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安徽新闻网）

转自：安徽新闻网

抗战老兵是国家的英雄、是民族的脊梁、是胜利的见证。光阴流转，战争的硝烟早已散去，和平的阳光普照大地，但那段血与火交织过的岁月，那些用鲜血和生命书写的报国篇章，早已融入民族的血脉，成为永不磨灭的精神丰碑。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这些老兵是历史的亲历者、见证者，是我们了解革命历史、传承革命精神的生动教材。今天，我们走近抗战老兵，聆听他们藏在记忆深处的故事，触摸那始终不曾褪色的信仰。

“要把战友安全送出火线”

1944年，抗日战争到了极为关键的一年，全椒县各地青年踊跃参军、响应号召，李大武就是这一年参军的。

“听到新四军的宣传，我就打定主意去当兵了。”李大武说，报名前，家人叮嘱，要报大一点，“当时14岁的我，就虚报了一岁。”

“你15岁吗，个子不高嘛。”带兵的部队领导问。

“我个子不高，但是我平时放牛，跑步也快，我可以给你们送信、保证不会被日本人发现。”李大武的机灵与坚持，让他最终留在了部队。

抗战时期的情报传递，高度依赖通讯员的能力素养。李大武不识字，在新兵连中，他一边训练、配合部队与日军周旋战斗，一边利用空闲时间识字学知识。

终于，在刻苦勤勉的学习下，1945年2月，李大武被正式编入新四军二师四旅，成为罗炳辉师长麾下的一名通讯员。

李大武回忆，从新兵连到正式编入部队后，转战多地，历经生死。

日本投降后，国民党发动内战，李大武跟随部队北上，与敌人在津浦铁路中段作战。作为通信兵，他一路勘察送信，保护部队机关人员北上。

1946年春，部队要穿过藤县到达费县，在藤县与费县之间的必经公路，国民党军队在此埋伏重兵。

敌众我寡，如何寻找时间和地点上的突破点，成了李大武与战友们的首要任务。

“当时没有任何电子通信设备，侦查全靠眼睛与脑子，通信全靠两条腿一张嘴。”李大武与战友在敌人周边蹲守两天两夜，找到了敌人巡逻的规律。

“前几次穿越很顺利。”李大武说。在第五次穿越过程中，没想到敌人去而复返，战士们刚进入树林，敌人的子弹如雨点般袭来，有人倒下又爬起来，一边回击一边继续往密林里撤。李大武听到密集的枪响声，便折身回来看，只见炊事班班长已倒在血泊中。

“我当时悲愤不已，心中只有一个念头，冒死也要把其他战友安全送出火线。”随后，李大武多次往返交战地，寻找未撤离的战友，确认所有战友撤离后，独自一人寻找机会到达费县。

在这过程中，他与大部队走散了。“我沿着山路一直向北，我心中相信，一定会找到大部队。”经过16天的奔波，李大武在祁蒙山腹地临沂找到了部队。

“与指导员见面的那一刻，我激动得哭了。”李大武回忆，归队后，部队召开大会，授予李大武三等功奖章，“奖章不大，细长的铁牌，我一直随身携带，后来在一次搬家的过程中丢失。”谈到此处，李大武感　到深深地遗憾。

“我是幸运的，真正的英雄都牺牲了，我算不得英雄。”如今的李大武，在家时常关注国家大事，“胜利来之不易，希望青年人好好读书，将祖国建设得更好。”

“决不放弃任何一名伤员”

在舒城县春秋路附近的一个小区内，许培志老人拿出父亲许子文的革命残废军人抚恤证，上面清晰地写着“新四军二师野战院长”“1940年淮南路炸伤”等字样。

老人端详了好一会儿，向记者讲述起父亲许子文在新四军当军医的抗战故事。

“父亲的医术，是祖上传下来的，邻里周边有个什么小毛病，都会找父亲看看。”许培志回忆。

1938年的一天，一群人匆匆来访，敲响许子文的家门。开门一看，是中共舒城干汊河党支部书记吴匡伯，身后的担架上抬着的是受伤的新四军第四支队的战士。

见此情形，许子文连忙让人抬进来，拿出药箱，熬着草药，救治伤员。

“没想到，一次偶然的救治，却改变了父亲的命运。”不久后，这名被救治好的战士将医术了得的许子文介绍给了新四军第四支队司令员高敬亭。

与高敬亭见面后，许子文毅然决然参加新四军，在第四支队野战医院担任军医。

参军不久后，许子文便迎来了第一场战斗，在合安路大关附近，四支队侦查到消息，一伙日军运输队将从大关附近经过，许子文便随着四支队七团三营在此伏击日军。这一仗，缴获了大量物资。

“每次战斗后，父亲许子文在救治伤员时，经常让我打下手。”许培志说，那时的自己七八岁，成为了战场救治小助手。

1938年5月12日，侵占巢县的日军经常派出部队到蒋家河口“扫荡”。许子文所在的部队决定打敌人一个措手不及。

5月12日拂晓，部队按计划进入地点完成埋伏，上午8时左右，巢县县城方向的河面隐约出现两艘汽艇。

日军汽艇越来越近，一到伏击圈，营长下令开打，顿时，枪炮齐发，子弹铺天盖地，许子文和卫生队医护人员匍匐在二线阵地，随时准备救治伤员。

战斗持续仅仅20分钟，就将所有敌人消灭，而我军无一人伤亡。

“有一次来了一个年轻伤员，伤势很重，只能截肢保住性命。”许培志回忆，战场医疗条件差，伤员们的伤口包扎，只能用浸了盐水的老布。

当许子文为这名年轻伤员治疗时，伤员在意识模糊中让许子文不要救他，把物资留着给更多需要的战友。

许子文见状，抓住伤员的手：“我们绝不会抛弃我们的战士、决不放弃任何一名伤员！”

这样的场景许培志经历了无数次，但讲起来依旧惊心动魄、热泪盈眶。

许培志唯一的遗憾就是，父亲平时随身携带的药箱已不在身边，当年父亲告诉他，要用生命保护好药箱，因为“这里面装的是革命的火种”!

“怕死不革命、革命不怕死”

“干革命、上战场、打鬼子！”在宣城市宣州区九洲小区，得知记者要采访抗战故事，胸前挂满荣誉勋章的鲍启太话语铿锵有力。

1929年出生的鲍启太，从小就家境贫寒，还面临日军的残酷迫害，“那时我还小，他们拿枪对着我大伯，五十岁的大伯便被日军杀害了。”

少年时的鲍启太，耳闻目睹太多日本侵略者在中国犯下的罪行，保家卫国的想法在心中慢慢发了芽。

1940年，年仅11岁的鲍启太，便主动要求参军，“穿军装，保家卫国”成为鲍启太坚守毕生的信念。

“那时我个头不高，参军都被拒绝了。”鲍启太说，虽然因为年龄以及身高等，暂时不能参军，但他保家卫国的热情却愈发高涨。

“怕死不革命、革命不怕死。”鲍启太凭借着决心和毅力，1941年，终于如愿加入新四军。

在军中，鲍启太成为一名卫生员，在战场上穿梭，背上背的不仅是伤员，更是沉甸甸的责任。

从小没有读过多少书的鲍启太，学习医药知识稍显困难，“我把药品的英文名开头、中间、结尾的几个字母写在手臂上，发放药品的时候，一个一个对照。”

战场上，硝烟滚滚，到处都是翻滚的浊浪。在山东枣庄，面对日军的大规模进攻，鲍启太奋勇杀敌，子弹呼啸而过，炮弹迎面而来。鲍启太摸了摸胸口、指了指手臂，“这些都是在那场战斗中受的伤。”

“我不怕受伤，更不怕死，在城墙上，我干掉了好几个小鬼子。”鲍启太斩钉截铁地说，作为一名医疗兵，不仅能上阵杀敌，当炮弹来袭时，还要义无反顾保护伤兵，伤兵的性命高于一切。

“在淮海战役，我一晚上负8次伤，飞机来丢炸弹，把我压到那个土里面了。”鲍启太指了指脸，“那一瞬，好像没有听见爆炸声，只觉得一股巨力狠狠撞在脸上，炮弹碎片扎进皮肉。”

在鲍启太的手上，记者看到，当年炮火残留的痕迹留在了老人的大拇指里，这是刻在老人心里永不磨灭的勋章。

从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再到抗美援朝，鲍启太是名副其实的“三战老兵”，如今的他，早已从原宣州市人民医院离休。看着那些勋章，鲍启太坚定地说：“有人民撑腰的军队是战无不胜的！”

“让红色精神在更多人心中发芽”

“那时候还没入伍，我就在金集街的路边支着个小摊卖烙大饼，每天天不亮就忙活开了。”

“一天早上，摊子刚支稳当，林永昌、王国珍、陈门才三人来我家的摊子吃早点，几人围凑在一起，不知怎么就说到了当兵的事，你一言我一语的，越说越起劲儿。”

“最后我们四个人拍着大腿达成一致，要当就当新四军。说走就走，等我把挑子放回家，我们一行四人就一道去参军。”

在金集中学，离休后的高维田仍不闲着，义务为全校师生作革命传统教育报告：“大家的兴致很高，我很高兴能分享抗战时期的故事，希望有更多孩子能铭记那段历史。”

1925年9月，高维田出生在天长市金集镇一贫苦家庭，年少时期，面对日军侵略的残暴行径，他与三个朋友毅然决然准备参军报国，“国破哪还有山河，一定要将日本人赶出中国！”

1943年，部队在彭家庵驻扎时，日军、伪军小队前来攻打。

紧急情况下，班长把一个班分成两波。第一波架好枪，听号令开枪，打完就撤，第二波上。两波攻击下来，日军已出现伤亡。

“我们人少，打完就退，决不恋战。”高维田回忆，要用最小的代价保证战果，完成阻击任务。

八百桥的战斗是为了配合英雄岭的正规军作战，高维田所在的部队负责截断敌人的运输线。

“1943年9月底接近10月的一天晚上，我们侦察到山头上敌人很少，日军、伪军在一起20余人，于是我们在侦查好了之后选择主动出击，扔了几颗手榴弹把几名日军炸死后，20余名伪军就缴枪投降了，我们一个排的人一个也没有牺牲。”

抗战胜利后，高维田又参加了解放战争，历尽多次重大战役。1963年，高维田转业回到家乡天长工作，先后担任过天长水电局局长、天长农办副主任等职。1984年，高维田离休。

现在的高维田上了年纪，但在与记者的交流中，他依旧精神抖擞，思维活跃。在高维田家中，大女儿高慧时常劝他少出去参加活动、少作报告，但是老人家一直不同意。

“像我这样从生死线上过来的老战士不多了，能多讲讲就多讲讲。我要再加把劲，让红色故事更好地流传下去，让红色精神在更多人心中生根发芽。”高维田说。

■ 本报记者 江敏 实习生 王荦 谢雁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