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于盈 秦朔朋友圈
之前读历史学家黄仁宇的《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他指出一个有意思的现象:中国的小农经济让人们习惯和邻里亲友打交道,慢慢形成了重人情的交往模式;而欧洲人远航贸易常面对陌生人,由此催生出注重契约的商业规则。
这种差异不仅体现在对契约精神的认知层面,也体现于对制度设计重要性的理解。这让我想到生活里常遇到的场景——朋友合伙做事,一开始总说“凭交情就够了”,可到了分利、担责的时候,往往因为没个明确说法闹得不愉快;或是有公司老板对自己的事业满腔热情,以为员工也仅凭“情怀”就够了,但交情再浓,情怀再热,人性的复杂性决定了还是需要完善的制度设计来激发人的积极性,培育长远规划的思维,不然再美的蓝图也很难落地。
纵观中国历史,那些能够实现繁荣发展、长治久安的案例,无一不是依靠制度创新实现利益捆绑,形成可持续的发展动能。制度创新,才是保障发展的根本所在。
这几年走访的两个地方给了我很大启发。
西安袁家村:把大家的利益拧成一股绳
西安袁家村的热闹劲儿,去过的人大概都有体会。
袁家村为何能创出如此的乡村旅游奇迹?合作社机制是关键,这种机制将村民从被动的旁观者,转变为“人人是股东”的利益共同体,彻底点燃了村民的积极性。
一、股权结构
1.基本股:家家有份,共享红利
村里把62%的集体资产按户分了,62户村民每户都拿到20万基础股,每年稳稳分红4万元。这就像给每家安了个压舱石,不管干啥都有底。比如酸奶坊,原先村民自己手工做,一年挣50万元到头了;改成合作社上了流水线,利润冲到1000万元。村民都入了股,都能共享发展红利。
2.交叉股:你中有我,风险共担
村民可自主选择入股其他合作社项目,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持股网络。比如做粉条的不仅是粉条社的股东,还可能持有酸奶厂、油坊的股份。这就有意思了——你家的羊血掺了假,不光你自己受影响,我这做粉条的分红也得少,那我肯定得盯着你。全村32个合作社、460家店就这么织成一张网,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倒逼商户自我监督。
3.调节股:合理调节,共同富裕
赚了钱,经营者先留两三成,剩下的大家分。既不能干多干少一个样,也不能让谁把好处都占了。钱多的想多入股?不行,超了限额,多投的部分分红就得打折;钱少的入股,分红比例还能高点。而且村里会将高收益项目(如酒吧街)的部分股份划转至低收益项目(如手工艺品店),使后者村民也能分享红利。
二、治理机制:三层架构管理有方
袁家村通过党支部引领、村委会执行和协会管理,形成三层治理机制。
1.党支部定方向
村党支部负责制定发展战略,如确定“民俗旅游+农副产品”双轮驱动的核心路径,并通过党员带头入股、分片包干等方式推动政策落地。例如,在小吃街建设初期,村民参与积极性不高,甚至出现招商困难,党员干部逐户动员村民参与,最终实现62户全员入股。
2.村委会落实执行
村里用38%的集体股份承担公共服务职能,像基础设施维护、村民福利保障等;对32个合作社实行统一品牌管理,要求所有食材必须由本村作坊供应,确保品质可控。
3.协会和村民自治
村里成立了小吃协会、民宿协会等自治组织,制定“一店一品”“原料可追溯”等行业标准。比如小吃协会要求商户签署《食品安全责任书》,违约者将被驱逐出村并丧失分红资格,由此构筑起“农民捍卫食品安全”的诚信体系。
此外村里还办“夜校”教大家做生意,还组织村民赴日本、成都等地取经,学习先进的服务管理经验。
因此袁家村始终保持动态迭代:从农家乐到酒吧街、精品民宿,再到“进城出省”开设体验店,不断拓展消费场景。
而许多后来模仿袁家村的村落之所以失败,其根源在于忽视了制度创新的核心。有的采用外来资本主导模式,村民未真正参与利益分配,导致项目失败后商户撤离、村落凋敝;有的缺乏交叉持股形成的利益闭环,难以形成自我约束机制,最终陷入恶性竞争;有的仅依赖静态展示,未及时引入新业态,最终被市场淘汰等等。
山西票号
再看中国近代金融史,山西票号的兴衰同样印证了制度创新的关键作用。梁启超曾评价说,山西票号业曾一度执中国金融界之牛耳,并影响了中国金融业近一个世纪。
1823年,山西平遥县有家颜料庄,东家李老板听了掌柜雷履泰的主意,拿出30万两银子改成“日升昌”票号,推开了中国金融业的创新大门。后来全国51家票号,山西占了43家,平遥一县就有22家,说平遥是当时的金融中心,一点不夸张。
票号的辉煌源于其领先时代的制度创新:
一、两权分离的用人之道
老板出钱,找个懂行的掌柜合伙,一合作就是一辈子。老板只在分红时说话,平日将财务、经营及人事权全权交予掌柜。这种责权明确的机制,建立了深厚的信任基础。
更特别的是,票号选人极严,不仅要看本事,更重品行,一旦入职,就不能随便跳槽,连家人都得留在本地作为“信誉担保”,这种把个人前途与票号命运绑在一起的做法,让“背叛”的成本高得吓人。
二、银股与身股并行的激励机制
出资的持银股,承担盈亏责任;资历深、贡献大的员工获身股,干得好在职时每年参与分红,可逐步购买银股,退休后凭积累的银股享受退休股。老掌柜如果想在退休后能多点分红,就得不仅关注眼前利益,而要更注重培养接班人,保障票号长远发展。
三、业绩导向的竞争机制
每年各分行掌柜齐聚,依据数据和管理理念实行末位淘汰制,以饭桌上“鱼头指向”的隐晦方式警示落后者,促进良性竞争。而且总号对分号实施管理,分号掌柜每半个月就得写一封“汇报信”,事无巨细说明当地生意、市面情况,甚至连天气变化都得提,总号根据这些信息及时调整策略,让各地分号既能灵活应变,又不偏离大方向。
四、防伪创新的密押制度
票号讲究“认票不认人”,汇票造假可不得了。日升昌想了个绝的:用汉字当密码,对应月份、日期和银两数目,如“谨防假票冒取,勿忘细视书章”12个字代表12个月,“堪笑世情薄……”30个字代表30天,“赵氏连城璧……”10 个字代表数目,构建起严密的汇票防伪体系。
更厉害的是,这套密押不是一成不变的,每年都会换一套新的字,连内部员工都得重新记,外人想破解更是难如登天。
但票号最终走向衰落,也归咎于制度的僵化:过度依赖清政府业务,在其倒台后陷入坏账危机;外资银行进来搞新式会计、做抵押贷,票号还守着“只做熟人生意”的老规矩;货币都换成银元、钞票了,票号还抱着旧汇兑模式不放;连女性都不能开户,硬生生把潜在客户挡在门外等,辉煌百年后终被时代淘汰。
袁家村的持续繁荣与山西票号的兴衰交替,共同印证了一个道理:制度创新是保障发展的根基。契合时代需求的制度设计,能凝聚利益共识、激发内生动力、抵御风险挑战;而僵化守旧的制度,则会让曾经的辉煌沦为历史。
在今天的发展进程中,无论是企业管理、产业升级、乡村振兴还是社会治理,终究得靠制度创新——让干活的人有奔头,让大家的利益拧成一股绳,这才是能走得远、立得住的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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