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晨报特约撰稿 梁晓丽

八岁之前我没穿过裙子，迫切地希望有一条紫色的连衣裙。然而，我并不知道这就是梦。梦在村庄里，在大人的眼里，是睡着后，呈现在脑海里的各种场景和画面。

大人们常挂在嘴边有一句话：“睡吧，睡着了，梦里什么都会有。”

我是在石船村校读的小学。小学坐落在山坳里，长三间一楼一底红砖青瓦房是教学楼，有两个班，两个年级，两个公办老师——向老师、牟老师。

教我们的牟老师，刚满三十岁，额头高，头发少。孩子们悄悄给他起了个外号“牟光头”。牟老师多才多艺，喜欢在太阳下山的时候拉二胡，那弦音似乎在某个拐角打了个转，然后飘荡在村校的上空。悠扬的二胡声曾一度让村里的“小芳”着迷。

二年级下期，牟老师用半截白色粉笔在长方形木制黑板上，一笔一画写下一个方块字“梦”，并标注拼音。我们拼出了梦字，组了几个词：睡梦、做梦、梦乡等。

“还可以组成梦想、圆梦。”牟老师又讲道。

木制窗格外的天空湛蓝、高远，垭口梁的风吹到山坳里，又从窗户吹进来，我们感觉舒缓微凉。牟老师站在讲台上，175厘米的身高看上去格外高大。他问我们，有没有想要的东西？同学们争先恐后举手回答，想要裙子、想吃白米饭、想吃肉、想吃糖等等。

“还有别的不？”牟老师站在讲台上大声问道。

我清楚地记得流水包的谢勤唰地一下站了起来，大声说：“牟老师，我想走出大山。”这个同学是班长，考试总是名列前茅。后来他成了村庄里的第一个中师生。

“这就是梦。”牟老师嘴角上扬，他最得意的弟子总能给他惊喜。

谢勤的话使我眼前一亮，我幡然醒悟，原来我不光想要裙子，还想逃离大山。

我家到学校有二十多分钟的路程，除了屋后的两百多米青石板路，其余都是泥巴路，两节田坎，一长段堰沟。泥巴路天晴还好，下雨天，暴泥齐膝盖深，人只有卷起裤管，打着赤脚深一脚浅一脚，摇摇晃晃地走，那样子就像喝醉了酒。稍微不注意还会摔倒，摔得衣服裤子裹满泥巴。

别人家的孩子，下雨天有人送伞，而我总是光着头走在雨缝里。不能怪别人，因为我曾对不识字的母亲说：“不要到学校来，即使下再大的雨也不要来给我送伞。”我害怕同学笑话母亲是文盲，又哪里知道很多母亲都是文盲。雨水一滴滴砸在我的眼睫毛上生疼，水流顺着头发一滴滴落进我的衣服里，冰凉沁骨……

人在经历了苦难后，会爆发强烈改变的愿望，梦就在泥巴路上生了根发了芽。所以，梦不是凭空想象，它是走出来的，在一次次苦难中煎熬出来的。

牟老师在村校播下了梦的种子，全班四十多人，有二十多种。它们聚集在教室的上空。多数孩子想走出大山，不想成天走泥巴路，更不愿像父辈一样脸朝黄土背朝天。

母亲听说我想走出大山高兴极了。受封建思想女孩读书无用论影响，她一生只读了三册书。她希望我读书，和父亲奋力托举我，省吃俭用，喂猪喂牛养鸡养鸭卖了钱后，作为家里的开支和我的学费。有人劝她，女孩读那么多书干嘛。母亲瞅瞅那人，一句话不说就离开了。她一生对大事小事都很少有主见，唯独在这件事上，她异常清醒明白。

当时的农村孩子想要离开村庄，男孩有两条路：一是参军，二是考学；女孩也有两条路：一是考学，二是远嫁，嫁到坝脚。这就是农村孩子和城里孩子的最大区别。他们一出生就和泥巴打交道，泥地里摸爬，从懂事起就吃着生活的苦。

牟老师是第一个为孩子们造梦的人。娃儿们就像迷了路，突然找到了方向，那学习劲头，不亚于今天的高考。灶门口添柴时，用火钳在地上写字；扯猪草时，数路边的树有好多棵，苞谷林的间距有好宽，有好多行……

那时的村校没有电灯，也不兴上晚自习，十多个同学在谢勤的带领下，打着麻梗火把，自带煤油灯到学校让牟老师补课。老师给我们补课是免费的。牟老师讲完课堂知识，讲《华罗庚数学》，还教我们画画、唱歌，唱《铁道游击队》《亚洲雄风》等等。歌声在昏暗的教室里回响，从门窗钻出去，在漆黑的村庄飘荡，像一缕幽梦，潜入夜空。微弱的火苗，在风中跳跃，像一朵左右摇摆的花，映红了稚嫩好学的脸庞，也映着牟老师发亮的额头。

四年级开学时，向老师被调到了城里，牟老师接了六年级的班。我们没了固定的老师，半学期换一个老师，村里读过高中的都教过我们。直到六年级，才给我们班安排了师范毕业的王老师。

在王老师的带领下，我们走出了大山。牟老师离开了村庄，回了城。他或许并不知道，当年他讲的梦，讲的是跳出农门，影响了很多山里娃。如果说村校是山里娃梦的起源地，那么牟老师就是引梦人、造梦人，父母亲则是托举人，而我们是追梦人。

几十年光阴荏苒，时光暗淡了光影，岁月磨砺了棱角。

村庄也改变了模样。水泥路入户，沥青路代替了黄土路，回家再也不用走泥巴路。那些曾经走泥路的娃，有的回到村庄，有的落户他乡……不论在哪，他们都曾在泥路上挣扎过，黑板上的梦也曾似一盏灯，照亮过很多人的远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