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国家民委

内蒙古呼伦贝尔市鄂伦春自治旗嘎仙洞北魏摩崖石刻祝文的考古发现，揭开了拓跋鲜卑起源地的千古之谜，为研究北方民族起源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证实了我国先民很早便开发了大兴安岭北段。

拓跋鲜卑漫长的迁徙历程与社会演进历史，镌刻了古代各民族交流互动的生动记忆，深刻诠释了拓跋鲜卑“心向中华”的政治意蕴，印证我国各民族“共同开拓了辽阔疆域，共同缔造了统一多民族国家，共同书写了辉煌的中国历史，共同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化，共同培育了伟大的民族精神”。

“旧墟石室”：拓跋鲜卑起源的考古实证

1980年7月30日，原内蒙古呼伦贝尔盟文物站站长米文平在大兴安岭北段顶巅东麓嘎仙洞西壁发现了北魏太平真君四年（443年）的摩崖石刻祝文。石刻距洞口15米，高约0.7米、宽1.2米，全文201字，竖行镌刻，汉字魏书，隶意犹浓。祝文中，北魏太武帝拓跋焘遣使祭祀先祖的虔诚赫然可见：

维太平真君四年癸未岁七月廿五日，天子臣焘，使谒者仆射库六官、中书侍郎李敞、傅㝹，用骏足、一元大武、柔毛之牲，敢昭告于皇天之神：启辟之初，佑我皇祖，于彼土田。历载亿年，聿来南迁。应受多福，光宅中原。惟祖惟父，拓定四边。庆流后胤，延及冲人，阐扬玄风，增构崇堂。剋揃凶丑，威暨四荒。幽人忘暇，稽首来王。始闻旧墟，爰在彼方。悠悠之怀，希仰余光。王业之兴，起自皇祖。绵绵瓜瓞，时惟多祜。归以谢施，推以配天。子子孙孙，福禄永延。荐于皇皇帝天，皇皇后土。以皇祖先可寒配，皇妣先可敦配。尚飨！东作帅使念凿。

祝文内容与北魏史书《魏书·乌洛侯传》《魏书·礼志》中的相关记载高度吻合。史载乌洛侯国遣使“称其国西北有国家先帝旧墟，石室南北九十步，东西四十步，高七十尺，室有神灵，民多祈请。世祖遣中书侍郎李敞告祭焉，刊祝文于室之壁而还”。北魏摩崖石刻祝文的发现证实了嘎仙洞即为《魏书》所载的“旧墟石室”，解开了困扰史学界多年的拓跋鲜卑起源之谜，确认了其起源之地为大兴安岭北段。

万里迁徙：从游猎部落到中原王朝的演进之路

拓跋鲜卑属于东胡系，发源于今大兴安岭北段嘎仙洞，历经“大鲜卑山”“大泽”“匈奴故地”“盛乐”等时期，于386年建立北魏，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入主中原并统一北方的游牧民族。

“大鲜卑山”时期是拓跋鲜卑的起源阶段，主要以原始游猎经济为生，《魏书·序纪》记载，“统幽都之北，广漠之野，畜牧迁徙，射猎为业”。嘎仙洞文化层出土的打制石器、骨器、陶器等文物也佐证了这一点。大约在公元前200—前130年，六十七世首领拓跋毛“统国三十六，大姓九十九”，拓跋鲜卑出现了部落联盟形态。约公元前一世纪末期，部落首领推寅率部众从嘎仙洞南迁到“大泽”（今内蒙古呼伦贝尔境内的呼伦湖一带），并逐渐从游猎经济转向游牧经济。扎赉诺尔古墓群、拉布达林墓群等出土的大量牛、马、羊骨，便是这一转变的实物证据。推寅之后，又经六世，到献帝拓跋邻时，部落联盟进一步发展，划分出纥骨氏、普氏、达奚氏等姓氏，其中纥骨氏源自高车，普氏出自匈奴，表明拓跋鲜卑在“大泽”时期已与匈奴、高车等部族接触、融合。此时的拓跋鲜卑，还受到匈奴与中原地区的文化影响，开始使用铜刀、铁镞等器物，墓葬中出土的盘口陶罐、双耳陶壶带有浓郁的匈奴文化风格，展现出多元文化交融的初貌。

又经八世后，首领拓跋诘汾率领拓跋鲜卑走出呼伦贝尔大草原，经“九难八阻”，最终抵达今河套阴山地区。258年，拓跋诘汾之子拓跋力微率领鲜卑、匈奴、乌桓等20余万人迁至定襄郡盛乐城（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和林格尔县土城子古城），逐渐形成包括拓跋本部、东部鲜卑、乌桓、匈奴、丁零、柔然等四方诸部在内的部落联盟。同时，拓跋力微加强与曹魏政权联系，积极开展互市，学习汉文化。315年，拓跋猗卢建立代国，学习中原文化的典章制度，完善自身法律制度的建设。386年，拓跋珪复兴代国，并改国号为“魏”，史称“北魏”。398年，迁都平城（今山西大同），拓跋鲜卑的活动范围进一步南移，开始系统学习中原文化，效仿中原政治制度，迁人口、建宫庙、筑城池、修苑囿，劝课农桑，发展经济。

423年，拓跋焘继位后，北魏实力进一步增强，最终在439年统一中国北方，结束了十六国割据局面。443年，嫩江流域西岸的乌洛侯国派使臣到北魏朝贡，并上奏称乌洛侯国西北方向有魏先帝旧墟石室（即今嘎仙洞）。拓跋焘听后，立即派大臣李敞等人前往。李敞等人历时4个月，到达魏先帝旧墟石室，举行了盛大的祭祀天地和祖先的活动，并将祭文刻于洞内石壁上。471年，孝文帝拓跋宏继位。493年，孝文帝迁都洛阳，推行全面汉化改革——穿汉服、说汉话、改汉姓、与汉族通婚等。

拓跋鲜卑的迁徙之路，也是中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的生动写照。北方各民族为开拓我国北部边疆、推动中华文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文化交融：以“中华”自居的自觉与认同

从祭祀礼制到精神信仰，从族源认同到政权建设，拓跋鲜卑在与中原文化的交流碰撞中，不断吸收借鉴，形成了独特的文化交融景观，嘎仙洞祝文证实了这一历史进程。

在祭祀礼制上，祝文记载了北魏皇室以“骏足（马）、一元大武（牛）、柔毛（羊）”三牲祭祖，而《礼记》等典籍记载帝王祭祀社稷时有“牛、羊、豕”三牲，北魏皇帝祭祖把“马”牺牲纳入到祭品，说明其在模仿中原文化的宗庙牺牲制度的同时，体现出鲜明的游牧文化特色，凸显出鲜卑文化与汉文化彼此兼容的礼制特点。西汉《汉书·郊祀志下》记载：“天地合祭，先祖配天，先妣配地，其谊一也”，意为以帝王配天及其他阳神，以皇后配地及其他阴神。而嘎仙洞祝文记载：“以皇祖先可寒配，皇妣先可敦配”，“可寒”（可汗）、“可敦”（可贺敦）为鲜卑语，意为皇帝、皇后，这说明北魏已熟知汉代以来形成的中原地区祭祀礼仪，并自觉应用到祭祖仪式中。

在族源认同上，拓跋鲜卑主动认同华夏族源。《魏书·序纪》记载：“昔黄帝有子二十五人，或内列诸华，或外分荒服，昌意少子，受封北土，国有大鲜卑山，因以为号。其后，世为君长，统幽都之北，广漠之野……黄帝以土德王，北俗谓土为托，谓后为跋，故以为氏。”将自身族源追溯至黄帝，展现出拓跋鲜卑融入华夏的自觉与认同，这也成为“华夷”走向一体的重要动力。

在政权建设中，拓跋鲜卑逐渐突破“内诸夏而外夷狄”的地理畛域，以“中华”自居。从“汉号”立国（改国号为魏）、“礼法”治国（制定中原式法律制度）、“郡县”理国（推行郡县制）到“经史”记国（修撰《魏书》），拓跋鲜卑以正统观证实政权合法性，在与其他政权的正统竞争中，进一步拓展了中华认同的边界。

从大兴安岭的石室出发，至洛阳的庙堂，拓跋鲜卑的迁徙发展历程是中华民族形成史的一个缩影。这条从大兴安岭到中原大地的融合之路，充分体现了中华文明并非静止不变、单一纯粹，而是充满活力、动态发展且多元一体的，是各族儿女共同守护的共有精神家园。

（作者单位：李士珍，内蒙古农业大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张玲玲，内蒙古自治区民族事务委员会理论研究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