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国子监率性堂场景
刘永加
北京国子监始建于元大德十年(1306年),坐落于北京安定门内国子监街(原名成贤街),与孔庙和雍和宫相邻;其最早名为北平郡学,至今已有七百年的历史,是元、明、清三代的国家最高学府及教育行政管理机构。祭酒是国子监日常事务的管理者,相当于现在的大学校长,担负着教学、管理、礼仪等职责,可谓责任重大。清朝设满、汉祭酒各一人。
晚清名臣、同治帝的老师、江苏常熟人翁心存,曾两次担任这个职务。他是道光二年(1822年)二甲进士,历任广东学政、工部尚书、吏部侍郎、大理寺少卿、体仁阁大学士等要职。
翁心存第一次任职国子监祭酒是从道光十三年(1833年)四月至道光十五年(1835年)闰六月,第二次任职是从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七月至十二月。
任职期间,翁心存认真履行考选士子、督促课业的职责,他将考核经过及考核结果记录于日记中,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国子监及祭酒工作的史料,使我们能够看到这位祭酒在工作期间有多勤奋。
作为国家的最高学府,国子监在育人方面有一套非常严格的考核制度,以保证所培养人才的质量。清代国子监的学生,在每月的十五日要进行“大课”,相当于现在的“月考”。道光十五年(1835年)二月十五日翁心存主持大课,当时参加考试的学生有三百人。这次考试中发生了一起冒领膏火的事件,翁心存在日记中写道:“点名至率性堂内班乌程附监范建中,乃有两名人应名上,因令本堂助教辈诘问,则两人者一为汤世琯(年二十余,无须),一为吴植之(年三十余,有须),皆武进人,来冒领膏火者也。遂照例将范建中之名扣除,永远不准肄业,并将两人申饬逐出。” 这个记载是说,考勤时,监生范建中没有到课,让其他监生替他在点名时应卯,并冒充范建中试图领取膏火银,被查出,结果范建中被除名,冒名顶替者也被驱逐。
点名后,翁心存亲自出题测试,亲自批阅卷子。半个月后的三月一日,大课卷发下来了,据翁心存日记记载:“一等二十名,二等一百二十名,三等一百六十名,前列十二名:同道、葛高翯、陶以增、巴扬沙、诸葛槐、谢宝坛、何其盛、孙金诏、赵瑛、何兆瀛、吴化龙、熊少牧。”翁心存对这次考试颇为满意,评价道:“多屡试前茅者,隽材也。”翁心存另一次主持大课是在道光十五年三月十五日,这次考题是由满祭酒善君焘出的。
八旗官学生的课业和考核都有严格规定,满族官学生学习清文和翻译,汉族官学生学习经书和时文,蒙古官学生学习蒙古文和翻译。八旗子弟还要兼学步射和骑射。
考核有查学和季考,由祭酒负责,不定期视察官学、查验学生课业。道光十五年二月二十一日正午,翁心存与善君焘一起前往位于圆恩寺胡同的镶黄旗官学舍考核士子,“稍长者分试小讲及翻译,幼者挑背经书”。翁心存对这次考核颇为满意,评价“其中聪俊者数人,背《禹贡》如泻泉,可喜也”。三月十五日,翁心存等人又来到正白旗官学舍考查学生功课。当月,翁心存还参加了春季季考,考查各旗学生,这次由满司业出题。
道光二十九年九月初一日,翁心存与满祭酒等人共同主持了八旗官学的秋季季考,这次考试以背书为主,其中“有裕庚者,年甫十二,背诵如澜翻,能属对作文”。对这位学生的优异表现,翁心存很满意。
科举考试作为国家的“抡才大典”,自然朝廷非常重视。考生需经历层层筛选才能参加科考,而录科就是在乡试前举行的专门针对国子监生的一种甄别考试。
清代规定,国子监生在顺天乡试中被另编为“皿”字号单独录取,且按乡试之例以地区划分为南皿、北皿、中皿,南皿包括江南、浙江、江西、福建、湖北、湖南地区的贡监生,北皿包括奉天、直隶、山东、山西、河南、陕西、甘肃地区的贡监生,中皿包括四川、广东、广西、云南、贵州地区的贡监生。
由于国子监生在顺天乡试中有较高的录取比例,因此有许多外地监生来京城参加顺天乡试。每逢乡试之年,国子监便要分期开始举行录科。录科从每年的四月一日开始,到七月三十日截止,按贡监生的不同身份,分多次录考。
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翁心存第二次上任国子监祭酒职务后,首先做的就是各地贡监生的录科工作。七月十一日,翁心存主持各省正途俊秀贡监生考到测试。辰时三刻先行点名,当日考到者二百五十六名,翁心存非常负责,发现其中有两名学生年貌可疑,便再三诘问,最后未发现异常。考卷交上来后,翁心存与其他考官一起批阅,“第一名王彤,第三林寿祺,第四顾复初,末名卫之鹰”。
七月二十一日的各直省满汉俊秀录科,翁心存负责监试,此次到者四百五十人。次日翁心存与其他考官共同阅卷,确定名次,“第一名龚元泰,第二湖南张元裕,第三贵州谌端模”。
八月一日是录科考试最后的册送日期,当日翁心存与其他考官在彝伦堂批阅前日收到的录科卷十本,确定榜单,造册送顺天府,以备乡试。
录科结束后,监生、举子们按时参加了顺天府乡试。翁心存非常关注监生的乡试结果,九月十一日顺天府乡试录取结果出来后,他将相关情况记录到自己的日记里:“浙江蒋元煦,本监录科前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