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于盈 秦朔朋友圈

找准独特性，才能为世界带来不一样的色彩

1. 袁家村的成功密码：合作社模式的生命力

暑假到访西安城郊的网红村“袁家村”，日常游客量稳定在2万人次以上，热闹非凡，年营收超10亿元。这个以体验式文旅为核心的村落，不仅深度挖掘关中民俗文化，复原了30余项非遗项目，提供酿醋、酿酒、做豆腐等传统工艺体验，更在制度设计中彰显出令人惊叹的智慧。

走在袁家村的街上，每家店门口两块牌子特别显眼：一块标注着合作社成员及各自投资额；另一块则是合作社的食品安全承诺——所有食材均来自本地，由袁家村统一供应。有个“老吕粉汤羊血”，门口挂着“掺假就祸及子孙” 的狠话，看着有点吓人，细想却是商家对食品质量最实在的保证。 

这种制度设计从根源上规避了恶性竞争：合作社机制让大家各干各的强项，不用扎堆抢生意；统一供应链既保证了食材的本地性与安全性，又凝聚成强大的品牌合力。

这一切的源头，是村党支部书记郭占武的远见卓识与制度设计。

曾经，袁家村面临传统农业收入微薄、乡镇企业关停导致年轻人外流的困境。郭占武想，不如搞乡村旅游，同步带动农产品加工和种养殖业发展，形成闭环产业链。

但光有想法不行，他琢磨着通过股权重构打破乡村发展困局，推出“基本股（将村集体资产的62%平均分配给62户全员村民）+交叉股（如粉条合作社成员交叉入股其他10余个项目，实现“一损俱损、一荣俱荣”）+调节股（钱少先入、限制大户）”体系，以治理创新平衡集体与个体利益，最终实现农民人人当老板、自我造血的目标，彻底点燃了村民的积极性。

村里用38%的集体股份承担公共服务职能，如基础设施维护、村民福利保障等；对32个合作社实行统一品牌管理，要求所有食材必须由本村作坊供应，确保品质可控。同时，成立小吃协会、民宿协会等自治组织，制定“一店一品”“原料可追溯”等行业标准。

比如小吃协会要求商户签署《食品安全责任书》，违约者将被驱逐出村并丧失分红资格，由此构筑起“农民捍卫食品安全”的诚信体系。此外，村民可通过“农民夜校”学习经营知识，2024年培训村民超1000人次，村里还组织村民赴日本、成都等地取经，学习先进的服务管理经验。

如今，袁家村已成为乡村振兴的标杆：不仅村子自身经营得风生水起，还在西安市区各大商场布局了15家分店，并在全国10余个城市拓展了连锁项目。

袁家村的成功，让我联想到此前走访的云南丽江古城等景区。

2. 同类化困局：从丽江古城看竞争生态

丽江古城内，仅鲜花饼店就超过200家，外加大量同质化的银器店、围巾店，同类化竞争引发频繁的价格战。

我们到访时，在一家鲜花饼店买3块饼才花了9元，街道对面另一家鲜花饼店的老板却因为对手吆喝拉客，对着对手破口大骂，差点因抢客动起手来——这背后，是商户因缺乏差异化经营而面临的普遍生存压力。

逛古城时，我很喜欢一家用鲜花现制口红的小店：顾客可自选口红颜色与外壳，主打个性化；产品用纯鲜花制成，无化学添加，健康环保，还能现场制作，体验感十足。

店里还有自制的、带着独特香味的植物香水，我满心惊喜，甚至主动向店员咨询老板微信，觉得他们有潜力拓展全球市场。可再往前走一段，又撞见几家类似的店，将原本极具特色的产品模仿得价值大跌。

起初，消费者或许能从中获益，但长久来看，企业利益没了保障，质量便难以为继，更没有足够资源投入未来的创新，最终只会陷入共输的困局。

这种现象其实延伸到了更广阔的商业领域：中国企业不仅在国内“内卷”，还把“内卷”带到了海外。企业出海时常陷入“同行互卷”，海外市场竞相压价，最终导致全产业链利润受损。

反观以色列的商业逻辑：若一家加油站盈利，周边会配套便利店、按摩店等互补业态，形成共生生态，而非一家加油站赚钱，周边就扎堆开加油站，最终大家都被“卷”垮。

在商业生态中，独一无二的价值主张永远是破局的关键，而如何从“同质化内耗”转向“差异化共生”，值得深思，而机制创新正是保障成功的核心。

中国创新的惊艳：舞台艺术的赶超之路

我们一家人都爱看戏，旅途中的另一重惊喜，来自各地独具特色的演出。从张艺谋的“印象”系列到黄巧灵的“千古情”系列再到王潮歌的“又见”系列，从西安的《长恨歌》到《驼铃传奇》等本地化演出，中国舞台艺术的创新着实令人叹服。

这些演出有的将舞台演绎与自然景观深度融合，比如《长恨歌》中满山星星灯亮起，配合灯光打造的月亮与银河瀑布，引得观众们不约而同发出“哇”的惊叹；

《驼铃传奇》的观众席能360度旋转，让每幕戏无需转换场景，更有骆驼、狼等真实动物登场参演；

《丽江千古情》则借助声光电技术把真实舞台人物与屏幕里的场景相结合，创造时空隧道、空中飞人等效果，营造出震撼的沉浸式体验；

王潮歌的“又见”系列表演则通过独特的叙事方式和舞台技术带来冲击性的感受。

这种不依赖个别演员技巧、靠整体协作的“人海战术+科技赋能”模式，在国外并不多见。

从2004年《印象·刘三姐》首演算起，短短20年，中国实景演出已从学习模仿迈向超越。

据统计，“千古情”系列年演出超3000场，单场最高观众达5000人，年接待量突破千万人次。尽管在讲故事的方式上仍有提升空间，但这种将文化IP转化为感官盛宴的能力，不依赖单独演员的技巧，而是以集体呈现的方式，彰显了中国创新的独特路径。

历史的多面镜：是非之外的灰度

在中国各地旅行，尤其是逛文明古城时，常会发现多数古城是在遗址上后期重建的。

我们的历史文物与建筑为何无法留存原生态的面貌？一来是自然风化与过去保护技术的欠缺；二来是每次朝代更替，不少将领攻占城池后，总会火烧抢掠，破坏极大；三是后来又经历了解放前的战乱、“文革”时期的破坏等等，所以留存下来的原物已所剩无几。

比如1928年，位于洛阳的东周金村大墓因大雨被冲开，3000多件文物被盗，后被卖给一位加拿大传教士，流散到世界各地，这也让东周、西周时期留存的文物愈发稀少。

在旅途中，每当讲到与景点相关的历史人物，5岁的老三总爱问“秦始皇是好人还是坏人”“大禹是好人还是坏人”这样的问题。确实，在5岁孩子的世界里，只有好人和坏人，是非黑白分得清清楚楚。但我们知道，人物从来不是非黑即白的。人无完人，人性复杂，世界既有灰度，也有色彩，这需要慢慢跟孩子讲透。

之前在河南洛阳旅行时，当地人对武则天的评价颠覆了我和孩子的传统认知，让我印象尤为深刻。武则天嫁了两位皇帝，生了两位皇帝，自己也登上了帝位。她在位15年都居于洛阳，当时唐朝实行长安、洛阳两都制。

这位历史上饱受争议、被认为极为残暴的女皇，在洛阳民众口中却是“改革者”，本地百姓至今念着她的好：说她首创殿试和武举，完善了科举制度；科举制曾允许女性参与，也涌现出不少女官，不过这一政策在她在位15年后被取消；她推行均田制，减轻农民税负；重视人才，提拔狄仁杰等寒门士子，“开元盛世”的两位宰相都是由她发掘并提拔的，等等。

旅途如同一本立体的史书，教会孩子，也提醒成人——评价历史人物需要多维度视角。

正如袁家村的成功不止于制度创新，更在于对传统智慧的现代转化；当代中国创新的突破，既需技术迭代，也需文化自觉。古人说“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学习从不限于课堂，而旅途也不只是看风景，更有陪伴中观后的讨论。

从不强求整齐划一的感悟，反倒让每个人都能生出自己的心得——这些感悟，或许正是行走的意义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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