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国家民委

1925年10月10日，故宫博物院成立。这座历经明清两代王朝的皇家禁苑，自此变为向全民开放的文化殿堂。为了系统总结从紫禁城到博物馆的百年历程，故宫博物院在午门推出“百年守护——从紫禁城到故宫博物院”大展。展览将持续至12月30日。

此次展览以“守护”为主线，分为“一脉文渊”“百年传承”“万千气象”3个单元，通过200件（套）珍贵文物文献，用明暗双线相结合的叙事方式，系统呈现故宫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承载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汇聚地、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创造的丰富内涵。尤为重要的是，展陈中的大量清代文物与文献，以其沉静而雄辩的姿态印证：故宫本身就是一座见证并推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宏伟殿堂。透过这些实物，观众得以直观感知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在清代进一步发展与巩固的历史进程。

统一多民族国家治理智慧的见证

紫禁城，作为明清两代的政治中枢，其权力的维系不仅依靠宫墙与禁卫，更依托于一套融汇多民族智慧的政治制度与文化符号体系。

展览上，作为国家权力至高象征的清代“二十五宝玺”熠熠生辉。清乾隆十一年（1746年），乾隆皇帝对前代御宝重新考证排次，将其总数定为25方，并详细规定了各自的使用范畴。“二十五宝玺”涵盖了皇权继承、政令颁布、祭祀军事等各个方面，共同构成清代国家权力运行的符号系统。

宝玺的功用划分尤见清朝治理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政治智慧。“皇帝亲亲之宝”专门用于册封蒙古、西藏、回部等地的王公贵族，通过联姻和封赏，强化中央与边疆地区的政治联系；“敕正万邦之宝”用于处理外藩事务或外国使节文书，展现清王朝“天下共主”的政治定位；“制驭六师之宝”则以其军事权威维护国家疆域的统一。在文化表征上，“二十五宝玺”采用满汉文字合璧的形式，这本身就是一种文化上的认同与交融。在思想内核上，宝玺的印文内容深刻反映了清王朝对中原传统政治哲学的继承和发展，“敬天勤民之宝”“命德之宝”等印文理念皆源自儒家思想，体现了清朝统治者致力于将自己塑造为儒家伦理下的“圣君”，倡导“勤政爱民”“崇尚德行”等中国传统价值观。

清《乾隆内府舆图》铜版，作为清代鼎盛时期地图测绘的权威母版，集中体现了统一多民族国家治理能力的提升与疆域管理体系的完善。该舆图在康熙《皇舆全览图》的基础上，进一步回应了国家治理的现实需求。乾隆朝中期，清政府平定准噶尔部与回部大小和卓叛乱，将新疆地区重新纳入中央王朝直接管辖，原有舆图已难以涵盖所辖疆域。为此，乾隆下令对西北地区进行系统测绘，并整合全国地理信息，最终制成这幅范围更广、精度更高的《乾隆内府舆图》。

《乾隆内府舆图》不仅是中国测绘史的重要里程碑，更是清代构建统一多民族国家空间秩序的关键举措，展现出从文化疆域向现代统一多民族国家治理形态转型的重要特征。其制作与传播，既服务于中央王朝对边疆的有效治理，也在国际视野中宣示了清王朝的主权范围与国家认同。

展品青玉刘秉恬书《御制优恤土尔扈特部众记》册，以8片青玉制作而成，记录了土尔扈特部东归这一重大历史事件。明朝末期，由于蒙古各部之间征战不断，土尔扈特部被迫西迁，在伏尔加河流域一带游牧。虽然远在万里之遥，土尔扈特部却始终与祖国保持着联系。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土尔扈特部首领渥巴锡率领17万部众东归，乾隆调拨巨资妥善安置，并立碑御书《土尔扈特全部归顺记》《优恤土尔扈特部众记》以志纪念。

两篇御文皆用满、汉、蒙古、藏四种文字铭刻，使碑文成为被共同阅读和铭记的“团结契约”。此举体现了清朝对各民族文化的尊重和对民族团结的重视，展现了中华民族的强大向心力。

从象征最高权力的“二十五宝玺”，到体现边疆治理的《乾隆内府舆图》，再到见证民族交融的《御制优恤土尔扈特部众记》，这些珍贵文物构成了清代统一多民族国家治理的图景，彰显其在政治制度设计与文化认同塑造上的卓越智慧。

工艺技术交流与文化互鉴

在历史长河中，工艺技术与文化的交流融合，始终是推动中华文明发展的重要动力。本次展览展出的多件掐丝珐琅珍品，正是这部宏大叙事中的生动注脚。

掐丝珐琅的工艺史本身便是一部流动的文化交流史。该技艺发源于阿拉伯地区，于元明时期经由丝绸之路传入我国。在传播过程中，藏传佛教僧侣与工匠将西藏本土的金属加工技艺与外来珐琅工艺相融合，并将这一创新成果带到中原王朝。至清代中期，这项技艺已深深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被清宫造办处完全掌握，并进一步演化出独具皇家气韵的“内廷风格”。

展品掐丝珐琅仙鹤，完美体现了工艺技术与文化的交融。仙鹤作为典型的中原文化符号，在道家文化中象征长寿，在儒家文化中代表君子品格。清宫工匠将其制作成珐琅器，赋予其浓重华丽的装饰风格，既契合满族贵族对绚烂色彩的审美偏好，其祥瑞内涵也能被各民族所理解。掐丝珐琅太平有象在文化意象的融合则更为深刻。“太平有象”是中国传统的吉祥题材，其中“象”是瑞兽，代表天下太平；“瓶”谐音“平”，寓意平安。大象并非中原产物，主要来源于云南边疆地区和东南亚藩属国的进贡。因此，“太平有象”这一意象蕴含着中央王朝与边疆的密切联系。

展品金錾云龙纹执壶与掐丝珐琅嵌宝石缠枝莲纹多穆壶的并置，则构成一场意味深长的文化对话。金錾云龙纹执壶是中原传统酒器的代表，通体錾刻云龙纹样，彰显着皇权的至高无上；而多穆壶原是蒙古、藏等民族聚居地区盛水或酥油茶的日用器皿，以其特有的僧帽口、龙柄及缠枝莲纹，展现出西北草原地区的器型特色。当这件多穆壶与金执壶一同陈列于宫廷盛宴时，它们共同陈述着一个事实：清代宫廷文化是一个由多民族文化符号共同构建的体系。

一套俄罗斯帝国尼古拉二世时期的钱币和铜茶炊，则从更广阔的维度展现了中俄之间的物质与文化往来。这套钱币很可能是清末使臣考察俄国银行制度时带回国内的，是清晚期开明士大夫“开眼看世界”、主动研究西方现代金融制度的实物证据。

铜茶炊是一件既能烧水又能保温的器具，是适应俄国寒冷气候、与饮茶习俗相伴而生的独特器物。其形制背后，是自17世纪以来通过清政府主导的商贸通道、中国茶叶大量输入俄国的历史。中国茶叶的输入不仅改变了俄国的饮品结构，更催生了与之配套的器具文化与社交礼仪。两件器物共同证明，持续的交流，不仅丰富了人们的物质生活，更深层地促进了文明互鉴。

　“同文之盛”与多元一体中华文明的熔铸

作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清代推行“同文之治”，倡导“同文之盛”，不仅在制度层面巩固了政治统一，更在文化层面深化了各民族之间的认同与融合，共同铸就了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

展品《西番译语》是清代编纂的一部双语辞书，以藏文、汉文词条配以汉字注音，分设“天文”“地理”“时令”等20个门类，系统构建了语言对照的框架。“西番”一词，在元、明、清三代泛指西部少数民族，尤指今日的藏族；而“译语”作为一种特殊的文献类型，实为双语或多语对照的词汇手册。这部著作不仅是清廷与西部少数民族沟通的实用工具，更是后世研究汉藏语言关系、民族政策与边疆治理的珍贵史料。

明清两代为处理民族事务，编纂了《蒙古译语》《女真译语》等多种“译语”，《西番译语》是其中之一。《西番译语》犹如一把钥匙，开启了理解明清时期中央王朝与藏族等西部少数民族在政治、文化、语言上进行交流与互动的大门。它超越了简单的词典功能，成为一座连接历史与现在、汉文化与藏文化的文献桥梁，至今仍是语言学、历史学和民族学研究者不可或缺的宝贵资料。

由清代大学士傅恒等奉敕编纂的《钦定西域同文志》，则是一部涵盖西域历史地理与语言学的多语种工具书。全书以满、汉、蒙古、藏、维吾尔、托忒六种文字，收录西北地区的人名、地名等3202条，兼具方志、辞典与语言志的功能。该书的编纂，是清政府在文化上确立对西北地区认知主权的重要举措。通过对方言地名的标准化与互译，清政府建立了一套统一的地理信息系统，为有效治理西北边疆提供了知识基础。

展览上，《清文翻译全藏经》雕版堪称重磅之作。《清文翻译全藏经》，又称《满文大藏经》，是以汉文《大藏经》为主要底本，兼蒙古文《甘珠尔》和藏文《甘珠尔》为底本，由清字经馆于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至五十九年（1794年）历时22年译刻完成。《清文翻译全藏经》完成之日，乾隆帝作序以记之，并制作青玉《清文翻译全藏经序》册。

《清文翻译全藏经》共收录佛教经典699部，分装108函计2535卷。该工程与《四库全书》并称“清代两大文化工程”，其意义远超文献转译，实为清王朝一项具有战略意义的文化举措。工程汇聚满、汉、蒙古、藏等多民族高僧与学者，共同参详经义，审定译名，不仅在技术上保障了译文的精确，更在实践层面促成了深层次的文化交融。

（作者单位：故宫博物院，本文图片除注明外，均由作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