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环境网）

转自：中国环境网

固体废物，特别是危险废物的环境管理，是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重点和难点。当前，在固体废物环境执法监管实践中，普遍存在产废者责任边界模糊、部分罚则过罚失衡、治理责任落实机制不畅等问题，影响了法律实施的效能与公平。本文旨在《生态环境法典》编纂之际，分析当前固（危）废监管中存在的关键问题，并提出针对性的法典条文完善建议，以提升监管效能，规范企业行为。

当前固（危）废环境执法监管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产废单位委托处置责任边界不清，“谨慎核实义务”缺乏标准。《法典草案》第486条原则性规定了产废单位对受托方主体资格和技术能力的核实义务，但“核实”应达到何种程度、需保留哪些证据才算尽到义务，均未明确。这导致执法实践中，只要受托方出事，无论产废单位是否尽职，都易被“一刀切”地追究责任（《法典草案》第1143条），或面临巨额连带民事赔偿（《法典草案》第1062条）。这不仅加重了企业负担，也使得执法自由裁量权过大，易引发争议。

部分罚则设定未充分体现“过罚相当”原则，存在“小过重罚”风险。《法典草案》第1149条对危废管理中的多项违法行为设定了十万元起步的罚款，例如未设置识别标志、未建立管理台账、未运行转移联单等。这些行为虽违反管理规定，但部分属于程序性、资料性瑕疵，主观恶性和环境危害相对较小，一律处以高额罚款，尤其对中小微企业而言，处罚过于严厉，未能区分情节轻重，有违比例原则。

“代履行”机制规定分散且启动条件不一，治理责任落实存在梗阻。《法典草案》中代履行条款散见于各污染防治章节（如第1112、1141、1145、1150条），其启动程序、费用承担等表述不尽相同，缺乏统一规范。对于污染物清理、场地修复等治理责任，实践中常出现“企业无力治、政府无钱治”的困局，缺乏高效、强制性的治理责任落实机制，导致环境污染状态持续，未能及时恢复生态环境。

涉危废经营活动的处罚梯度设计，可能诱发规避监管的动机。《法典草案》第1151条对无证从事危废经营活动的处罚，区分了“单位”与“其他生产经营者／个人”，并对后者设定了更低的罚款幅度（2万元—10万元）。这一设计虽意在区分主体规模，但客观上可能诱使一些企业通过挂靠个人、分散业务等方式规避其作为“单位”本应承担的更严厉处罚，为监管执法带来了新的挑战。

对《生态环境法典》固（危）废相关条款的完善建议

细化产废单位委托核实标准，设立尽职免责条款。为“谨慎核实义务”提供清晰、可操作的判断标准，同时避免执法“一刀切”，建议将第486条修改为：　“产生工业固体废物的单位委托他人运输、利用、处置工业固体废物的，应当对受托方的营业执照、许可资质、技术能力进行核实，并可通过现场踏勘等方式进行确认；依法签订书面合同，约定污染防治要求；建立管理台账，留存核实证据。受托方在委托范围内实施环境违法行为的，产生固体废物的单位有证据证明已履行本条规定的核实和督促义务的，不予行政处罚。”

优化罚则结构，引入梯度处罚与限期整改前置程序。为实现过罚相当，避免“小过重罚”，建议将第1149条第二款修改为：“有前款第一项、第二项、第五项、第六项、第七项、第八项、第九项、第十二项、第十三项行为之一，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较重的，处二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有前款第三项、第四项、第十项、第十一项行为之一，处二十万元以上二百万元以下的罚款。”

系统整合“代履行”规定，强化治理责任落实。为统一代履行的启动条件和程序，建议在第五编“法律责任”章节中增设一条，作为“代履行”的一般性规定：“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和其他负有生态环境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在依法作出责令排除妨碍、恢复原状、治理污染等行政决定后，当事人逾期不履行且其后果已经或将要造成环境污染的，可以代履行，或者委托第三方代履行，所需费用由当事人承担。情况紧急的，可以立即实施代履行。”

完善涉危废经营处罚条款，堵塞规避监管漏洞。为确保处罚与违法行为的实质危害相匹配，维护市场公平竞争秩序，防止法律漏洞，建议对第1151条的适用进行限缩解释或补充规定：明确“其他生产经营者／个人”的认定标准，强调若个人行为实质是代表单位或与单位利益相关联，则应适用对“单位”的处罚规定。防止企业通过“化整为零”的方式规避监管。

固（危）废环境监管的复杂性要求法律条款必须精准、明晰且系统。通过生态环境法典对责任边界、罚则梯度、治理机制和处罚一致性的完善，将能更有效地引导和规范企业行为，提升环境监管效能，为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提供坚实的法治保障。

作者单位：聊城市茌平区环境监控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