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重庆成为中国战时大后方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远东指挥中心。全国大批文化名家纷至沓来，他们把人生追求、艺术生命同国家前途、民族命运、人民愿望紧密结合起来，化身文艺斗士、文化先锋，为广泛凝聚人心、振奋民族精神发挥了重要作用。

以文艺“矛”，作抗日“枪”。他们将小说、话剧、舞剧、电影……化为武器，这些激荡人心的作品里，蕴含着抗战胜利的强大力量，于轰炸声中发出爱国救亡最强音！

1 文化名家汇聚大后方

大批文化名家“纷至沓来”，大约是从1938年开始的。

当年1月，从武汉逆江而上的作家张恨水站在船舷边第一次看到了山城：“街市村落，若断若续。统称之曰南岸，嘉陵之北，一城高踞山巅。与重庆对峙，则为江北县……江巴雄险，固亦未见其微也……”

大约一个月后，28岁的剧作家曹禺和国立戏剧专科学校师生们，同样逆水而上；在船上，他兴致高昂地给学生们读剧本；他们一路演讲、一路演戏，目的地直指重庆。

“岸上的灯光，射在江里，万星沉浮，动荡无定，心也随着欲碎。”同年7月，作家老舍怀揣着这样的心境在汉口登上了轮船，先抵宜昌、再达重庆。

再5个月后，早已抱定“欣将残骨埋诸夏”决心的郭沫若从贵阳登上飞机，航向同样是重庆。

……

这份名单后面还写着作家梁实秋、冰心，剧作家田汉、夏衍、阳翰笙等一长串名字。

彼时，抗战烽火已经烧至武汉，重庆成为战时大后方中心，全国大批文化名家纷至沓来。从《四世同堂》到《屈原》，从《再寄小读者》到《蜕变》……此刻，小说、话剧、舞剧等等艺术形式在他们的妙笔之下，纷纷化身为武器。中华民族爱国救亡的最强音从山城发出！

2 “这里的主题就是爱国！”

2025年8月中旬，重庆刚下过一场大雨，暑气暂消。位于重庆北碚区天生新村63号的四世同堂纪念馆，多了不少带着孩子一同前来参观的游客。

“1938年，老舍先生参与创立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以下简称文协）在武汉成立，他同时担任了协会的总务部主任一职，主持工作。同年7月，他随‘文协’一起西迁重庆。”走进纪念馆，讲解员娓娓道来，将这位文学大家在重庆执笔为枪的岁月画卷徐徐展开。

老舍先生在重庆前后生活了8年。“在此期间，他创作了大量抗战文学作品。”讲解员一边指着展柜里一篇篇早已泛黄的书页，一边告诉记者，其中既有久负盛名的长篇小说《四世同堂》（《惶惑》《偷生》），也包括《残雾》《张自忠》《谁先到了重庆》等话剧作品，还有散文、杂文、诗歌、曲艺等作品，超过200万字。

为团结通俗文艺作家，创作通俗文艺作品宣传抗战，“文协”开办了通俗文艺讲习班。其中，老舍明确讲道：“在战争中，大炮有用，刺刀也有用，同样的，在抗战中，写小说戏曲有用，写鼓词小曲也有用。我的笔必须是炮，也须是刺刀。”这样的观点深深地影响了此后的中国文学走向。

话剧《谁先到了重庆》，为抗日救亡图存凝聚起精神力量。讲述一对普通北京市民吴氏兄弟的命运抉择，将全民抗战意志展现得淋漓尽致。哥哥牺牲前那句经典台词：“还是我先到了重庆。”当年感动了无数国人！

这段烽火中的记忆，也留在了当年随母亲胡絜青一同来到北碚的老舍儿子舒乙的脑海中。2006年，舒乙回到北碚为当时的老舍旧居纪念馆（四世同堂纪念馆前身）落成揭幕时，就曾激动地跟上游新闻记者回忆：“那间屋子当时是作过产房的，妹妹舒立就是出生在那里……”在舒乙眼中，父亲是一个务实、上进的爱国者，“这里（指纪念馆）的主题就是爱国”。

3 《雅舍小品》从这里蜚声海内外

相比起老舍当年住过的旧居，位于如今北碚天生路梨园村18号的“雅舍”环境更显清幽。

1939年5月，时任国民政府教育部教科用书编辑委员会中小学教科书编辑组主任的梁实秋和来自清华大学的社会学家吴景超夫妇买下了这个位于小山坡上的小院。“‘雅舍’这个名字是梁实秋借用吴景超夫人龚业雅的名字取的。”讲解员告诉记者，名字听着别致，但其实这里当年只能用简陋来形容。

根据梁实秋后来的记述，“雅舍”其实是“窗户要糊纸，墙是用竹篾糊泥刷灰。”他还曾自嘲“‘雅舍’是‘蚊风盛行’，前所未有，来客偶不留心，则两腿被咬满‘肉包’，满载而归。”其博雅睿智、幽默风趣，由此可见一斑。

但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梁实秋生活了7年，从一名文学批评家沉淀为了著名散文家，《雅舍小品》后来享誉海内外。

在此过程中，他还同老舍、沈钧儒、冰心等一大批“文协”的文艺工作者交往密切，形成了抗战文艺界的统一战线。“1942年夏天，北碚各机关组织了一场捐款劳军晚会。会上，梁实秋就和老舍一起表演了相声。”讲解员说，这也是当时的一大美谈。

1940年5月，著名抗日将领张自忠壮烈殉国。噩耗传来，梁实秋当即写下了《记张自忠将军》一文。除了讲述自己和将军的一面之缘，敬佩其简朴与勇敢，他还描述出了将军灵柩运抵北碚时自己的亲见：“余适寓北碚，亲见民众感情激动，群集江滨……”

4 重庆传来爱国救亡最强音

80多年前，老舍、梁实秋在北碚的笔耕不辍，其实只是抗战烽火中文化名家云集山城发出爱国救亡、呼唤和平最强音的缩影。

据不完全统计，抗战期间重庆有70多家报纸，900多种刊物；包括享誉海内外的生活书店在内，重庆的出版社出版了超过300部小说，以及近百部文艺书籍。由中共中央南方局领导和推动的“雾季公演”共创作演出了200余台进步话剧。

作为当时文化界的领军人物，郭沫若在重庆的8年里，先后创作了《屈原》《棠棣之花》《孔雀胆》《天国春秋》《虎符》《高渐离》等6部历史剧，这些作品极大地鼓舞了人民抗战胜利的决心和信心。他同期留下的《屈原研究》《青铜时代》《甲申三百年祭》等学术论作，不光繁荣了抗战时期的学术研究，并对此后数十年的学术方向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1938年，身为国立戏剧专科学校教务主任的曹禺抵达重庆后，一边细致地指导学生排戏，一边继续创作。同年底，他和宋之的合作改编的《全民总动员》（又名《黑字二十八》）在重庆国泰大戏院公演。他既是导演团成员，还在剧中扮演一个富商侯凤元。该剧云集了赵丹、张瑞芳、魏鹤龄、顾而已、白杨、舒绣文等众多明星，场场爆满，轰动山城。

此后，话剧《蜕变》《北京人》又相继在曹禺笔下诞生，并在重庆抗建堂首演，同样引发热烈反响。“中国，中国，你是应该强的！”《蜕变》里的这句呼喊更是影响了无数国人。

“几乎以为是重游了罗马的废墟。”1940年，作家冰心抵达重庆时，曾这样描述自己在飞机上所见。她也形容“这是敌人残暴与国人英勇的最好的记录”。

在重庆的6年间，冰心留下了多部影响力不凡的代表作。1943年1月，发表于当时重庆《大公报》的《再寄小读者》，至今仍被收录于小学课本中。《谈生命》的字里行间，充满着高昂的意志和乐观的精神，这对身处战火中的国人来说，起到了很好的鼓舞人心、激励斗志的作用。

而在南山上，老舍张罗着将“文协”搬迁后空出来的三间茅屋，协调给了张恨水一家落脚。在这个被张恨水取名为“北望斋”住所里，他伴着日本飞机的轰炸声为《新民报》重庆版文艺副刊《最后关头》写出了大量针砭时弊的作品。其中，结合战时重庆社会背景，借荒诞梦境影射现实，揭露官僚腐败、空谈误国等乱象的《八十一梦》更是声名远播。

一篇散文、一部小说、一出好剧……80多年前，在敌寇的轰炸声中，在中华大地不断燃起的滚滚烽火中，是这些文字、音符变成了鼓舞人心的利器，是他们笔耕不辍，让亿万国人相信“我们一定会赢！”

上游新闻—重庆晨报记者 裘晋奕 实习生 张凯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