商。研究利用结构向量自回归（SVAR）的估计结果对该模型进行校准。定量分析表明，外汇交易商的融资约束在开放经济中量化宽松政策的传导与有效性中发挥关键作用，所校准的模型不仅能够解释近期主要汇率“谜题”，还揭示了一种基于中介机构行为的汇率决定新机制。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经管学院助理教授李泽昊对该论文进行了回顾与点评，并就不同摩擦的重要性排序以及利率零下限等问题展开了深入讨论。

（Sung Kwan Lee）

（太明珠）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经管学院助理教授 Sung Kwan Lee 分享其研究 “Tradeoff between Entrepreneurship and Fertility: Evidence from China’s Nationwide Two-Child Policy”（《生育与创业之间的权衡：来自中国全面二孩政策的证据》）。文章利用中国全面二孩政策这一外生冲击，考察家庭在生育与创业之间的权衡：政策放开后，家中有20–40岁已婚育龄女性的家庭，其创业概率下降，而生养第二个孩子的概率则上升。研究提出的机制是，新增子女提高了家庭的“保底消费需求”，从而抬升了有效风险厌恶程度，使家庭对创业风险更加敏感。实证结果显示，这一负向效应在生存性消费支出更高、金融约束更紧、收入波动更大以及家庭内部风险分担能力较弱的家庭中更为显著，并且在首胎为女儿的家庭中效应更强，反映出一定程度的重男偏好。研究指出，人口政策在鼓励生育的同时，可能会通过提高家庭风险厌恶而抑制创业活动。香港大学副教授太明珠对该论文进行了回顾与点评，并围绕可行的工具变量选择、家庭流动性约束以及该现象的其他可能解释展开了讨论。

（谷一桢）

（曹玥）

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副教授谷一桢分享其研究 “Crowding”（《拥挤》）。文章以北京地铁为背景，在显性偏好框架下估计乘客为避免公共交通拥挤所愿意支付的补偿（WTP）。作者利用北京地铁非高峰时段票价的离散式调整，获取票价随时间变化带来的外生价格波动，刻画乘客在出行时间选择中对票价、拥挤程度与理想出行时间偏离之间的权衡。基于对乘客实时上车分配情况的创新算法，文章构建了列车拥挤度的精细衡量指标，并使用由“重叠但起讫站点不同的出行”生成的工具变量来缓解拥挤与未观测需求冲击之间的内生性问题。估计结果表明，将车厢拥挤度降低 1 人/平米，乘客平均愿意为每分钟支付约 0.05元人民币，相当于一次 40 分钟地铁乘坐大约 2 元人民币。同时，高收入乘客对票价不太敏感、但更愿为减少拥挤支付溢价。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经管学院助理教授曹玥对该论文进行了回顾与点评，重点就拥挤变量的内生性处理以及不同收入群体福利分配的识别提出了评论和建议。

（赵雅博）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经管学院助理教授赵雅博分享了其研究 “Technology Barriers without Legal Rights: Evidence from Post-Expiration Patent Licensing”（《没有法律垄断的技术壁垒：来自专利到期后许可的证据》）。研究利用“专利到期后企业仍然付费续签许可”这一现象，刻画脱离法律垄断之外、由技术特征与知识壁垒形成的事实进入障碍，并基于大语言模型对专利文本进行分析，构建了依赖专用互补资产、与企业专利组合的相关性、披露不透明程度、与前沿科学的关联程度以及应用范围等五类技术特征指标。实证结果表明，在依赖专用资产、与既有专利组合高度相关且披露更为晦涩的专利上，更可能出现到期后继续许可、且后续引用更集中，体现出更强的“私人护城河”；相反，更“扎根前沿科研”的专利更少在到期后续签许可、技术扩散也更为分散，而应用范围对上述结果影响不显著。进一步引入多维固定效应和股票市场反应后，研究发现，能够帮助企业内部更好吸收利用的技术特征会提升专利的市场估值，而过高的不透明性则受到资本市场折价，揭示了企业在“巩固竞争优势”与“获得外部认可”之间的权衡。

（路广利）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经管学院助理教授路广利分享其研究“From Firms to Homes: Coworker Networks, Earnings Exposure, and Housing Purchases”（《从公司到家庭：同事网络、收入暴露与住房购买》）。研究基于马萨诸塞州 1990–2023 年的大规模雇主–雇员–住房交易匹配数据，发现员工是否购房与其所在分部同事过去三年的购房行为高度相关，这一影响在量级上与年龄和工资等传统因素相当，且同一公司不同分部同事之间不具备类似效应，表明同事社交网络是关键渠道。研究进一步显示，前同事的购房同样会提升个体购房概率，且通过使用“同事的前同事购房”构造工具变量，证实这种相关性主要来源于社交影响而非共同冲击。疫情后线下接触减少，同事影响显著减弱，并在网络更同质、企业规模较小（收入更依赖公司基本面）以及房市更火热时期更为突出。总体而言，文章表明公司不仅是收入来源，也是通过同事网络与企业基本面共同塑造家庭住房购买决策的重要平台。

（马芳原）

（杨世杰）

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助理教授马芳原分享其研究“Do Shared Analysts Shape Competitive Behavior? Evidence from Product Announcements”（《共享分析师是否影响竞争行为？来自产品发布的证据》）。研究利用美国上市公司产品发布数据发现，企业会对竞争对手的新产品发布作出“跟随式”回应，而这种反应在双方共享同一证券分析师覆盖时更为显著，且并非由共同经济冲击所驱动。进一步的实证表明，只有同时覆盖竞争双方的“共同分析师”给出正向评级调整时，才会显著提升竞争者发布新品的概率，说明分析师通过”信息“和”压力“两个渠道，在金融市场与产品市场之间搭建了重要反馈通道。南方科技大学副教授杨世杰在点评中，重点关注分析师压力与资本市场定价压力之间的互动机制，并建议通过加入共享分析师与公告收益的交互项来检验二者是否共同放大竞争企业的新品发布反应。

（郑家麒）

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助理教授郑家麒分享其研究 “Public Policy and Private-Sector Prosocial Motives: The Case of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公共政策与私营部门亲社会动机：以温室气体排放为例》）。文章利用美国九个州相继采用温室气体减排目标这一政策变动，考察公共政策对企业自发减排动机的影响。研究发现，位于采纳政策州的企业在股东层面的自愿减排动机反而有所下降，表现为与排放相关的股东提案数量减少、支持率降低，同时整体企业排放水平相较于对照组也未出现显著下降；进一步的异质性分析表明，政策对原本自愿减排动机更强的企业效果更弱。总体来看，结果提示某些公共政策可能会挤出企业原本的自发亲社会行为，从而削弱政策的实际效果。

（王健）

（孙钰龙）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经管学院教授王健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副教授孙钰龙联合作题为 “Predictable Currency Crashes”（《可预测的货币危机》）的报告。文章聚焦 1–6 个月的短期窗口，研究汇率大幅下跌事件是否可以被事前预测。研究发现，当一国本地利率处于较高水平且本币在此前六个月已经出现明显走弱时，未来六个月内发生“货币暴跌”的概率高达 43%；相比之下，在利率未明显上升、汇率也未大幅贬值的正常时期，这一概率仅约为 7.8%。这一证据表明，货币危机并非完全不可预测的“黑天鹅”，而是与利率环境和前期汇率表现紧密相连、在数据上具有显著可预测性。

博士生论文汇报

（刘智乐）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经管学院博士生刘智乐介绍了其研究 “Expected Earnings Smoothness”（《预期盈余平滑性》）。文章基于分析师盈余预测构建了一个前瞻性的“预期盈余平滑性”指标（EES），并表明相较于传统的事后平滑性度量，EES 对未来盈余波动性的预测能力更强。实证结果显示，在控制过往现金流波动后，预期盈余波动更高的公司，其股票能够获得每月约 59 个基点的超额收益；这一可预测性在估值不确定性和信息风险更高的公司中更为显著，支持了投资者需为承担相关风险获得补偿的风险定价解释。研究强调了“预期”而非“实现”盈余平滑性在资产定价与风险评估中的重要性。

（叶文旭）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经管学院博士生叶文旭介绍了其研究 “Religion and Mental Health: Evidence from Temple Establishment in China”（《宗教与心理健康：来自中国寺庙建设的证据》）。文章利用居住地附近新建寺庙这一外生冲击，识别宗教参与对个体心理健康的因果影响。研究发现，当居民 1 公里范围内新增一座寺庙时，抑郁指数平均下降约 23.16%，且这一改善具有显著的持续性和随时间累积的效果。机制分析表明，宗教一方面通过提升主观幸福感直接改善心理健康，另一方面减轻因健康冲击等压力源带来的心理负担；同时，老年人、受教育程度较低与收入较低群体的心理健康提升更加明显，显示社会弱势群体更依赖宗教作为“心理应对”工具。文章以中国这一非教会型、宗教实践更为非正式的环境为背景，丰富了关于“宗教与福利”的实证证据，将相关讨论从以往主要关注的西方教会宗教体系拓展到了制度化程度较低的宗教场景。

（胡伟康）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经管学院博士生胡伟康介绍了其研究“Who Gets to Live in the Productive City? Family Transfers, Housing Costs, and Talent Sorting”（《谁能住进高生产率城市？——家庭代际转移、住房成本与人才匹配》）。文章构建了一个包含两地区的世代交叠模型，高生产率地区房价高、机会多，低成本地区房价低、机会相对有限；父母出于代际互惠动机向子女转移财富，子女据此决定是否迁往高生产率城市以及选择租房还是购房。基于中国数据的定量校准结果显示，家庭转移在缓解中等能力年轻人的住房可负担性约束、帮助其进入高机会城市并实现住房自有方面，发挥了“关键闸门”的作用。：相对于没有家庭转移的反事实情形，代际转移使进入高生产率地区的年轻人占比提高约 20 个百分点，使其在当地的自有住房率提高约 26 个百分点，同时将宏观层面的总生产率提升约 0.5%，总体福利提升约 5%。在此基础上，论文比较了不同政策工具的取舍：人才引进补贴虽能小幅提高总生产率，但因受益范围狭窄反而降低总福利；相比之下，10% 的住房交易税略微压缩总产出，却通过向低收入家庭再分配提高了整体福利，凸显了人才政策与住房税制在效率与公平之间的权衡。

本届研讨会通过一系列高质量的论文报告与评议，充分展现了经济金融学科前沿的探索活力与交叉融合的学术魅力。与会学者就多元议题展开深度交流，不仅深化了对相关领域核心问题的理解，也进一步促进了区域学术共同体的紧密协作。未来，香港中文大学（深圳）与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经济金融研讨会将继续发挥其重要的桥梁与平台作用，为推动经济学与金融学的研究创新与发展贡献力量。

港中大（深圳）经管学院推广及传讯部出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