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扬之】

19世纪末，以制造火车头闻名于世的德国机械企业家族博西格（Borsig）从著名的洪堡家族（Familie von Hombold）手中买下了柏林西北部泰格儿湖畔的一片沼泽地，并在那里模仿波茨坦的“无忧宫”建造了一座乡间别墅。

纳粹上台后，博西格家族将这片土地及房产卖给了第三帝国。二战结束后，根据《雅尔塔协定》和《波茨坦会议决议》，柏林被四大国分别占领。博西格别墅于是成为法国驻柏林部队（Forces Françaises à Berlin）的总部，之后还在别墅北部加盖了“法国军官俱乐部”。如今，这里成为德国外交学院和外交部国宾馆的所在地。

鉴于这段 “法国背景”，7月24日，德国总理默茨在此接待了他就任总理后首访柏林的法国总统马克龙。宾主再次强调要恢复德法作为欧盟领袖国的密切关系，但俩人的握手拍肩并不能掩饰两国之间存在的重大分歧，包括在对以色列的态度上。

此前，英法等28个国家发表了一份呼吁以色列立即停火和结束加沙地带人道灾难的联合声明，德国作为欧盟最重要的国家却没有签字。访问结束后，马克龙旋即在社交平台“X”上以法语、英语和阿拉伯语高调宣布将于9月的联合国大会上正式承认巴勒斯坦国。

就任后重新亲近欧陆的英国首相斯塔默，虽然支持立即结束加沙地带的人道危机，但开始时对马克龙承认巴勒斯坦国的立场却持审慎态度，他认为此目标必须作为“更全面计划的一部分”予以推进，该计划需包括“两国方案”和巴以实现持久和平。

德国总理默茨则明确表示柏林无意在短期内承认巴勒斯坦国，但最新宣布将参与建立加沙地带的“空中走廊”，重温冷战初期美国和西方救助西柏林住民时采取的非常措施。

欧洲的三个“领袖国”在这个问题上分歧如此之大，反映了解决巴以冲突的难度，同时也彰显了三国都在各打算盘。

马克龙此举的目的主要有以下几个：一是应对加沙地带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他目睹以军轰炸造成的平民伤亡后，强调必须结束冲突并加强人道援助；二是通过外交施压推动“两国方案”（Two-state solution），促使以色列接受谈判；三是在国内支持率低迷的背景下，通过外交举措强化法国在中东和联合国的影响力；四是平衡国内政治压力，安抚左翼和穆斯林选民群体。

斯塔默对马克龙此举之所以持谨慎态度，主要是因为伦敦仍需与美国协调行动，尤其必须顾及斯塔默本人好不容易与特朗普建立起来的良好关系。从技术角度看，斯塔默认为在边界和主权未明的情况下仓促承认可能制造“虚假进展”。他的这种相对“克制”的态度，反映了英国试图在“原则上支持巴勒斯坦与外交现实之间”寻找平衡。但加沙危机加剧和法国率先行动也可能使他处于更大的内政压力之下，所以他内心并不乐见马克龙此时整这么一出。尽管如此，他最新表态，如果以色列不采取实质性行动结束加沙地带骇人惨状，并承诺实现长期可持续和平，英国将在9月联合国大会开幕前承认巴勒斯坦国，以维护“两国方案”的可行性。

哈马斯2023年10月7日对以色列发动恐怖袭击后，德国柏林勃兰登堡门亮起了以色列国旗颜色的灯光，以示声援。picture alliance / dpa / Sven Käuler

德国政府的态度则基于以下几个考量：首先，德国坚持“两国方案”必须通过以巴直接谈判来实现，将承认巴勒斯坦国视为和平进程的最终结果而非起点；其次，出于安全考量，德国担忧此举可能变相合法化被欧盟列为恐怖组织的哈马斯，认同以色列关于“当前条件下建国会威胁其安全”的立场；第三，德国认为更好的路径是将加沙立即停火、释放全部人质、解除哈马斯武装及改善人道状况作为承认前提；第四，不同于法国单边行动，德国注重与欧美盟友协调立场，避免损害与同样反对仓促承认的美英等国的关系。

尽管如此，默茨政府承受的来自国内外各方的压力可以说“与日俱增”：

· 到目前为止，已出现1000多份针对默茨本人的刑事状子，指控其在以色列问题上涉嫌参与反人类罪；根据最新的民调结果，74%的民众认为德国政府应对以色列加大施压；

· 200多名德国文化界人士在一封致默茨的公开信中敦促政府采取具体行动，呼吁提供人道援助和立即停火，他们写道：“您在过去数日中批评了以色列政府，对此我们表示赞赏，但有一点很清楚：光说不能拯救生命。默茨先生，别让加沙死去！”

· 欧盟委员会提议部分暂停以色列科技初创企业获取欧盟资金的渠道。此举或将导致从事无人机技术、网络安全和人工智能领域的以色列初创企业失去资金支持。

· 更多西方国家表态考虑承认巴勒斯坦国。澳大利亚、加拿大、芬兰、新西兰、葡萄牙、安道尔、马耳他、圣马力诺和卢森堡等国在联合声明中响应法国倡议。

或许，默茨政府的对以态度不久也会有所改变，但起码到目前为止还硬扛着。为何？这里最关键的一个因素是，德国基于纳粹迫害犹太人的历史，承诺对以色列的安全负有特殊责任，即所谓的“国家理性”（Staatsräson）。

本文就来说说这个话题，也顺便回顾一下德以关系的“前世今生”。

西德与以色列：战后重塑双边关系从“赎罪”开始

德国外交部的官方网页上是这么描写德以关系的：“德国与以色列关系特殊。这个特殊性源自德国为纳粹系统地灭绝六百万欧洲犹太人所承担的责任。”

通俗一点说，德以关系就是德国向以色列赎罪的关系。

1945年，随着纳粹德国的战败，盟军占领当局推行“去纳粹化”政策（Entnazifizierung），要求德国民众填写详尽的调查表，交代与纳粹政权的关联。只有获得“非主要参与者”证明的人才能找到工作，大约50万前纳粹党员被禁止担任公职。

然而，冷战的铁幕很快落下。出于对抗苏联的需要，三个西方占领国的对德态度发生了转变。为了建立一个稳定、亲西方的德意志国家，许多前纳粹官员被允许甚至是被鼓励重新进入政府机构工作。到了1950年，西德外交部官员中前纳粹党员的占比不低，司法系统更是充斥着旧政权的骨干力量。

与此同时，在地中海的东岸，1948年宣布独立的以色列正为生存而挣扎。这个年轻的国家刚刚经历了“独立战争”，承受着巨大的经济和社会压力。它接收了大约60万来自欧洲的大屠杀幸存者以及来自阿拉伯国家的犹太难民，人口在短时间内激增120%。这个农业国的基础设施和经济能量根本无法承受如此巨大的人口涌入，不得不实行严格的粮食配给制，通货膨胀率一度飙升至80%。

在这种背景下，西德首任总理阿登纳（Konrad Adenauer）于1951年9月27日在联邦议院发表了一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演说。他表示：“德国人民有义务对犹太民族进行物质与道德赔偿。” 这是德国官方首次明确承认对犹太人的历史罪责并提出赔偿的意愿。

但以方官民对此的反应却是抵制的。对于涌入这个新生国家的大屠杀幸存者来说，与德国人接触的想法本身就是一种亵渎，是对逝去亲人的背叛。他们认为“用血换马克是亵渎！”以色列议会中的反对党甚至将阿登纳的提议比作“出卖耶稣所得的30枚银币”，他们说：“这协议会让每个德国人自以为花30银币就可洗清杀害耶稣之罪！”

的确，以色列在1948年立国后的头些年里，对与德国沾边的任何事物都保持一种断然拒绝的态度。以色列的民众群体都继承了纳粹大屠杀幸存者对“德国人”的仇恨。

1948年在慕尼黑开设的以色列领事馆仅向占领国开放，其工作人员被禁止与德国当局接触。早期的以色列护照上醒目地标注着：“此护照适用于除德国外的所有国家”。这不仅是一条行政规定，更是整个民族集体创伤的申言。

1950年代，西德的经济在“马歇尔计划”的援助下很快得到了恢复（“经济奇迹”），重又富裕起来的西德人开始琢磨出国旅行，特别是基督徒们渴望去耶路撒冷朝圣。但是，以色列外交部和移民部竭力阻止双方的互访人流，只有极个别的被视为“民族义士”（Gerechte der Nationen），即具有“反纳粹和亲犹太”历史的德籍人士，才被获准或受邀访问以色列，如新教牧师马斯（Hermann Maas）。

然而，建国初期的以色列面临的严峻生存危机，迫使领导层不得不做出痛苦而务实的选择。

1952年初，总理戴维·本-古里安（David Ben Gurion）在一次内阁会议上不得不用冰冷的数据向阁员们摊牌。他说：“拒绝德国的赔款，就意味着我们每个月要多饿死一万名以色列儿童。如果没有外部援助，以色列可能在六个月内就会崩溃。”

是保证国家和民族的继续生存，还是让深植于民族记忆中的伤痛和愤怒来主导对德态度 —— 这是一个基于残酷现实而非情感考量的生死抉择。

西德最初对犹太人的赔偿并不积极，阿登纳最后之所以提出赔偿建议，是因为此时的波恩希望尽快重新被国际社会接纳，恢复自治权，甩掉“战败国”这个沉重的十字架，而赔偿（Wiedergutmachung）是一个赢得好感的最佳捷径。

1952年9月10日，西德和以色列的代表在高度紧张的气氛下签署了《卢森堡赔偿协议》（Das Luxemburger Abkommen）。签约仪式本身就充满戏剧性和象征意义。为了防止以色列国内极端民族主义组织可能的袭击破坏，以色列安全部门在会场外部署了狙击手，荷枪实弹地警戒着会场。

这份协议的内容清晰地反映了以色列既屈从于现实需求又试图保持道德距离的矛盾心态。西德承诺在12-14年内支付总计34.5亿德国马克（按当今购买力估算约合100亿欧元）。值得注意的是，赔偿方式并非简单的现金交付，而是非常具有针对性：45%是以色列重建经济急需的原油和工业钢材；30%用于购买船舶和机械设备，以提升其运输和工业能力；仅有25%为外汇现金。这实质上是以色列经济重建的一份“人寿保险”。

除此之外，协议中包含未公开的“隐秘”条款：西德承诺向以色列秘密提供关键武器的设计图纸和技术援助，协助其建立初步的军事工业基础。在协议执行的头十年（1953-1962）中，西德提供的钢材满足了以色列工业用钢需求的82%，使其制造业从占经济比重19%跃升至37%。德国的赔偿，从最初的道德象征，迅速转变为支撑以色列经济起飞的实际支柱。

但两国民间的隔阂与敌意在195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依然坚冰难融。普通的以色列人拒绝购买德国商品，抵制德国文化，对任何踏上以色列土地的德国人充满戒备。用犹太历史学家耶利内克（Yeshayahu Jelinek）的话来说，“这种反德倾向尤其表现为一种对德国及一切德国事物的非官方禁令，即自发性的抵制”

这种僵持的局面，直到1960年5月才被一个轰动世界的事件打破：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经过多年追捕，在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郊外成功抓获了潜逃多年的前纳粹高官、大屠杀“最终解决方案”（Endlösung）的主要执行者阿道夫·艾希曼（Adolf Eichmann）。

1961年4月，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地方法院被公开审判。这场持续了一年多的世纪审判，成为以色列乃至整个世界重新审视大屠杀的转折点。超过一百位大屠杀幸存者走上证人席，以颤抖的声音、痛苦的记忆和确凿的证据，向全世界，尤其是向德国本土，揭露了纳粹屠杀机器的冷酷、高效与残忍。

审判过程被全球媒体广泛报道，在西德社会引发了前所未有的震撼和灵魂深处的拷问。许多德国人，特别是战后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第一次如此清晰、具体地了解到他们的国家在不久前所犯下的令人发指的罪行。

这场审判迫使整个德国社会更深入、更痛苦地面对那段黑暗历史，关于集体罪责、个人责任和国家记忆的辩论空前激烈。虽然未能消除仇恨，但它客观上为德国社会理解以色列的伤痛提供了具体场景，也为两国关系的进一步解冻创造了一种必要的社会心理氛围：一种基于对历史真相共同认知的、同时又极其脆弱的基础。

“哈尔斯坦主义”阴影下的相向而行

1965年1月，一则消息在波恩的政圈内炸了锅：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东德）领导人瓦尔特·乌布利希（Walter Ulbricht）受埃及总统纳赛尔的邀请将对开罗进行国事访问。这意味着，如果此行成功，西德的外交政策基础，即“哈尔斯坦主义”，将面临严重挑战。

“哈尔斯坦主义”始于1955年，得名于另一位“瓦尔特”：时任西德外长瓦尔特·哈尔斯坦（Walter Hallstein）。其内涵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单独代表权”，也就是联邦德国（西德）坚称自己是德意志唯一合法的国家。

根据这个“有我没他”的原则，波恩将任何对东德的承认视为“不友好行为”，并将以经济及外交抵制手段来回应相关国家。此原则实施了差不多十年，从未受到真正的挑战。乌布利希的外交空间基本局限在苏东集团内部，而这个局面将被埃及的纳赛尔打破。

时任西德总理艾哈德（Ludwig Erhard）在联邦议院严正指出：“谁将乌布利希当作一个主权国家的元首来对待，谁就是在与分裂德意志民族的势力勾结。”波恩朝野一致认为，必须对纳赛尔的挑衅做出回应，只是对回应的形式未达成一致。

值得注意的是，乌布利希受邀前往埃及的消息，是在联邦德国和以色列正就秘密输送武器进行谈判的内幕曝光之后才流传开来的，而西德官方对外一直宣称自己在奉行不向紧张地区输送武器的政策。

波恩以为自己与以色列的秘密交易会长期留在黑箱之中，也没意识到与犹太国家发展关系本身其实就已经在阿拉伯国家埋下了“反噬”的伏笔。更糟糕的是西德政府的危机公关说辞，它竟然称武器交易的新闻是“有人蓄意策划的干扰行动”，目的是损害德阿关系。

不久前，德国130名驻外大使和外交官集体上书外长瓦德富尔（Johann Wadephul），反对政府过分宽容的对以政策。与此相同，当年的西德外交官们也认为有必要阻止波恩与耶路撒冷之间官方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因为这将导致大批阿拉伯国家与东德建交。

西德外交部有声音警告：“由于我们通过意大利向以色列提供武器的消息被公开，我们的中东政策已进入一个极其危急的阶段。”西德驻开罗大使费德雷尔（Dr. jur. Georg Federer）表达得更直白，他认为“目前处于十字路口的不只是我们的中东政策，而且还有我们的德国政策（意指哈尔斯坦主义）”。

很显然，埃及准备以国家元首的规格接待乌布利希，是阿拉伯世界对（西）德以关系和军援交易的“棒喝”。因此，波恩在处理对以关系时不得不顾及冷战大背景下与民主德国的国际竞争，支持以色列意味着将阿拉伯世界拱手让给东德政府。

以色列在“受害者”心态的驱使下，认为西德为它所做的一切都是“忏悔”和“赎罪”的表示，觉得理所当然。所以，当总理艾哈德在给以色列总理艾希科尔（Levi Eshkol）的一封信中解释本国的两难处境、并强调对以关系不该冒险损害“德国切身利益”时，得到的反馈是“德国向纳赛尔的投降了”。随之而来的是以方舆论对联邦德国的猛烈抨击，众多国际犹太组织也批评波恩的路线，呼吁国际社会抵制西德商品的声音高涨。

在这样的背景下，总理艾哈德做出了一个令很多人感到意外的决定：与以色列建立外交关系。他认为，作为对纳赛尔邀请乌布利希的回应，西德必须放下之前十年里所持有的“患得患失”和“首鼠两端”的心态和做法，堂堂正正地坚持“哈尔斯坦主义”。

艾哈德这回的确牛了一把，但同时也不得不吞下“苦果”：两个月后，十个阿拉伯国家不仅宣布承认民主德国（虽然没有立即互换大使），而且还抢先一步，不等西德实施“哈尔斯坦主义”就主动与波恩断了外交关系。

这个“苦果”实际上还远未结束：1972年慕尼黑夏季奥运会期间，巴勒斯坦恐怖分子在德国的土地上绑架并杀害了11名以色列代表团成员。

（西）德以关系，在经历了从绝对排斥、痛苦的钱财交易、艰难的社会心理调适，到建立正式外交关系并在危机中验证其价值的过程后，终于完成了从“赎罪”起点向一种基于现实利益和战略互需的特殊双边关系的初步转变。

东德对以政策的演变

二战后，在战败的第三帝国土地上出现了两个德意志国家：由英法美占领区结合而成的联邦德国（西德）和苏占区派生出来的民主德国（东德）。

这一历史背景决定了，无论是西德还是东德，它们对以色列的态度都折射了冷战时期的思维逻辑和东西方两大阵营的利益取舍。

开始时，苏联期望具有强烈社会主义传统的以色列会成为自己的盟友。1956年以色列遭到阿拉伯联军进攻时，苏联通过捷克斯洛伐克向其提供武器。

作为苏联的主要盟友，民主德国中央委员会也曾发布公告表示，德国人在战争及其后果上负有部分责任。新政权旨在彻底改变这个国家，摧毁法西斯主义的基础，从而永久消除战争危机。

国家官方的反法西斯主义立场使许多犹太知识分子选择在苏联控制区和早期的东德定居，积极参与国家建设，如哲学家恩斯特·布洛赫（Ernst Bloch）、东德国歌作曲者汉斯·艾斯勒（Hanns Eisler）、作家斯特凡·海姆（Stefan Heym）、布莱希特的妻子、演员海伦娜·魏格尔（Helene Weigel）以及小说家阿诺德·茨威格（Arnold Zweig）等。

从1948年4月开始，东德与巴勒斯坦地区的犹太代表建立官方联系。然而，随着反希特勒联盟的瓦解和冷战局势的形成，原来的盟友变成了敌人。1950年代，以色列在朝鲜战争中支持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所以被东德认定为敌对方的一员。

在战后赔偿问题上，东德坚持以正式承认东柏林政权为先决条件。在纪念反法西斯方面，东德主要聚焦工人阶级和共产党抵抗者，突出自己是反法西斯的继承人，而将法西斯政权的主要受害者犹太人边缘化。

1952年布拉格的“思兰斯基审判”。思兰斯基（前排左二）是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总书记，犹太人。

当斯大林不再认为犹太人是自己的天然盟友后，苏东集团内部掀起了一波波“清洗”浪潮，只不过不是以“反犹主义”，而是以“反犹太复国主义”（针对以色列）的名义，如发生在苏联的“医生案件”（Ärzteverschwörung）、捷克斯洛伐克的“思兰斯基审判”（Slansky-Prozeß）等，导致不少犹太籍人士逃亡。

为了对抗西德推行的“哈尔斯坦主义”政策，东德开始通过建立与阿拉伯以及“不结盟运动”国家的关系来打破孤立；而要赢得阿拉伯国家的承认，支持巴解组织（PLO）和反对以色列便成为必不可少的“投名状。东德在武装和培训巴勒斯坦人方面非常积极，以色列则以”未承担纳粹罪责且公开支持敌对方”的理由反对民主德国加入联合国。

戈尔巴乔夫推动苏东内部改革开放后，东德曾试图通过改善与犹太组织及以色列的关系来缓和与美国的对立。只是，此时的民主德国气数已尽：1989年，柏林墙倒塌；第二年，两德重新统一。

以色列的安全和存续是德国的“国家理性”（Staatsräson）

在德国，凡涉及德以关系，常见到的一个概念是“Staatsräson ”。这是一个德语合成词，由“Staat”（国家）和“Räson”（理性、明治、合理）组成。此概念在中文中有个“约定俗成”的译法，叫作“国家理由”或“国家理性”。但是，如果不做必要的解释，在德以关系的语境中简单套用这个译法，会让普通华文读者感觉语焉不详或高深莫测。

从历史渊源来说，这个政治思想概念可以追溯至文艺复兴时代的两位重要人物及他们的两部代表作：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和博泰罗的《国家理性》。

两人均才华横溢，但思想理论方面 —— 起码在这个论题上 ——却相互对立：博泰罗认为，国王的权力必须建立在臣民某种形式的认同之上，而且国王必须尽一切努力赢得人民的喜爱和钦佩，做一个公正的君主。马基雅维利则强调，君主不仅不必具备各种美德，为了“不让国家灭亡”，必要时甚至可以不避讳“恶行”。

“国家理性”理论在政治思想史上具有颠覆性意义。德国历史学家迈内克（Friedrich Meinecke）称其为突入现代政治体的一个“异物”，拉开了“中世纪”和“现代世界”的距离；法国哲学家福柯（Michel Foucault）则将其比作哥白尼的“日心说”，而意籍美国哲学家维罗里（Maurizio Viroli）更是声称其兴起是一场深刻的“思想和意识形态革命”。

作为一种政治理念，“国家理性”的出现与西方现代早期的“理性化”进程密切相关，意味着式微和衰落的“道德理性”和“公民理性”最终被“工具理性”所取代。从特定的角度去看，“国家理性”与中文里的“识时务者为俊杰”有异曲同工之处。

在德以关系的语境中，“国家理性”可以被理解为是一种鉴于对历史罪责的忏悔而制定的基本国策。它包括 “道义”和“手段”两个层面的含义：1）优先考虑和坚决捍卫以色列作为国家的安全和存续权利；2）为了达到这个目标，可以不惜违背“公理”和容忍“恶行”。

在德国政客的公开表述中，我们主要听到的都是前者；而在具体操作中，我们也能观察到后者的踪迹（如包容以色列在加沙的非人道行径）。这导致公众和舆论习惯用前者来评判本国政府的对以政策，而难以理解为何一而再三包容以色列的“过度自卫”和“反人类行径”。

其实，按照马基雅维利的逻辑，为了国家利益去包容、纵容，甚至实施“恶行”正是“国家理性”的一个重要内涵。

2008年3月18日，默克尔在就任总理后的第三年正式访问以色列，并受邀在议会（Knesset）发表演讲。其中有一句话成为德以关系中的经典：“德国承担的历史责任是我国‘国家理性’的一部分。这意味着，作为联邦德国总理，我绝不会将以色列的安全作为谈判条件。”

这个关键词及之后的反响让人误以为默克尔提出了德国外交政策的一条全新指导原则，并期待德方会出台一系列对以的新举措。其实，它只是演讲稿的撰写者从政治学工具箱里倒腾出来的一个“旧玩意儿” ，不过是旧词新用罢了。默克尔本人也明确表示并无意传递任何新意，她说：“我之前的每一届联邦政府和每一任联邦总理都承担着德国对以色列安全的特殊历史责任。”

不过，默克尔在克奈塞特的演讲中使用“国家理性”这个概念的确有“首创”之嫌，而且，她的话术也并非空洞无物，是有以下几个重要内涵的：

一、双边层面：承担军事支持义务

如前所述，德以军备合作可追溯至上世纪50年代初。德国开始向以色列提供军备以秘密方式进行（如通过意大利转运等形式），通常由德方负责大部分甚至全部费用（有点类似当下对乌克兰的军援）。从国内政治层面来看，此类军备供应争议较少，这也是默克尔在演讲中强调的国内政治“共识”。

德国公众真正开始关注对以输送军火是在1991年：时任总理科尔决定向以色列交付六艘潜艇，此举的背景与第一次海湾战争有关。当时萨达姆·侯赛因用导弹袭击以色列，而伊拉克的化学武器库被曝是由德国企业协助建成的。因此，德国决定帮助以色列提高海基威慑能力，保障其二次打击能力。除此之外，两个国家军队的培训合作也持续深化，2008年双方签署了“德以互训协议”，

二、地区层面 I：促进地区和平

“国家理性”亦被称为“默克尔原则”，其宗旨之一是努力为以色列营造安全的地区环境，缓解阿以紧张关系，实现长期和平。具体来说，就是促进以色列和阿拉伯邻国在区域贸易、环境保护、交通基础设施等多领域的合作。

在过去几十年中，德国积极参与众多国际和平倡议。譬如，2002年，德国前外长菲舍尔为激活巴以和平进程提出的“七点计划”；德国提出设立由美国、俄罗斯、欧盟、联合国组成的所谓“中东四方”机制（Nahostquartett）；2014年夏为终结“加沙战争”进行停火调解工作。

鉴于巴以谈判屡屡失败，加之冲突地区十分糟糕的民生状况导致局势不断恶化，德国政府对巴勒斯坦的财政支持也被视为保障以色列安全的一个方面。这也是德国在资金、基建、文化、教育和危机预防等方面长期援助巴勒斯坦的原因之一。

此外，德国在2006年9月派出百余名士兵参与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UNIFIL）的海上任务，阻止向真主党等恐怖组织运输武器并控制海上通道，以此来缓解该区域的紧张局势，增进信任，维护以色列安全。

当然，德国推动阿以和平的努力不仅仅是为了保护以色列安全，也是为了使德国外交获得更大的灵活性和更宽广的国际空间。所以，长期以来，德国在以色列和阿拉伯“左右逢源”，拥有不小的话语权。

三、地区层面 Ⅱ：应对伊朗核问题

默克尔在2008年耶路撒冷演讲中特别将“国家理性”的表述与伊朗核问题联系起来，她说：“德国将与伙伴国一道致力于外交解决方案。若伊朗拒不让步，德国将继续坚决支持制裁措施。”

2002年以来，多国对伊朗核计划的和平性存疑。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联合国安理会及“E3+3”国家（俄、中、美、法、英、德）多次敦促伊朗合作并提高透明度。尽管2013年11月签署了“伊朗核问题临时协议”，但德黑兰是否真正停止具有军事意图的核活动，外界仍存在疑问。

2015年，解决伊朗核问题的《联合全面行动计划》（JCPOA）在维也纳签署。然而，特朗普上任后不久便宣布退出，导致德黑兰的核计划更加隐秘，并最终成为不久前美以联手打击伊朗的导火索。

但无论如何，德国等国为控制伊朗核计划所作出的努力还是可圈可点的。

四、国际层面：多边组织中的支持

德国对以色列的第三重义务，是在国际多边组织内和联合国巴以冲突议题上，通过政策建议和投票行为来维护以色列的安全利益。譬如，德国政府对联合国提升巴勒斯坦地位的尝试一直持谨慎态度；2012年11月联合国大会表决将巴勒斯坦接纳为观察员国时，德国是41个弃权国家之一。如今，默茨政府依然拒绝承认巴勒斯坦国际法意义上的国家地位。

目前，193个联合国成员国中有147个承认巴勒斯坦国，相当于76%，1988年的时候才占50%。图中浅蓝色代表承认国，土黄色为尚未但有意承认，灰色指不承认的国家

德国在国际层面为以色列“保驾护航”的政策在欧盟内部存在很大的争议，部分成员国（挪威、西班牙、爱尔兰、瑞典等）已相继通过承认巴勒斯坦的决议，保加利亚、塞浦路斯、捷克、匈牙利、波兰、罗马尼亚6国在加入欧盟前已承认巴勒斯坦国，法国也将在今年九月迈出这一步。

归纳起来说，默克尔当年提出“国家理性”，也有国内及欧盟局势变化的因素。许多观察者指出，由于以方在居民点等一系列问题上的作为，德国公众对以色列的认同和支持正逐渐弱化，而持批评态度的比例则持续上升。特别当阿以及巴以军事冲突升级加剧，或以色列军队被认为过度使用武力时，批评声更加高涨，“停止两国军事合作、暂停或取消欧盟对以色列贸易优惠”的呼声此起彼伏。

今天，越来越多的德国公众也开始对默克尔的“国家理性”提出质疑。尤其是年轻一代更倾向拒绝这一“特殊责任”的理念。由于纳粹种族灭绝犹太人的历史与现实距离愈来愈远，年轻人难以像经历过那个时代的老一辈德国人一样，将此责任视为本国的外交基石。

结语

在中东进行穿梭斡旋的德国外长瓦德普尔（Johann Wadephul）最新警告以色列，如果对加沙或约旦河西岸实施兼并或占领，德国政府将被迫作出“单方面反应”。同时，他坚持认为，“承认巴勒斯坦国是解决方案的最终步骤”。

本质上，他的表态与以往大同小异：在呼吁以色列停火和结束危机的同时总要带上一句“以色列有权自卫，哈马斯是目前局势的始作俑者”。

哈马斯两年前发动的恐怖袭击当然必须受到谴责，但以色列之后的“不对称”报复在多大程度上应该得到理解和宽容呢？更何况，哈马斯的极端并非与生俱有，而是和巴勒斯坦人长久以来的悲惨境遇有关。

西方媒体几乎一致认为，现总理内塔尼亚胡先是间接支持哈马斯来制衡巴勒斯坦自治政府，之后又利用哈马斯两年前的恐怖袭击发动了一场拯救他本人政治命运的战争。但他最终未必能得逞，等待他的很可能是法庭审判。

根据以色列官方的统计，2023年哈马斯发动的恐怖袭击造成1200人死亡，250人被掳为人质；到今年3月初为止，还有24名成年人质在哈马斯手中，35名人质死亡。

根据不同数据的统计，到今年初为止，以色列发动的报复行动在加沙地带已造成五万多人死亡，其中绝大多数为平民；在约旦河西岸的死亡人数约为950人，大部分也是平民。而且，加沙地带的杀戮还在继续，死伤人数必定还会增加。关键是，以色列至今并无意尽快结束那里的军事行动。

从双方的死亡情况看，几乎达到了1比50。也就是说，一位在恐袭中被杀的犹太人，巴勒斯坦要付出50人的“血偿”代价。这难道不也是一种“恐怖行为”吗？

这种做法让人想起二战中德军在占领区实施的“连坐惩戒”做法：

“迪斯托莫和克里苏拉惨案”：

1944年6月10日，惨案发生在希腊中部一个名叫迪斯托莫（Distomo）的小山村。游击队打死3名、打伤18名德军士兵，招来第4党卫军装甲掷弹师下属某团的报复，造成该村218村民死亡，全村房屋被烧毁。死亡比例：1:73。两个月前，同一支德军部队在希腊的克里苏拉对游击队的袭击采取报复行动，死亡比例：1:135。

“利迪策惨案”

1942年，德国扶持的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保护国总督赖因哈德·海德里希遭英国别动队成员刺杀身亡。利迪策村（Lidice）被怀疑掩护刺客，遭德军报复性摧毁。村中成年人全部被杀，约340人遇难（包括88名儿童）。死亡比例：1:340。为纪念“利迪策惨案”，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提议将6月1日定为“国际儿童节”。

“奥拉杜尔大屠杀”

一位德国军官据称在法国维尔河畔的奥拉杜尔村（d'Oradour-sur-Glane）遭到抵抗运动组织的监禁，党卫队第2师第4装甲掷弹兵团1营获报后即将该村包围，共处死了642名村民，包括247名妇女和儿童。死亡比例：0:642。

这类例子还有很多，在此恕不一一列举。

犹太人是千年基督教迫害和纳粹政权的主要受害者群体，如今，他们依然以“受害者”自居，而自己采取的报复手段却与上述例子所呈现的别无二致。

世界卫生组织（WHO）总干事谭德塞日前在一场线上发布会上表示，加沙地带正陷入一场“人为造成的大规模饥荒”，根源在于国际援助长期遭封锁，数吨食物、洁净饮水和医疗物资滞留边境之外。谭德塞称，“ 除了‘大规模饥荒’，我不知道还能用什么词来形容，而且这是人为的结果，这一点非常明确。这是由于封锁导致的。”

面对这些事实，德国政府却依然在按照“国家理性”原则处理对以关系，成为西方阵营中除美国之外对以最包容的一个大国。这个“理性”既然可以包容“恶行”，当然也就沾上了无辜者的鲜血。正是出于这个原因，目前德国针对默茨的状纸才会满天飞。

值得注意的是，以色列宗教与文化传承部长阿米哈伊·以利亚胡（Amichai Elijahu）日前在接受“Kol Chai”电台采访中甚至认为解救加沙被扣押人质并非“战争的首要目标”。他说：“这些人应被称为战俘，而战俘问题将在战争结束时处理。”他强调加沙必须“犹太化”，这样“当地阿拉伯人的生活才会改善。”

此公或许道出了以色列继续在加沙地带军事行动的真实目的。除了为内塔尼亚胡政治续命之外，难道这是在为特朗普不久前提出的“美国接管加沙，以便发展地产事业”铺路？

历史又一次证明，“受害者”和“施害者”的转换，往往只在一念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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