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悲鸿个展”专页，柏林办展之图文报道，原载《文华》杂志第46期，1934年。

　　肖伊绯

　　“艺林”一词，泛指文学、艺术等文化领域，由来已久。旧时所谓“艺林”，概指金石书画、诗词歌赋的领域。及至清末民初，随着“现代化”思潮的勃兴，这一范域也随之发生着微妙且深远的变化。

　　近世百年以来的“艺林”，有着多元互动、异彩纷呈的时代风貌。这一时期的“艺林”，代表着“前现代”精神与趣味的“金石书画”艺术，仍踞于这一领域的主流地位。

　　随着比“金石”更早的古文字载体“甲骨”之发现，以及在现代考古学意义与方法指导之下的对殷墟的大规模发掘，都让“金石”领域的课题与话题得以空前拓延。应当说，“甲骨”虽古，可“甲骨学”得以与“金石学”并列并举于“艺林”，还是从近世百年以来随着考古发掘得以最终确立的，这亦可视之为“艺林”里的现代化境遇之一种。

　　另一方面，传统书画领域也在步入“现代化”进程之中，随之呈现出了新的发展态势与时代风貌。以齐白石、徐悲鸿、张大千等为这一时期这一领域里的杰出代表，他们或以一己之力推陈出新，倾力将传统“文人画”带入“新文人画”的别样天地；或投身美术教育、倡举美术革命，矢志将“中国画”迈向“新中国画”的远大征程；或是在艺术观念上守正出奇，在艺术技法上精中求变，将通行的重彩工笔技法汲入敦煌艺术之瑰丽色彩，更令原本黑白分明的“泼墨”山水衍化为五光十色的“泼彩”山水之画卷。

　　除了新旨趣、新技法、新风貌在传统书画领域里的“破旧立新”之外，作为舶来品的西洋油画、粉彩画、漫画等艺术品类，也悄然跻身于中国近世艺林的时代舞台之上。以丰子恺、潘玉良、高剑父、张坤仪等为代表的画坛新生力量，从独树一帜，到异军突起；从独当一面，到追随者众。概观这一系列“金石书画”领域里的“蝶变”，无一不是“现代化”进程之下的时代景况。

　　如果说“金石书画”这一领域，虽经近世百年“现代化”进程而“蝶变”，但仍旧可以“金石书画”四字来概而言之；那么，“诗词歌赋”这一领域在步入“现代化”进程中，则可以说是经历了一系列的“聚变”与“剧变”，其原有面目、风貌、标准及界限亦随之发生“巨变”，只可暂拟以“戏剧影音”之概念来予以言说了。

　　须知，旧时士大夫文人阶层，本即持有所谓“诗乃文之余，词乃诗之余，曲乃词之余”的观念，诗词歌赋向来被视作“小道末技”，不过是文化生活的一点余兴罢了。不过，随着明清时期戏曲创作勃兴，戏剧艺术成为近世艺林惯常话题，也就顺理成章，不在话下了。

　　以梅兰芳、程砚秋为代表的“四大名旦”，是为近世百年以来，京剧艺术爱好者与追随者，乃至反对与批判者，无论如何都绕不开的话题。当年穿插其中的“戏剧改良”之论，乃至“新剧”与“旧戏”之争等诸多议题，一直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论争无休、莫衷一是。

　　这边厢“旧戏”改良，那边厢“新剧”登场。作为“现代化”进程中的新生事物与必然结果，舞台剧（话剧）、电影、流行歌曲等一系列都市文化生活中所必备的文艺品类，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登临并占踞南北各地文化消费市场，跻身并拓延着国内原有的“艺林”场域。应当说，千百年来通过舞台表演、现场呈现给观众的传统戏剧艺术，与近百年来通过前期拍摄（录制）、后期制作（剪辑），终至屏幕投影成像（或以唱片及电台播放音频），呈现给观众的现代影音（视听）艺术，生动形象地体现出了“前现代”与“现代化”的时代背景及其文化效应之差异。

　　从这个意义上讲，要对近世艺林有所言说，就必得观照与反映“影音”这一领域，就需要从当年在都市大众文化消费层面上的歌、舞、影、音各路明星中，去探寻与甄选其中的代表人物与焦点话题。这样的人物与话题，比之谈论齐白石、徐悲鸿的书画艺术，或者言及梅兰芳、程砚秋的戏剧艺术，当然不会那么自然而然、顺理成章。

　　从“金石书画”之“蝶变”，到“戏剧影音”之“跨界”——践行者无疆，求知者无界。当现代文明的新时代洪流滚滚而来之际，旧时代传统所设置的种种界线，所设定的各式界限及其局限，都显得如此一触即溃。自20世纪与21世纪交迭更替的百年以来，“艺林”里的现代化进程及其境遇，所展现出来的万千气象与日新月异，着实是值得后来者对之有所感兴与抒写，为之有所考量与探究的罢。

　　（作者为特约作家、自由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