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没想到啊，这么快就有了结果，法官还特地跑到工地上给咱们办的事。”朱师傅手握刚签的调解协议，对身边的工友说，声音里带着难掩的激动。

这事儿还得从2023年说起。朱师傅和19名老乡跟着包工头付某，在一个铁路建设项目上干活，从春到冬，起早贪黑，想着年底能揣着工钱回家过年。可工程结束了，付某却支支吾吾地说拿不出尾款，给每个人打了张欠条，表示“过阵子一定给钱”。这一等，就等到了开春，欠条成了大伙儿心里的疙瘩——孩子上学要学费，老人看病要花钱，可这钱就是要不来。

20位农民工没辙了，把付某、工程总承包单位、分包单位一起告到了安徽省界首市人民法院，要求支付剩余的14万元工资，多的13505元，少则2300元。界首法院审理查明，该案涉及工程劳务部分经由工程总承包单位将劳务作业分包后，后续又经历了四层分包直至付某。付某作为直接雇佣农民工进行劳务作业的主体，应当承担支付农民工劳动报酬的法律责任。分包单位将劳务作业分包给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付某等人，也应当对农民工工资承担清偿责任。总承包单位未能对转包、再分包的相关行为尽到监督义务，需要对农民工工资进行清偿，待清偿后，可依法进行追偿。判决由总包、分包及付某共计5方共同支付。

一审判决下来，有8方当事人向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总包单位说钱已经给了分包单位，不该再找他们；分包单位喊冤，说是付某自己招的人；付某叹着气说自己实在是拿不出钱来。有3位胜诉的农民工，不满一审判决，上诉提出自己的诉求。案子牵扯多方，像一团乱麻，交到了阜阳中院法官李晓艳的手里。

李晓艳看完卷宗，心里清楚，涉及多方诉求，这案子不能简单地“一判了之”。农民工等着钱用，企业也有自己的难处，处理不好，很容易激化矛盾。她先挨个给农民工打电话，有的在外地打零工，有的回了老家，她就趁着晚上分别跟他们聊，听他们说打工的辛苦，说讨薪路上的委屈，一位位安抚：“放心，干活拿钱是天经地义的事，咱们一起想办法，把这事解决好。”

放下电话，她又带着法官助理孙园园去了那个已经竣工的项目工地。虽然工队早就撤了，但她还是仔细查看施工现场，翻阅留存的施工日志，找了还在干活的工人打听当时的情况。心里有了数，她开始分别找总包、分包单位的负责人谈。

第一次坐下来调解，气氛挺紧张。农民工代表嗓门高：“我们干了大半年，工资一分不能少。”

总包单位代表拿出转账记录：“我们按合同给了分包单位钱，是他们没发给工人，凭啥让我们再掏一遍？”

分包单位的代表也急了：“付某是自己承包的工程，我们只是帮着牵个线，这欠工资的责任不该我们担。”

李晓艳没急着下结论，而是把《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摊开，给企业的人一条条讲：“条例里写得清楚，总包单位对工资支付负总责，分包单位招用农民工得实名登记，付某没有用工主体资格，他招的人，实际上还是项目上的工人。真要判下来，该担的责任一点跑不了，到时候影响了企业信誉，得不偿失啊。”

转过头，她又跟农民工们算细账：“你们的诉求金额在起诉状及上诉状里都列了出来，咱们要的是合理赔偿，但也得按考勤表算清楚，这样对方才容易接受，钱也能快点到账。”

就这样，来来回回谈了好几次。李晓艳一会儿给企业讲法律后果，讲信誉的重要性；一会儿做农民工工作，讲调解的好处。她还考虑到有些农民工在外地，特意开通了线上调解，让他们不用跑来阜阳市也能参与调解。

最后一次调解，在工地临时搭的简易棚里，闷热得很。李晓艳拿着一份拟好的方案：“按照考勤表计算好的每个人的工资明细就在这，根据总包单位和分包单位的约定，工资由分包单位支付，钱20天内发到每个工人的账户，谁也不能拖。”李晓艳特地叮嘱总包、分包单位今后一定要规范用工，保障农民工的合法权益。

两家企业的代表沉默了一会儿，表示同意。

农民工代表也互相看了看，说：“法官这么细心，我们信得过。”

不久前，朱师傅和工友们的手机都收到了到账短信，特地给李晓艳打电话表示感谢：“李法官，我老朱啊，弟兄们让我谢谢您！工资全到账了，多亏您跑前跑后帮咱追回来。”

“朱师傅，这是我们应该做的。”李晓艳笑着说道。

来源：人民法院报·2版

记者：周瑞平 | 通讯员：纪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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