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1931年12月3日，“寡言君子”梅贻琦先生在就任清华大学校长的就职演说中，以沉稳平静的语气说出了这句中国高等教育史上振聋发聩的话。在此后的九十多年，这句话，成为人们心中衡量好大学的一把标尺。

1938年，清华大学辗转南迁至昆明，与北京大学、南开大学组成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抗战中后期，经过多年的战争消耗，后方物资匮乏，物价飞涨，学生与教师的生活愈趋艰苦。梅贻琦每年都要多次前往重庆，为联大办学经费而奔走，途中饱尝了敌机轰炸、阴雨饥寒及车船不便的艰辛，有一次在途中耽搁了近3个月才回到昆明。

在战争年代，梅贻琦先生竭尽所能守护着中国教育的火种，让人看到了一代教育家对“大学之大”的完美诠释。

而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航空航天博物馆，一架名为“北京一号”的轻型旅客机则以钢铁之躯诠释了“大学之大”的另一种维度：这是1958年1000多名北航师生仅用100个昼夜创造出的新中国第一架轻型旅客机。

在当代，哈尔滨工业大学土木工程学院沈世钊院士团队用8年时间为“中国天眼”“开眼”的故事，则为“大学之大”写下了当代版注脚。

2024年10月，中国青年报·中青校媒联合中国高等教育学会校史研究分会，共同发起“百所高校校博联展计划”，将镜头对准高校博物馆、校史馆，通过真实还原高校校博里的精彩故事，向公众展现丰富而立体的高校文博图卷。中国高等教育的精神密码，正在一点点被解锁……

看见“大”师：校博收藏里的薪火赓续

在大学校博里，收藏着一代代大师们的故事。

在昆明翠湖畔的云南师范大学西南联大校区内，矗立着一块珍贵的石碑。这块石碑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是为纪念西南联大在昆明8年的艰苦办学历程而立，由西南联大中文系教授闻一多篆额。

西南联大博物馆专职讲解员王齐在直播中介绍，闻一多先生擅长篆刻，在篆额书丹时，闻一多选择“国”字右侧未封口，暗喻自1840年开始，国门被侵略者打开，国家遭受了100多年的屈辱；而“立”字犹如一人坚定地站在大地上，比喻在国家危难的时候，联大师生毅然担当起保存中华教育文脉的使命。

作为我国近代著名的诗人、民主战士，闻一多用手里的笔和刻刀，书写着自己对祖国的热爱和对民主的追求。

1940年年底，抗日战争中，同济大学被迫迁往四川李庄。在李庄，生物学家童第周面临没有基本实验条件的困境。他和夫人叶毓芬四处向亲友借钱，甚至变卖衣物和贵重物品，最终凑齐了相当于夫妻二人两年工资的6万元，购置了一台德国制造的旧式显微镜，在简陋农舍里改造出一间临时“实验室”，借助微弱的菜油灯光开展研究。

“条件艰苦，点菜油灯，只能利用下雪天的光线或太阳光在显微镜下做点实验。”直到晚年，童第周回忆起那段岁月，还记得唯一让人欣慰的就是李庄四周布满农田和池塘，里面活跃着许多青蛙。童第周和妻儿、学生时常到田野间捉青蛙、搜集蛙卵，用于研究。

1963年，童第周和同事们将雄性亚洲鲤鱼的细胞核转移到雌性亚洲鲤鱼的去核卵细胞中，从而产生了世界上第一群克隆鱼，开创了中国克隆技术之先河。童第周因此被誉为“中国克隆之父”。

从新中国第一枚导弹东风一号，到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从第一艘无人试验飞船神舟一号，到第一艘载人飞船神舟五号，中国航天事业的多个“第一”，都与“戚发轫”这个名字紧密相连。

新中国成立后，当时还在上高中的戚发轫目睹了朝鲜战场上中国人民志愿军被美军飞机扫射轰炸后的情景，于是下定决心：“一定要去学航空，造飞机，保家卫国。”

2003年10月15日，“神舟五号”载人飞船发射。戚发轫等人成功将中国第一位航天员杨利伟送上太空。随后，戚发轫回到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执教，培养博士生20多名，筹建了中国第一个空间羽流实验室。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航空航天博物馆首席专家韩国军在直播中介绍，在一穷二白且面临技术封锁的严峻形势下，戚发轫等一代航天人咬紧牙关，坚持自主研发，攻克技术难关，形成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无私奉献、严谨务实、勇于攀登”的航天传统精神。

在河北大学博物馆，有一个昆虫展厅，背后是这样一个故事：扎根青藏高原38年的中国科学院院士、河北大学特聘教授印象初，提出高原缺翅型蝗虫进化等新见解，建立了中国蝗总科新分类系统——印象初分类系统，使中国在这一领域的研究居世界先进水平。

印象初最初选择的是农产品制造专业。当时淮阴地区蝗灾严重，缺少专业治虫人才。1952年毕业后，印象初被分配到苏北泗阳负责治蝗工作。在治蝗的两年时间里，洪泽湖周边75公里的湖堤上都留下了印象初的足迹。

1962年印象初到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几经周折，开始从事蝗虫分类研究工作。1984年，印象初的学术专著《青藏高原的蝗虫》出版，引起国内外昆虫学界极大关注。后来，印象初出版了200多万字的《世界蝗虫及其近缘种类分布目录》，记录了1758-1990年所有已知的蝗虫类2261属10136种。

在印象初家中，一幅题写“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的字格外醒目。如今，在河北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印象初院士团队的实验室里，关于蝗虫的研究仍在继续，“择一事，终一生”成为印象初的人生追求，也成为激励团队青年的精神力量。

在北京大学校史馆里，珍藏着一片古褐色的八角莲标本。这是曾在北京大学任教的我国植物学家钟观光亲手制作的标本。钟观光自学成才，成长为我国植物分类学的奠基性人物，他的科研成果是从山林田野中一枝一叶采撷而来。在北大任教期间，他开始进行系统的植物标本采集和研究工作，曾先后深入福建、广东、云南等11个省份，调查农林植物的分布情况。北京大学校史馆副研究员林齐模在直播中介绍，在钟观光做调研的20世纪初，不仅交通不便，社会治安也相当差，路途之中可谓千难万险。“他曾经在深山里遭遇野兽，还被土匪绑架过，眼镜都被人抢走了，调研途中九死一生。”

但历时4年的采集和考察意义非凡。他在长江、黄河、珠江三大流域采集腊叶植物标本1.6万多种，共15万多号，采集海产、动物标本500多种，采集木材、果实、根茎、竹类300多种。依托这些标本，钟观光为北京大学建立了植物标本室，也开创了我国学者自己采集和制作标本进行分类学研究的新时代。

看见“大”义：烽火岁月里的抉择回响

在大学校博里，也记录着中华儿女的家国情怀。

1919年5月4日，北京大学学生苏甲荣和众多北大同学一起来到天安门前，喊出“誓死力争，还我青岛”“废除二十一条”“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等口号。苏甲荣在日记里记录下了这一天的经过——3000多人参与游行，痛打卖国贼章宗祥、火烧曹汝霖宅邸赵家楼等。这份日记如今被珍藏在北京大学校史馆中。

这篇纸页泛黄、内容简洁的日记，记录的不仅是当天的场景，更是中国青年为国家兴亡而奔走的典型。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失败，德国在山东的主权即将被转让给日本。以北大学子为代表的中国青年不愿眼看着北洋政府屈从帝国主义的压迫，不仅发起示威游行，北大学子罗家伦和许德珩还分别草拟了《北京学界全体宣言》《北京学生界宣言》，提出“外争主权、内惩国贼”等口号。以此为起点，各地学生、工人运动群起，最终达成了中国代表不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的结果。

在云南师范大学西南联大旧址内，建有“一二·一”运动四烈士墓。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国民党政府企图独吞胜利果实、坚持反动统治，在美国的支持下积极准备内战，国内和平面临严重威胁。1945年11月，以西南联大师生为主体的爱国力量勇敢站出来反对国民党的独裁统治，国民党当局在昆明出动军队和特务，准备镇压反对内战的爱国师生。12月1日，国民党军警、特务冲入校园，殴打甚至屠杀师生，制造了“一二·一”惨案，引发了震惊中外的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的“一二·一”爱国民主运动。在这次运动中，青年师生于再、潘琰、李鲁连、张华昌等四人英勇就义，其中张华昌牺牲时还未满十八岁。

上海交通大学校史博物馆收藏并展示的一件藏品让馆长欧七斤印象深刻，这就是陆定一同志亲笔题赠给他的入党介绍人张永和同志的《陆定一文集》。文集的内页中有晚年陆定一的题词：“永和同志：您是我的入党介绍人。现在我向您汇报我的一生。”

1925年4月，交大电机系大三学生张永和顺利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交大第一位学生党员。张永和入党后，同宿舍的陆定一发现他行踪神秘，常将一包文件锁入抽屉。某日，趁张永和外出，他按捺不住好奇心打开抽屉，发现竟是中国共产党的宣传资料与内部文件。张永和归来后，非但未加责备，反而郑重地说：“你既已发现，我便直言了——我是共产党员，你可愿与我同行？”经过耐心说服，陆定一先入团，后入党。晚年提及这段经历，他幽默自嘲道：“你们知道吗？我是偷着入党的！”这场抽屉事件，不仅成就了一段革命友谊，更让陆定一从此踏上为信仰奉献的道路。

在欧七斤看来，大学校史博物馆收藏红色故事，不是简单的“历史存档”，而是通过对革命史实的凝视，讲好党为国为民和办好人民大学的故事，为新时代青年学生提供精神滋养，为未来锚定方向——让红色基因融入大学生的思想血脉之中。

看见“大”潮：青春图谱里的时代脉搏

在大学校博里，还书写着一代代青年学子投身祖国建设的故事。

“一切为着建设祖国！”新中国成立后，上海财政经济学院（上海财经大学前身）的青年学子迫切地想为新中国建设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如今，这些故事都藏在上海财经大学校史馆里。

1953年，我国开始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各行业急需大量人才。为此，1953-1955届的大学生提前一年毕业，积极要求“到东北去、到西北去、到华北去，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1958年夏，上海财政经济学院的毕业生中有16位同学被分配到了新疆。曾任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副书记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司令员的金云辉就是其中之一。

在新疆工作期间，他充分发挥学校所学，凭着坚定的信念和坚韧的毅力，将毕生奉献给了新疆这片沃土，为新疆的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民族团结作出了巨大贡献。

当“百所高校校博联展计划”直播画面定格在2001年多哈会议中国代表团签署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议定书的历史性照片时，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校长赵忠秀说：“入世成功不是终点，而是一个全新挑战的开始。它意味着中国要从过去主要适应国际规则，逐步转向更积极地参与甚至引领规则的制定。”

2021年，原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部长、对外经济贸易大学1965届校友石广生向学校对外经贸博物馆捐赠了他代表中国政府签署《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议定书》时使用的签字笔、笔台、吸墨器等8件物品，如今这些物品已经成为“镇馆之宝”，其中的议定书厚达1000多页、重十几公斤。“这背后是中国不断深化对外开放，融入世界贸易市场的见证。”赵忠秀介绍，该校多位杰出校友曾担任中国“入世”首席谈判代表。

赵忠秀说：“世界上凡是有经贸往来的地方，就有贸大人的身影。七十余年以来，贸大人活跃在国际、国内的众多行业领域，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了重要贡献。”

抗日战争胜利后，组成西南联大的三校复员北返，为了报答云南人民，将联大师范学院留在昆明独立建校，逐渐发展成今天的云南师范大学。作为西南联大在昆明唯一的传承者，云南师范大学始终把弘扬西南联大精神作为自己的历史使命和光荣职责，赓续联大精神，薪火相传，弦歌不辍。87年来，云南师范大学扎根云岭大地，培养各级各类人才40余万。其中，90%以上师范生毕业后投身云南基础教育一线，学校被誉为“红土高原上人民教师的摇篮”。

当我们翻开历史的档案，走进一座座高校校博，“大学之大”不再抽象——它是闻一多刻刀下省去的一笔，是北航师生100个昼夜打磨的飞机上的铆钉，是童第周实验台旁菜油灯的光芒，也是北大学子在《北京学生界宣言》中写下的慷慨激昂，还是“一二·一”运动四烈士抛洒的鲜血，更是一代代中国青年投身祖国建设的青春誓言。

来源：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