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明新

　　很多年没进过影院了。除了在央视的电影频道与某部电影偶遇外,电影已经离我的生活越来越远了。今年春节,哪吒“大闹”影城,并创造出票房之最,勾起了我对电影的一些记忆。

　　我对电影曾经那样着迷。

　　小时候,看见大街上新张贴的电影海报,心里便百爪挠心,电影票虽然只要五分钱一张,却没钱看,常常约上几个小伙伴,吃过晚饭趁着夜色去爬电影院的墙,看免费电影。电影院的墙很高,我们只有搭成人梯,先将一个人弄到墙顶上,先上去的人再把下面的人一个个拉上去。看免费电影的人多了,自然会引起电影院管理者的注意,有一次我们刚刚跳进电影院,黑暗中一声断喝,我们全被生擒,之后被关进电影院的一间小屋里,直到夜深人静才放我们出去。妻子老家是农村的,我说起当年看“免费电影”的事,妻子说她们小时候听说哪个村放电影,无论多远也要跑去看,一场电影这村放了那村放,她们会一直追着看下去,有的村子离得远,看完电影回到家已是后半夜了也不稀奇。

　　我的第一份正式工作,是在胜利油田钻井队当一名钻工。钻井队驻扎在一个荒无人烟叫做孤岛的草甸子上。半年后钻井队搬到滨县八里庄附近打井,去滨县县城看电影就成了我们最大的乐趣。八里庄离滨县县城八里路,钻井队离八里庄还有二里多路,因此从钻井队驻地到滨县县城大约是五公里。电影晚上放映,而钻井队三班倒,要看电影上白班的时候不能去,因为干了一天活实在太累；上四点班的时候也不能去,因为要上班；只有上零点班的时候,上午去买票,到了下午晚饭也顾不上吃,从食堂买几个馒头,一边啃一边往滨县县城赶。看完电影天已经很晚了,隆冬的野外很黑也很冷,无遮无拦的北风呼啸着,浑身瑟瑟发抖,一脚高一脚低地往回走,那时候最大的愿望就是回到驻地立刻钻进暖融融的被窝里睡上一觉,而事实上等待我们的是铁皮一样的工作服,因为回去后就到接班时间了。这时候心里就会生出些许悔意,后悔去看电影,但等到下次上零点班的时候,这样的事情又会重复一次。

　　因为喜欢写作,分到钻井队不久,就不断有作品在油田创办的报纸上发表,钻井指挥部电影队想找个人写幻灯脚本,不久我被调出钻井队,成了一名放映员。上世纪70年代中后期,人们对电视还极为陌生,因此对电影普遍有着超乎寻常的巨大热情。每次出去放电影,拉我们的汽车还没到,放映点上的人早已经得到消息,人们奔走相告,传递着晚上有电影的“喜讯”。尤其是几个家属点,如九分厂、丰收村、探宝村等,这些地方住的都是钻井工人的家属,男人在钻井队上班,几个月也回不来一次。钻井工人的妻子种水稻,老人和孩子不出工,他们早早地就蜂拥到放映场地上,以不同的方式抢占地方,太阳还老高,场地上就摆满了长长短短高高低低的椅子、长条凳、小板凳、马扎子,用不同颜色画出来的各种不规则的圆、线条、曲线,用砖块和石子摆放出表明“此处已经有人”的种种图案。拉我们的汽车一进村,男男女女的孩子们便呼啦一下子拥过来,先是迎着我们的汽车奔跑,然后是跟在汽车后边卷起的尘土中奔跑,一边跑一边狂喊:“来电影啦!来电影啦……”汽车一停,他们立即围上来询问放什么片子,是不是“打仗”的,得到答案后,便一阵风似的跑出去做义务宣传员了。后来又有了进口影片,我也享受了一场又一场的电影盛宴。有些特别受欢迎的影片要连续放十几场,比如《桥》和《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等,看得多了,电影中许多人物的对白我几乎可以背下来。

　　油田俗称“没有围墙的工厂”,职工来自全国各地。到了春节他们也会像鸟儿一样飞回自己的老巢。当然,也有不少人要留下来坚持生产。进电影队的第一个春节,电影队只剩下我与放映员小马,我们的任务是每天两场电影,上午一场下午一场,放映地点是“作战室”。听起来这完全像一个挂满军用地图,供将军和参谋们研究作战方案的所在,其实挂的是地质构造和剖面图,是地质学家研究石油生成条件和布置井位的地方。

　　那个春节,雪下得少有的大,一觉醒来,我听见外面有人问“过年好”的声音和人行走在雪地上发出的咯吱声,知道有人向“作战室”走去准备看电影了,他们大都是妇女、学生和孩子。因为男人不是值班就是要去生产现场。我和小马立即起床,检查了一下影片,就提着片盒,踏着没过脚脖子的积雪向“作战室”走去。那个春节期间,依稀记得我们放映了《南征北战》《平原游击队》《霓虹灯下的哨兵》《五朵金花》《江山多娇》《青松岭》《一江春水向东流》《马路天使》《地雷战》《地道战》《黑山阻击战》和《渡江侦察记》等多部影片,只是那个春节的年初一,我第一次没吃上饺子,别说饺子,饭也没吃上。

　　(作者为中国作协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