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经济学家圈

蔡昉：即时经济或可破解索洛悖论，打破“就业创造低于就业破坏”百年魔咒

7月26日，在新经济学家智库举行的“即时经济与扩内需”闭门研讨会上，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蔡昉发表了主旨演讲，探讨了以“即时经济”为代表的技术进步与产业创新如何提升居民消费。

蔡昉谈到，从宏观视角的长期趋势看，新发展阶段意味着经济增长的制约从供给侧转向需求侧，这时，显著提升居民消费需有额外的助力。

一方面，作为供需两侧经济增长动能各因素的相对地位发生转变。供给侧的驱动力正从要素投入转向生产率提高，而在需求侧的拉动力则从投资、出口转向居民消费。如今消费需求的重要性显著提升，已成为制约中国经济平稳健康发展的堵点之一，若这个制约无法打破，实现预期的经济目标难度极大。

另一方面，供需两侧也都有大量机会，可以借助人工智能及其赋能的新科技，创新产业、业态和经营模式，推动三个目标的实现：一是到2035年人均GDP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二是第三产业比重明显提高；三是居民消费率（即居民消费支出占GDP比重）提升到与发展阶段相适应的水平。

为此，蔡昉提出了以下几点分析：

第一，人口因素影响供需两侧

谈及人口因素对供需两侧的影响，蔡昉指出，疫情之后我国经济持续恢复、稳中向好，但宏观经济层面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

他指出，疫情后经济复苏一度出现的难点在需求侧，经济增长更加稳健的源泉也在需求侧。在供给侧，人口红利减弱的效应表现为潜在增长率下降，预测的潜在增长率仍属合理、合意的增长区间。在需求侧，受人口结构变化、外部环境变化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等因素影响，过去长期依赖出口和投资拉动增长的模式已不可持续，由此带来的挑战比预想的要大，居民消费在短期内填补出口与投资降速留下的空白难度较大。

因此，需求侧的挑战，可能会造成实际增长率会与潜在增长率的一定偏离，这在短期里会影响经济复苏的效果，在长期中则会日益成为对经济增长的主要制约。

另一个关键视角，则是供给侧的减速效应会传导到需求侧。比以往更低的增长速度使得就业增长有所放缓，相应地，居民收入增长速度也不会像过去那么快。因此，期望居民消费迅速补偿投资和出口留下的空白很难实现。

蔡昉指出，经济增长速度与居民收入增长应该是同步的。随着后发赶超优势和人口红利趋于消失，经济增长会从高速转入中高速乃至中速，收入提高速度也不再像当年那么快，会对居民消费能力和意愿产生影响。这时，若要以收入增长为动力刺激消费，就需要技术进步和政府公共政策的额外助力，譬如需要更加依靠改善收入分配。

值得注意的是，从按照年龄分布的人口结构和消费结构看，青少年消费率仍然较高，但由于少子化趋势，这个群体难以支撑整体消费。老龄化对消费有明显的抑制作用。在发达国家，比如美国和欧洲，现在退休的“婴儿潮”一代经历了经济高速增长和收入提高，还有财产性收入，是相对富裕的群体。但中国的老年人不同，因此必然消费能力和意愿不足。

更重要的是，仍在就业的群体由于养老保险缴费、家中老人赡养、预防性储蓄等因素，他们的消费意愿和能力也受到抑制。

第二，要实现GDP和消费双重赶超

中国面临的人均GDP赶超任务是跨过高收入门槛，并在2035年成为中等发达国家，意味着需超越20个国家和地区。

蔡昉指出，必须认识到提高消费不仅是短期宏观经济刺激目标，更是实现经济赶超的长期要求。实际上，实现2035年成为中等发达国家的远景目标，必须在人均GDP和居民消费率上进行双重赶超。

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随人均GDP提高，居民消费率呈现一个横向的S形曲线，中等收入国家高速增长结束后减速过快，一般与消费率持续偏低相关。蔡昉用世界银行跨国数据进行比较发现，居民消费率随人均GDP的提高，会经历一个横向的“S”形曲线（即大写字母S按逆时针旋转90度）。

具体表现为：从低收入到中等收入阶段，消费率大幅度下降，因为低收入时几乎全部产出均需用于消费才能生存，实现经济增长后这一比例下降；但从中等偏上收入水平向高收入水平过渡时，意味着相继进入罗斯托所谓的“高额大众消费阶段”和“追求生活质量阶段”，消费率会再次回升。平均来看，中等偏上收入国家与高收入国家的平均消费率相差约10个百分点，这也是中国需要跨越的差距。而中国目前与中等偏上收入国家的平均消费率水平也相差约10个百分点，因此总起来看面临着20个百分点的消费率赶超任务。

在高度发达后，居民消费率还会经历一次微幅下行，从而完成这个横置的S型曲线轨迹。相关研究已表明，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一个重要决定因素，正是能否成功跨越居民消费率提高这一门槛，因此这个门槛是必须实现的关键性跳跃，或称“惊险的跳跃”。

蔡昉表示，我国的发展目标是到2035年成为中等发达国家，可以将具体目标锁定在葡萄牙的人均GDP水平上。因此，从中国现在的人均GDP到葡萄牙的水平，中间正好隔着20个国家（按人均GDP排序在葡萄牙以及之前的19个国家）。这些国家居民消费率的算术平均值是61%。

鉴于需求侧特别是消费成为增长主要制约因素，转变发展方式，实现发展目标，要求消费率从39%跨越到61%，中国要达到这个平均值，消费率需要提升约20个百分点，这同前述回归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平均水平和赶超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的任务叠加，在数量上是完全一致的。所以蔡昉指出，我国当前发展面临着双重跨越目标：人均GDP要追赶上去，消费率也要提升上去，两者互为条件。

第三，即时经济或能破解“索洛悖论”

蔡昉谈道，因为长期研究就业问题，他一直关注技术对就业和生产率的影响，持续研究“索洛悖论”。

1987年，经济学家索洛（Solow）在一篇书评中提到，“如今我们处处可以看到电脑，唯独在统计数据中看不到电脑带来的生产率提升”。该悖论揭示了信息技术投资与生产率增速之间的统计落差，典型表现为研发投入扩大和技术进步加快，并没有在全要素生产率提高中看到效果。从那时到现在，这句话激发了几乎所有主流经济学家，通过研究尝试回应“索洛悖论”。

蔡昉提出，通过人工智能（AI）技术实质性提高生产率，同时还能扩大就业，或能破解索洛悖论，这也是即时经济可能成为破局关键的主要原因。

从宏观角度看经济发展，从中等偏上收入向高收入阶段的跨越，居民消费率需同第三产业比重齐头并进，均涉及提高十余个百分点的跳跃。这似乎带来了一个问题——由于第三产业的生产率低于第二产业，第三产业比重显著提高是否意味着产业结构逆向调整，或形成“逆库兹涅茨化”？

索洛悖论提出，技术进步的一个经典表现是创新和应用存在不均衡性。比如，有些大企业率先应用人工智能、网络技术，应用新技术必然带来生产率提高，企业就会减少人力投入。被替代的人怎么办？蔡昉从美国观察到的现象是，在制造业被自动化替代的工人，很多流入了服务业，比如到麦当劳快餐店工作。结果是，制造业的生产率提高了，但服务业的生产率反而进一步降低。

这也类似于“鲍莫尔成本病”（Baumol'scostdisease）所描述的问题，劳动力从生产率高的部门流向了生产率低的部门，而这些生产率低的部门的特点是，或者具有较大的进一步扩展潜力，同时人们对其服务的需求弹性比较大。

是否服务业都可以被认为是“鲍莫尔成本病”行业？蔡昉分析称，按照定义，鲍莫尔成本病行业的存在原因与人们对其需求特性有关，据此有些行业明显可归为此类。他观察到，如果说美国存在“索洛悖论”的话，是因为在大企业生产率提高的同时，被替代的劳动力流入服务业。而至少从90年代开始，美国几乎所有的就业增长都来自服务业，且并非全来自高科技服务业，大量就业增长出现在“低生产率服务业”，因此总体生产率未能提高。

蔡昉指出，经济发展能够不断提高生产率的一个主要动力机制是“库兹涅茨化”（Kuznetsprocess）。西蒙·库兹涅茨（SimonKuznets）告诉我们，按第一、第二、第三产业顺序进行的产业结构变化，通过劳动力等资源从低生产率行业到高生产率行业的重新配置，从而提高了总体生产率，无论以劳动生产率还是全要素生产率衡量都是如此。

随着农村劳动力转移速度放缓，中国也显现一定的“逆库兹涅茨化”（Reversed Kuznetsprocess）趋势。例如，过去中国劳动生产率提高的40%多，来自劳动力从第一产业（农业）向第二、第三产业（工业和服务业）的转移，但最近这些年，这种转移速度不仅放慢了，劳动力外出流动的规模和范围都在缩小——跨省、跨城市，甚至跨县流动的比重都在下降。

按照国家统计局的定义，“外出农民工”是指离开本乡镇6个月及以上的劳动者。过去，“外出”可能意味着离开安徽小岗村到北京、上海找工作，或者至少去合肥；但现在，“外出”可能只是离开小岗村到附近的凤阳县城或滁州市找工作，甚至在凤阳县内其他乡镇找工作，还有些人变成了通勤上班。这个定义的内涵实际上发生了变化。

从生产率水平看，城市高于农村，大城市高于中等城市，中等城市又高于小城镇。而这种劳动力流向更小范围、更低层级区域的流动趋势变化，也是逆库兹涅茨化的表现。本来需要经济增长动能转换，从依赖要素投入转向依赖生产率提升，但现在生产率的提升也遇到了困难。

蔡昉指出，当前即时经济的发展为破解索洛悖论、鲍莫尔成本病提供了机会。首先，随着人们收入水平的提高，更想要改善生活，对于看似生产率不高的服务行业的需求就会提高，即需求收入弹性大于1。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会遭遇鲍莫尔成本病。

鲍莫尔最早从表演艺术行业（如歌剧）发现了成本病问题，但他并没有否定这些行业存在的必要性，后来他还将分析扩展到了医疗和教育行业。这说明鲍莫尔自己似乎也陷入了一个悖论：一方面，他知道这些是生产率低的行业，另一方面，他又承认在收入水平提高后，人们需要消费这些服务。

从今天基于互联网平台和人工智能发展的消费模式来看，消费服务业是必要的，生产率看似确实较低，既可以依托技术进步提高效率，也需要通过认识新模式的本质而看到效率。

从科技进步成果分享方式的角度来说，经济学家TylerCowen（寇伟）认为，现在（美国）经济的问题在于：技术虽然在进步，但这些新技术不具有“分享性”（sharedbenefits）。早年像电力应用、洗衣机发明等技术，都能转变成人民生活品质的普遍提高；但他认为新的科技（包括互联网）缺乏这种分享性质，只会加剧垄断，提高大企业的盈利能力，导致社会两极化。

然而蔡昉指出，当前情况与Cowen认为的恰恰相反，即时经济等科技应用模式天生具有分享性，且具有“零边际成本”的特性：前期需要大量投入以创造出新的人工智能、互联网、平台技术，但一旦技术出现后，增加它所服务的对象人数，几乎不需要增加额外成本。

但是，零边际成本并不等于低生产率，反而以即时消费的方式，把更高的技术和更高的生产率体现在“多快好省”的消费感受（消费者剩余增加）上，这种效率表面上看是外卖骑手在飞奔，但其根本驱动力是背后的科技支撑，这背后有着大规模的投入。尤其是现在的大语言模型等，投入资金巨大，投入的能耗也高。中国在这方面的投入已经很多，但目前来看美国的投入规模更大。

这种效率的提升最终体现在消费者的感受中，经济学家称之为“消费者剩余”，而不是体现在传统的“产出劳动比”（劳动生产率）的衡量方式上。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传统的劳动生产率是在生产企业中计算的，以出厂的产品除以劳动投入，如今，生产率的提升转移到了消费端了，或者说可以在消费场景进行计算。这具有意想不到的革命性，所以《经济学人》称之为“即时革命”（a real-time revolution in economics）。

第四，科技在改革和分享领域的应用及启发

蔡昉从科技、改革、分享等角度举例说明，要如何利用好这一轮以人工智能为中心的科技发展，来有力地服务于提高居民消费率。

从科技角度来说，今天我们终于有机会破解鲍莫尔悖论，接下来还要破解索洛悖论，更进一步，可能有机会破解“就业创造永远小于和慢于就业破坏”这个百年魔咒。

这个魔咒源自卢德主义运动（LudditeMovement），从工业革命早期到今天已200多年。卢德主义运动是当时一批手工业工人发现使用机器夺走了他们的生计、破坏了就业岗位，因此他们采用砸机器的方式与政府对抗，最终被政府严厉镇压。

之后，经济学家们一直宣称卢德主义错了，坚称科技永远既破坏岗位又创造岗位。其实这并不正确：虽然能够观察到科技进步既破坏岗位也创造岗位，但新创造的岗位与被破坏岗位的那些人往往无关——英国那些卢德运动参加者从未享受到后来新岗位的好处。

但是，未来不一定总是这样，也可能有机会改写这个局面，即打破“就业创造少于、慢于就业破坏”的魔咒。

例如，像无人驾驶出租车等行业及其经营模式，虽然应用技术提高了生产率、减少了特定岗位的劳动投入如驾驶员，但它同时也能创造出新的岗位，比如应急响应团队、技术支持团队等。可见，通过人机互补、人机协作，可以提高人的能力，而不是简单地替代人的工作。

再如，很多大语言模型的应用水平可以认为达到中位水平的劳动者技能，不同的应用方式都可以提高生产率，却具有不同的岗位影响。从破坏岗位的角度，它的应用可以把能力在中位数以下的一半职工淘汰掉。如果着眼于提升人的能力，就意味着能把这一半人的能力提高到中位数水平，生产率的提高可以被用来扩大服务供给，在更高水平上增加服务中的创意和感受，提高消费质量和消费者剩余。所以技术进步总是在提供新的机会，这些机会应该成为行业和企业的方向。简单破坏掉就业岗位，短期害人，长期害己。

从改革角度看，如果能够通过户籍制度改革，缩小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与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之间18个百分点的差距。这18个百分点意味着至少可以使1.8亿外出农民工的消费水平提高30%。按最高估算，每人消费可增加1.4万元，这将能提高全国的消费率约1个百分点。

从分享角度看，通过技术促进（如即时经济），还可以使上述改革带来的红利翻倍。凯恩斯在接近100年前就曾预测，英国的劳动生产率可以在100年内提高4~8倍，几年前蔡昉曾做过测算，按照他的逻辑估算了一下，发现实际提高幅度已经远超4倍了。凯恩斯预测的核心，不在于准确预测劳动生产率本身，而在于预言：人类囿于物质财富的所有制约终将消失。

人类将来所有的才智和动机，过去都是为了应对如何满足物质需求，今后如果这个动机消失了，我们该怎么办？

对于这个问题，蔡昉提出了，应该重新定义“工作”。电商和数字经济企业应当思考如何重新定义工作岗位。想象一个没有物资匮乏的世界，过去我们吃饱都很困难，想要一点精神享受，需要消费那些纯粹的“鲍莫尔成本病”行业（如高端艺术表演），但因为其生产率太低、成本太高，很多人消费不起，因此只能依靠规模效应，比如有些人储蓄多年就是为了买一张演唱会门票。

蔡昉指出，在物质资源约束的情况下，那些小众的、高端的文化消费，普通人是享受不起的。但是，今后人工智能带来的生产率提高，可以让人们在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上都实现充分拥有。

正如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所描绘的：人们可以“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全面发展、按需分配这样一种社会图景即将到来。蔡昉谈到，达到这样的愿景，是人工智能科技企业的使命，不仅是应当遵循而且是必须遵循的发展方向。人工智能既可能将我们带进无限可能的美好社会，也可能成为自身的“掘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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