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环境网）

转自：中国环境网

生态环境执法是保障污染防治和生态保护的重要环节，但在实际执法过程中，执法人员常面临当事人拒不配合、暴力抗法、隐匿或销毁证据等问题。2025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以下简称新《治安法》）进一步完善了对妨害社会管理秩序行为的处罚规定，其中部分条款可直接或间接适用于生态环境执法，特别是涉及行政强制措施的执行。本文结合生态环境执法实践，分析新《治安法》在环境执法中的应用，探讨如何强化执法权威，提升执法效能。

新《治安法》中有关生态环境执法的适用

新《治安法》虽非专门的环境法律，但其对妨害行政执法、危害公共安全等行为的规制，为生态环境执法提供了有力支撑。主要适用情形包括：

对阻碍环境执法的处罚。新《治安法》第61条第2款对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的行为作出相应规定。在环境执法领域的适用体现为，企业或个人拒绝、阻扰生态环境部门现场检查，或暴力抗拒执法的，公安机关可对阻碍执法者处警告或500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5日—10日拘留，并处1000元以下罚款。

对危险废物非法处置的处罚。新《治安法》第36条对违反国家规定，非法处置危险废物的行为作出规定。在环境执法领域的适用体现为，非法排放、倾倒、处置危险废物（如废酸、废矿物油、医疗废物等），但尚未达到刑事犯罪标准（《刑法》第338条），公安机关可对责任人处以10日—15日拘留；情节较轻的，处以5—10日拘留。

对噪声污染的治安处罚。新《治安法》第88条对违反社会生活噪声污染防治法的行为加重了罚则。2012年版《治安管理处罚法》对噪声扰民行为仅仅予以警告，新法增设处五日以下拘留、提高罚款金额。在环境执法领域的适用体现为，工业企业、建筑工地或娱乐场所噪声超标，经生态环境部门责令整改后仍拒不改正。公安机关可以对责任人员处以5日以下拘留或1000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以5日—10日拘留，并处1000元以下罚款。

对伪造、隐匿、损毁生态环境监测数据的处罚。新《治安法》第39条细化了具体行为，其中“环境监测”改为“生态环境监测”，并强调盗窃、损毁行为“危及公共安全”，处10日—15日拘留；情节较轻的，处5日以下拘留。

新《治安法》第72条将伪造证据，影响行政执法机关依法办案的行为作出规定。在环境执法领域的适用体现为，企业篡改、伪造自动监测数据，或销毁排污记录逃避监管，公安机关可对责任人处5日—10日拘留，可以并处1000元以下罚款；情节较轻的，处警告或1000元以下罚款。

新《治安法》与生态环境执法衔接存在的问题

新《治安法》与生态环境执法之间的衔接不畅问题，主要体现在法律适用、职责划分、程序协调和执法能力等方面。

法律适用模糊。一方面，违法行为界定不清。部分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如噪声污染、非法排污、破坏野生动植物等）可能同时违反《环境保护法》《大气污染防治法》等环境法律法规和《治安法》，但两法对同类行为的处罚标准、构成要件存在差异，导致执法中选择性适用或重复处罚的情形时常出现。例如，夜间施工噪声扰民，生态环境部门可能适用环境法律法规对违法单位处以罚款，公安机关可能适用《治安法》对违法单位予以行政拘留，对同一违法行为，缺乏明确指引以区分适用条件。另一方面，处罚力度不协调。环境法律法规多以罚款、责令整改为主，而《治安法》多以拘留、警告等处罚为主，更侧重即时惩戒，两者衔接不足可能导致“以罚代管”或处罚过重。

部门职责交叉。一方面，执法主体权责不明。生态环境部门与公安机关的职责边界模糊，例如，对“未取得许可证从事危险废物经营”等行为，生态环境部门可行政处罚，但若涉及“严重污染环境”，可能需公安机关介入（《刑法》第338条污染环境罪），而《治安法》中类似情形的治安处罚标准不明确，易导致部门推诿。对“阻挠环保执法”行为，《治安法》规定公安机关可处罚，但实践中生态环境部门常因公安机关配合不足而难以有效处置。另一方面，联合执法机制缺位。生态环境部门与公安机关缺乏常态化的信息共享和联合执法程序，生态环境部门取证后移送公安机关的案件，可能因证据标准不一致或程序拖延而难以落实治安处罚。

程序衔接不畅。一方面，案件移送机制低效。生态环境部门发现需治安处罚的案件时，移送公安机关的程序繁琐（如材料要求、时限等），部分案件因证据转化困难或时效问题被搁置。例如，露天焚烧秸秆造成大气污染，生态环境部门取证后若移送公安机关处理，可能因证据形式不符合治安案件要求而被退回。另一方面，紧急处置权限不足。对突发性环境污染事件（如非法倾倒危险物质），生态环境部门需公安机关配合采取强制措施（如控制嫌疑人），但《治安法》未明确公安机关的快速响应义务，导致处置延误。

执法标准与技术支撑不足。一方面，证据认定标准不统一。生态环境执法侧重监测数据、技术鉴定，而治安处罚更依赖现场笔录、证人证言，两部门对证据的合法性、有效性认定可能存在分歧。另一方面，专业技术能力存在短板。公安机关对生态环境领域的专业知识不足（如污染物鉴定、生态损害评估），难以独立判断是否需要治安处罚，生态环境部门则缺乏强制执法手段。

新挑战新探索

笔者认为，要充分发挥《治安法》在生态环境执法中的作用，解决衔接不畅问题，提升执法效能，需从法律适用、部门协作、程序优化、能力建设等方面综合施策。

一是明确法律适用规则。通过司法解释或行政法规，细化新《治安法》与环境法律法规的适用优先级和衔接条款。

二是建立协同执法机制。建立生态环境部门与公安机关的常态化协作机制，确保案件快速移送、联合执法。推行“环保＋公安”联合执法模式，明确案件移送标准、时限和证据要求。

三是统一证据与程序标准。制定跨部门认可的生态环境违法证据采集指引，简化移送流程。

四是加强能力建设。对公安机关开展生态环境执法培训，生态环境部门派驻专业人员协助治安案件办理。

新《治安法》为生态环境执法提供了重要的法律保障，公安机关的介入能有效增强执法刚性。生态环境部门应充分运用该法，结合行政处罚与治安管理措施，构建更加严密的环境法治防线，通过“法律明确界定+部门高效协同+技术精准支撑”的组合拳，将新《治安法》转化为生态环境执法的“利器”，尤其针对即时制止违法、震慑暴力抗法、填补环境执法强制力不足等情形，最终实现“1＋1＞2”的执法效能提升。

作者单位：生态环境部环境工程评估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