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北京日报客户端

刘伯承元帅在革命生涯中经常总结战斗经验教训，反思工作失误不足。每次战斗总结，都有助于减少部队牺牲；每次自我反思，都提高了党性修养。这种自省精神，成为刘伯承思想修养的鲜明特征。

在战争年代，刘伯承总是又快又好地把战役战斗的经验教训总结出来。这已成为他几十年军旅生活中的一部分。每次战斗一结束，他就立即催促参战部队作总结报告，而且要求报告一定要在班排连群众性评战果、评指挥的基础上，实事求是地写出来，力求准确，反对浮夸。重要的战斗战役总结，他都亲自动手，总结内容包括指挥协同、战术运用、伤亡分析等方面。今天，翻阅《刘伯承军事文选》，我们可以发现很多标题都带有“经验教训”“战术总结”“军事总结”“经验总结”等字眼。

1934年9月，针对江西军区、粤赣军区和赣南军区送来的关于诸游击队穿过敌人封锁线到后方开展游击战争的报告，担任红军总参谋长的刘伯承总结其中的一些错误，以作为今后的教训。其中首要一条是游击队长要政治坚定、行动机警、善于游击战术，必须具有创造苏区及红军的决心，不能临时去一趟就回来。他还总结了一些具体的做法，如穿过敌人封锁线的路线应选定在山地森林或敌人守备薄弱的接合部，通过时间以入夜下雾落雨之际最好；在游击活动区域应建立和加强党的组织，密切联系群众工作……

百团大战中的关家垴战斗过后，刘伯承亲自带领参战的各旅领导重上关家垴，实地调研。他仔细察看日军在台地四周所挖的“猫耳洞”，告诉干部们：“别小看这小小的招式，凭我们现有的武器还真难对付。这个办法我们也可以学。”

淮海战役打黄维兵团最要紧最吃力，刘伯承一有余暇，就赶紧写情况报告，指导各部进一步总结经验，以利于再战。渡江战役结束时，他在给毛泽东同志、中央军委、并华东局、总前委的综合报告里，检讨说“未能做好组织工作”，致使作战部队渡江后缺乏管理和调度，使得后方部队、辎重、民工拥挤抢船，耽误了渡江速度。

刘伯承的总结反思是具体的、精敏的，从来不虚无蹈空。1942年3月，在总结太行军区2月反“扫荡”的经验教训时，他举例说辽县的刘二堂带几个猎人，一弹一敌，打退敌人“搜剿”部队；而我第三军分区侦察班在武乡东垴伏击敌人，打了20分钟，敌人无一伤亡。他强调：我们的技战术要精要专，军人打枪不精通、不熟练，就说不上是军人，那是外行。

刘伯承的总结反思是一贯的、持续的。抗战期间，我抗日军民经常破袭敌人的主要铁路运输线，拆路、断桥、塞洞、翻车、袭车、消灭敌军、劫毁辎重……但这些经验教训缺少整理，刘伯承认为“可惜！可惜！”1938年5月13日晚到14日晨，我军民对日军控制的平汉铁路石家庄至邯郸路段，来了一次总的破坏。23日，刘伯承写下了《平汉铁路总破坏的经验教训》，一共8条，第6条又分5点专门讲了使火车脱轨的技术动作和注意事项，非常实用。1940年5月20日，他又在山西榆社召开的干部会议上作了《白晋铁路大破击的战术总结》。他分北段、中段、南段破击队，对各兵团完成任务情况进行了战术讲评，指出了存在的问题，最后从8个方面强调了今后在破击中要提高的战术问题。10月3日，他对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指出“交通斗争是相持阶段夺取战略优势的主要手段”。

这些经验总结，在随后进行的百团大战交通破袭战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但刘伯承仍不满意。1945年党的七大期间，他向全体与会人员作了反思检讨，认为作战中轻视了日军的铁路技术和技术装备：“我们把正太路摧毁了以后，以为敌人3个月不能修复，可是它20天就通车了”“其次就是轻视了它的装甲火车，轻视了它的新式武器”，表现在战术指导上，就是较多地采用阵地战甚至是阵地防御战的形式，脱离了八路军当时的条件，招致了不必要的损失。

对打得不好的仗要总结反思，打了胜仗也要总结反思。1946年9月初，刘邓指挥晋冀鲁豫野战军取得定陶战役的胜利，但刘伯承还是对战术层面的问题提出诸多批评和反思。比如，组织上“头大脚小”，连队极不充实；协同作战太差，集中兵力打一点的运用还不够；弹药奇缺，不能白天作战等。

刘伯承常说：“打了胜仗只是完成任务的一半，把经验教训总结出来，指导以后的战斗，才算完成了百分之百。”他还要求尽量迅速地将战斗总结报送上级、下发部队，要求在下次战斗中发扬这次战斗总结中的优点，克服缺点，避免部队犯重复错误。对于这一点，邓小平同志在《悼伯承》一文中也说：“伯承善于总结经验，把军事实践上升到理论高度，又善于创造性地用理论指导军事实践。”

对于自身工作中的错误和不足，刘伯承更是勇于自我批评、自我剖析，其反思是自觉的、深刻的。

回延安参加整风期间，在晋冀鲁豫区和相关军队系统座谈会上，刘伯承作了《晋冀鲁豫抗日民主根据地现状的报告》，既肯定了成绩，也毫不隐讳地指出了不足。他认为在百团大战前后，由于对“从内战转到抗日游击战之舵掌握不紧，过分强调正规军，犯了编并与放任地方武装的错误”，一度影响了根据地的建设。此外，本着从严要求自己的原则，他对减租减息、敌占区工作等方面也作了检讨。

在党的七大上，他以整风精神严格剖析了自己在军事工作和军事思想上的偏差。一个是关于“运动游击战”问题，“没有从战略眼光来分析问题，而是单纯从战术上来看事”。尽管在这个问题上，刘伯承并没有造成什么损失，但他并不放过哪怕只是认识上的一时偏差。再一个是关于1932年10月宁都会议上的错误表态。他坦言：“由于我政治上落后，单纯从军事观点，从战术上看问题，所以对于当时的中央局的负责同志起了支援作用……这个错误促使我自己反省。”虽然他在宁都会议后不久，就很快认识到“左”倾教条主义的危害并与之决裂，站到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和正确思想一边，但刘伯承并没有因为后来的彻底转变而原谅自己所犯过的错误。他在庄严的党代表大会上自我揭短，再次作深刻检讨，可谓达到了“责己也重以周”的境界，赢得大家的掌声和赞誉。刘伯承逝世后，中共中央致的悼词中也评价他“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受委屈而毫无怨言”。

中国古人提倡“不贰过”，就是说通过反思自己的过错失误，吃一堑长一智，不栽第二次跟头。我军各项工作中的“复盘”与此类似。刘伯承的一回回反思、一次次“复盘”，既推动了革命事业，也凸显了共产党人身负重任而自省愈深的品格，更给后世留下宝贵启示：真正的革命者，总是勇于在否定自我中超越自我。

来源：解放军报

作者: 何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