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光明日报）

转自：光明日报

    《史记·大宛列传》书影

【学术争鸣】

  自《光明日报》6月8日刊出仝涛研究员的文章以来，在学界及社会上产生了热烈反响。本文不揣浅陋，就石刻中的内容提出个人的一孔之见，望就教于方家。

“昆仑石刻”记载的采药之举不见于史册的问题

  以《史记》为代表的史籍中确实没有关于“昆仑石刻”所言“采药昆陯”一事的记载，但“言有易，言无难”，史籍没有记载并不足以判断此事不存在。历史上有无数的事实，并不能都被一一记录在案。

  首先，就《史记》的叙事策略而言。《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始皇曾多次派人访仙求药：始皇二十八年“遣徐巿发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仙人”；始皇三十二年“使燕人卢生求羡门、高誓”，又“使韩终、侯公、石生求仙人不死之药”。秦始皇的访仙求药之举绝非只有《史记》中所记载的寥寥数次，只是这几次比较有名，以及在司马迁的相关叙事中占有比较重要的地位，因而被重点记录。《里耶秦简》中“都乡黔首毋良药芳草”与“琅邪献昆陯五杏药”的内容，就未收入《史记》等传世典籍，但不能因此而否认它们的真实性。再如《史记》中记载始皇帝三十五年，“侯生、卢生相与谋”而“亡去”的时候并没有提到韩众（终），但秦始皇知道后首先提及的却是韩众，这一表达颇能体现司马迁行文的详略。因此，翳等人西行求药一事不被史册记录完全在情理之中。

  其次，就秦始皇三十六年的处境而言。《史记》记载秦始皇三十五年深感为卢生、徐巿等人所骗，于是下令“诸生在咸阳者，吾使人廉问，或为妖言以乱黔首”，导致“犯禁者四百六十余人，皆坑之咸阳”。然而三十六年荧惑守心、天降陨石等异象和“始皇帝死而地分”“今年祖龙死”等流言，不会不让秦始皇感到恐惧，否则他也不会求助于卜祝，“于是始皇卜之，卦得游徙吉”。可见其始终对求神问卜心存幻想，但又因此前上当之事不得不有所提防。在这一矛盾心态下，他即使继续求仙采药，也要避免重蹈徐巿和卢生等人逃跑的覆辙，因此不会再让术士单独带领队伍出行，而需要有其他人带领，且不便再像之前那样大张声势。“昆仑石刻”中的五大夫翳就充当了这样一个队伍领导者的角色，他所带领的求药队伍可能属于这一情境下的产物。

石刻的书法问题

  有学者提出“昆仑石刻”在行气、疏密、笔势上的问题，其用以对比的例子为先秦青铜器铭文、秦诏版和秦石刻的笔法和布局。但这些均是在十分正式的场合下，官方力量创造的成果，并不适用于“昆仑石刻”。已经有学者论述，秦始皇三十六年不可能像封禅泰山那样大张旗鼓地勒石记功，故“昆仑石刻”若确为秦代所镌，绝不是朝廷的官方行为，也就不宜用秦代官方石刻的标准来要求。再则，一支以采药为目的的队伍，其中自然不会有如李斯那样专业的书法家，也不会有专业工匠，因此在文字笔法和布局上，很难像今日所见秦诏版或现存秦石刻那样整齐规范。

  赵超先生在《中国古代石刻概论》一书中，根据秦时人在陨石上凿刻“始皇帝死而地分”，判断当时的石刻工具和技术已经十分先进，石刻方法也比较普及。基于这一点，我们也可以判断翳带领的采药队伍中不必有专业的石刻工匠，就可以进行刻石。

  至于有学者提出“混用多种、多时代书风”的问题，也并不难解释。若该石刻为今人伪刻，自然要尽力接近所模仿时代的书法字样，故而其取法任何一件秦代石刻即可，再不然混合几种秦代石刻亦可，或在文句上做一些取舍，不至于在秦汉诸多石刻乃至近代篆书作品中寻摭文字。如有观点认为“年”字采用的是近代吴昌硕的字体，作伪者当不至于如此舍近求远露出破绽。

  审视这方石刻可以看到，石面大小的限制，是撰文者和刻石者都不得不考虑的问题。前者要将文字内容尽量压缩，表达务求言简意赅，后者则要考虑如何将拟好的文字完整地刻上去。于是导致了一些奇怪的现象：一是整方石刻文字大小差异明显；二是石刻布局疏密不均且留有大片空白。文字大小不均，尤其表现在开头的“皇帝”两个字较小，而且靠近边缘，但从第六列“陯翳以”三字开始字形明显变大，到结尾时笔画极为简单的“里”字甚至成为整方石刻最大的字之一。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刻石者起初担心石面太小，所以将前面的字都刻得比较小，在发现无需担忧石面大小后，又将字放得比较大。但由于中间太过放松，到“前□（行）可”时又不得不将字稍微缩小。至于原本就不大的石面上留有许多空白的原因也是如此：凡是文字小的地方字间距也小，空间比较局促；文字大的地方字间距也大，空间就显得疏朗。

“昆仑石刻”的性质

  仝涛研究员的文章认为，翳一行人“于该年三月己卯日到达此地（黄河源头的扎陵湖畔），再前行约一百五十里（到达此行的终点）”。这一表述逻辑上仍可完善：翳一行人并非三月己卯日先到此处，再前行约一百五十里到达行程终点，而应该是到达行程的终点后，再返回此处刻石，回到此处的时间为三月己卯日。翳一行人不可能未卜先知，提前知道前方还有一百五十里路程。简言之，该石刻是翳一行人返回途中所刻。且刻石之举为翳等人的私人举动，而非朝廷官方行为。

  《山海经·北山经》中称“出于昆仑之东北隅，实惟河源”，《史记·大宛列传》引《禹本纪》也有“河出昆仑”的记载，可知秦时人们已有了“河出昆仑”的认识，因此存在缘河而上寻找昆仑的可能。元代时，忽必烈派人寻找河源，找到了星宿海。元代潘昂霄《河源志》记载库库楚曾随其兄前往寻找河源的经历：“河源在吐蕃朵甘思西鄙，有泉百余泓，或泉或潦，沮洳散涣，方可七八十里，且泥淖溺，不胜人迹，逼观弗克。”翳带领的采药队伍缘河上溯寻找昆仑，如果能够顺利抵达，最有可能的结果便是和元代一样，找到今星宿海一带。

  在翳带领的采药队伍看来，深入到星宿海一带，便抵达了黄河源头（当然并非今天意义明确的黄河源），找到了《禹本纪》《山海经》中所谓的“昆仑”。这件事无论如何都值得特别纪念，而刻石无疑是最佳的纪念方式之一。但观察从星宿海到鄂陵湖一带的地理环境，可发现此地很难找到能够用来刻字的天然石头或山体。这也就解释了翳的队伍为何从星宿海回返，东行了一百五十里之后才找到一块不够规则也不够平整的石面，勉强将文字刻上去。

  因此，我认为“昆仑石刻”的性质，有对发现传说中的昆仑位置进行标记，也有对这一发现进行纪念。

  总之，考诸史籍，“昆仑石刻”所记载的秦五大夫翳带领方术士前往昆仑采药一事，可以和已知历史对应。书写上的问题，也能够通过对石刻的合理分析获得解答。“昆仑石刻”有极大的可能为秦代石刻，而非今人伪刻。当然，围绕“昆仑石刻”还存在不少疑问，有待通过“小心求证”逐渐解决。相信在理性温和、有理有据的探讨之下，我们可以一步步接近答案。

（作者：贾星，系西北大学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