彩玉流香 钱锋 作

●吴又洛

“珠帐临檐挂，龙须满架抽”，焦月酷暑难耐，葡萄架下是古人纳凉的好去处。此时，虽然百叶委顿，但葡萄却“累累满架紫金垂”，挂满枝头。你若汲古井之水，浮瓜沉李，列水晶之盘，“紫玉”堆叠，取古书一卷，绿茶一壶，轻罗小扇，玉簟竹奴，方不失消夏之趣。

自到中原后，先从上苑栽

宋代朱弁在《葡萄》一诗中写道：“葡萄产西域，汉使斸根回。自到中原后，先从上苑栽。”中原的葡萄源自西域，张骞的“凿空”之旅，让王公大臣开阔了视野，为庶黎百姓丰富了菜谱食单，带来了从未闻见的蔬菜瓜果。葡萄从这时开始出现在贵族的漆案玉盘、京幾的离宫别馆，随着时间流转，渐渐植种于民间的纵横阡陌间，安身寻常百姓家。

时间是最好的严选大师，在华夏漫长的历史中，许多果蔬逐渐湮没无闻，连《周礼》所载“五谷”中的“麻”和“稷”都相继失去了主粮地位。秦汉时期广为种植，在《黄帝内经》中被列为“五菜之首”的葵菜，也在元明时期逐渐被替代，如今更是难觅影踪。葡萄能够跻身经历商周秦汉已经发展成熟的饮食体系中，并占有一席之地，不失所爱，经受住朝代更迭的冲击、人们审美口味的变换，愈发受到世人青睐，品类繁盛，的确难能可贵。

正如许多珍品传入时以贡品身份出现，从皇家开始一样。葡萄最初传入中原时，主要栽植在天子林苑之中。司马相如《上林赋》中的“樱桃蒲陶，隐夫薁棣”，写的正是葡萄刚传入中原，种植在上林苑的情景。到了魏晋时期，葡萄的种植规模已经十分可观，曹丕在《典论·自叙》中写道：“三岁食葡萄，日食三四升。”当时，是东汉末年，曹氏虽为官宦之家，但距离权臣还有很远的差距，然曹丕能三岁日食“三四升”葡萄，足见葡萄在当时不但广为种植，而且已经大量食用。

在古希腊的神话里，葡萄是酒神的礼赐。初次见到并品尝葡萄的汉代君臣，对之喜爱程度不亚于远古时代第一次发现葡萄的西方人。历史遥远而身世神秘、珍稀味美而深受青睐的葡萄，总是让世人充盈着无尽猜测和幻想，那层裹在紫色果皮上的白霜，如同笼罩少女脸庞的轻纱，又如同朦胧动人的传奇身世。

嘉果入诗行，千载遗名篇

元代诗人丁鹤年在《题画葡萄》一诗中写道：“碧云凉冷骊龙睡，拾得遗珠月下归。”在我国，葡萄还有一个诗意的名字——草龙珠。草龙珠这个名字恰如其分，如果说遒劲蜿蜒、攀缘腾空的藤蔓是一条虬龙的话，粒粒饱满圆润的葡萄可不就像一颗颗宝珠吗？况且葡萄晶莹剔透、色泽润亮，向来充满浪漫和诗意的国人，便给它起了“草龙珠”这个名字。龙是国人喜爱和崇敬的意象，以之为名，表明葡萄不仅走入了寻常百姓的生活，还融入了中华文化大家庭之中。

葡萄是在《诗经》和《楚辞》产生的时代之后传入中原的，虽然错过了华夏诗歌源头，但并不妨碍美好事物成为诗人吟咏的重要题材。如果说《上林赋》里的葡萄只是作为天子禁苑诸多珍稀草木的罗列，那么在擅长吟咏的魏晋南北朝诗人中，葡萄当之无愧地成了诗词主角。南梁大诗人庾信在《春赋》中写道：“石榴聊泛，蒲桃酦醅。芙蓉玉碗，莲子金杯。”葡萄酒已经在奢华的宫廷宴饮中出现，金陵城的春日良辰与金杯玉碗相映生辉，共同见证着南梁的盛筵狂欢。西晋名臣钟会、荀勖创作的《蒲萄赋》，以堂前葡萄为题，托物言情，“美乾道之广覆兮，佳阳泽之至淳”“托灵根于玄圃，植昆山之高垠”“总众和之淑美，体至气于自然”，不仅发挥了咏物诗的长处，对具体物象进行描摹，还赋予葡萄道德内涵、祥瑞寓意和神仙意境，这既是对葡萄的称誉，也映衬出那个时代对葡萄的美好评价。

葡萄是边塞诗中常见的意象，它被频繁写入诗词时，往往是王朝大一统时，南北朝、五代十国，那些偏安江南、蜀中、岭南、荆楚一隅的王朝，抑或虽据长安、洛阳，而不能囊括四海富有天下的王朝，诗人是写不出风云激荡、吞吐八荒的边塞气象的。唯有盛唐诗词里的葡萄藏着辽阔高昂的向上气度和自信从容的大国心境。唐代写葡萄的边塞诗词作品流传至今的不多，《凉州词》是其中当之无愧的代表作，“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即便马上奔赴战场，前途未卜，也要满怀一腔热血，今宵开怀畅饮，建功立业的豪情、视死如归的气度，在这一杯杯葡萄酒里表现得淋漓尽致。

珍果孰称最，但言葡萄美

宋代诗人吴芾在《和许守水晶蒲萄》中写道：“珍果孰称最，静中试旁搜。白柰非时至，赤梨经岁留。庐山杏万株，武陵橘千头。未若蒲萄美，甘滑仍脆柔。”在对葡萄极尽赞美的同时，还以其他水果为衬托。不可否认，葡萄是集众美于一身的，无论口感、颜色、气味，还是用途，都广受大众喜爱。正如其传入中原后大为风靡一样，原产于西亚和东欧的葡萄传入世界各国后，均受到广泛青睐。葡萄不仅在丝绸之路沿线被广泛种植，还乘着经济全球化的东风，凭借自身兼美的优势，征服了全球人的味蕾，位列世界四大水果之中。

元朝的一位诗人写道：“满筐圆实骊珠滑，入口甘香冰玉寒。”能让三岁的曹丕“日食三四升”的葡萄，口感之美自然无需多言。葡萄特别适合酿酒，早在仰韶时期，我们的先民便开始酿酒，在此后的历史发展中，杨梅、桑葚、荔枝、青梅均被用来酿酒，且受众广泛，但葡萄酒的饮用无疑最为普及，在世界果酒排列中遥遥领先。

《史记·大宛列传》中记载了张骞出使西域时的见闻：“宛左右以蒲陶为酒，富人藏酒至万余石，久者数十岁不败。”足见葡萄酒在当时已经被饮用、贮藏。汉代以来，用葡萄酿酒在中原逐渐兴起，正如李时珍《本草纲目》中所写：“葡萄，《汉书》作蒲桃，可以造酒，人酺饮之，则醄然而醉，故有是名。”两汉时期，葡萄酒因葡萄未能广泛种植而产量极少，弥足珍贵。东汉末年，孟佗贿赂张让的物品中就有葡萄酒。孟佗后来担任凉州刺史，宋代大文豪苏轼为此事感叹道：“将军百战竟不侯，伯郎一斗得凉州。”

即便到了明清时期，葡萄酒依然是不可多得的稀罕物。《红楼梦》中见多识广的贾府人，也有分不清玫瑰露和葡萄酒的。第六十回里写道：“芳官拿了一个五寸来高的小玻璃瓶来，迎亮照看，里面小半瓶胭脂一般的汁子，还道是宝玉吃的西洋葡萄酒……”这酒是贾宝玉吃的，自然与贾元春专门赐的“糖蒸酥酪”不同，非普通人常用或能用。

如今，九州大地上到处都有葡萄的“适彼乐土”。淮南宜橘、江南宜樟、岭南宜荔枝、华北宜桃李，西北是宜于葡萄的。在《北史·高昌传》和《梁书·高昌传》中记载了“多五果”“多葡萄”的吐鲁番，这里是葡萄种植最负盛名的地方，现在的葡萄种植种类达五百多种。吐鲁番葡萄就像高州荔枝、莱阳梨、赣南脐橙一样，一直都是当地特产。广袤神奇的兵团，将葡萄种植到祖国的边境线附近，让葡萄在风头水尾之地郁郁成林。除了新疆之外，安徽、河北、辽宁、河南等地也广泛种植葡萄。

更难能可贵的是，在兼容并蓄的中华文化中，葡萄已经成为具有美好象征意义的重要元素。莫高窟初唐时期的葡萄石榴纹藻井和缠枝葡萄纹边饰，似乎印证着这种文化融合的悠久历史。而七月七日在葡萄架下可以听到鹊桥上牛郎织女私语的传说，则证明葡萄元素在很早以前就悄无声息地融入神话故事中。如今，以葡萄多子多福、丰收富足象征的刺绣、木雕、瓷器、书画，随处可见。葡萄丰富了我国传统文化的内涵，散发着深厚隽永的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