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新闻记者 林梦晴

7月16日，自述在马尔代夫遭酒店管家性侵的中国游客徐丽（化名），收到最新调查结论：“该案因缺乏充分证据证明，性行为是未经同意发生的，被正式驳回结案”。

徐丽向封面新闻记者提出质疑，“多次提及有反抗行为的口供、医院的检测报告、身体的伤痕图片……为什么这些无法证明这是一起非自愿发生的性侵？”

记者远程连线徐丽、长期研究性别暴力法律的黄思敏律师，探讨案件详情及“性同意”的司法困境。

调查结果出炉：

难以证明性行为是未经同意发生的

7月16日，自述在马尔代夫遭酒店管家性侵的中国游客徐丽，获知最新调查结论。马代警方出具的调查文件显示，该案因缺乏充分证据证明，性行为是未经同意发生的，被正式驳回。因此，本局应就此结案。”

徐丽对此表示强烈不满，“为什么会证据不足，强奸未遂、猥亵罪总得有一个吧？”

据徐丽此前描述，2023年6月6日，她在马尔代夫旅游期间，入住国际知名酒店万豪丽思卡尔顿。因手机进水损坏，她向酒店指派的管家Usham借用手机联系家人。期间，Usham滞留其房内，多次确认徐丽是否独自入住，“言行逐渐越界”，甚至提出想成为她的男朋友。

徐丽事后发帖自述细节：“他拿出口香糖开始嚼，问‘你想要kiss吗’。被拒后，Usham开始实施性侵......我反抗无果，胸部、膝盖处留有抓伤和淤伤。”

徐丽回忆，事发后，她立即报警，配合警方采集口腔DNA样本、录入口供，提及自己有多次反抗。警方现场提取精液，并取走了沾有管家精液的相关物品。

据马代警方提供的信息登记单，2023年6月11日，此案以“Criminal sexual contact（刑事性侵罪）”立案。徐丽从酒店方得知，涉事管家已在事发当日被解雇，“但我始终未收到管家被逮捕或拘留的回复。”

据徐丽提供的与酒店的电话录音，酒店高级经理向徐丽致歉，并希望给予赔偿金额私下调解，但被徐丽拒绝。

7月18日，封面新闻记者曾就案件进展询问涉事酒店，酒店工作人员表示，此事已由安全部门接管负责，酒店不方便透露更多信息。

公开信息显示，万豪丽思卡尔顿为全球知名奢华酒店及度假村品牌，在30多个国家设有100余家酒店。其在马尔代夫的度假村颇受国际游客青睐，是当地重要经济实体之一。

“性同意”的司法困境

为什么徐丽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性行为是未经同意发生的？

封面新闻记者查阅马尔代夫的《性犯罪法》（Sexual Offences Act, 2014）发现，“未经同意”是构成强奸、性侵犯等罪名的核心要件之一。

根据该法第12条，“同意”被定义为“个人基于自身意愿作出的自由许可”。第14、16与18条列举了四种“无效同意”标准，对强奸、性伤害、性侵害均有效，包括：

a. 通过暴力或死亡威胁获得的同意；

b. 基于虚假事实或误导作出的同意；

c. 由于被欺骗行为本质所作出的同意；

d. 由于被欺骗其与行为人之间关系而作出的同意。

徐丽表示，事发后她曾被警方带往当地诊所检查，医生称其身体有“轻微抓伤”。她向记者展示了相关部位的伤痕照片。她补充道，医院出具的检测报告由警方掌握，她本人未获提供。

倘若“抓伤”证据属实，结合她“多次反抗”的口供以及事后立即报警的反应，能否证明性行为系在威胁或暴力下发生，即《性犯罪法》中“无效同意”的第一条标准？

封面新闻记者分别向马尔代夫警方、徐丽代理律师发送邮件询问上述问题，截至发稿前，暂无回复。

针对“性同意”问题在性侵犯罪中的复杂性，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罗翔曾在其论文《刑法中的同意制度：从性侵犯罪谈起》中指出，这是在世界范围内都悬而未决的问题。

“具体案件中，人类心理活动的隐蔽性、语言交流的模糊性使同意问题复杂万分；性别以及社会地位的巨大差异，也使男女两性对同意与否可能存在不同理解。”

他还强调，“在刑法上，行为的性质应由行为本身决定，而‘同意’作为被害人的内心反应，却可能决定行为的合法性，这构成了法律判断上的悖论。”

黄思敏律师长期研究世界各地的性别暴力相关法律，向记者补充了此案的法律文化背景。她指出，马尔代夫的法律体系融合了伊斯兰教法与英国普通法，在形式上保障性别平等。但据伊斯兰教法规定，女性在婚姻、财产继承等方面普遍处于弱势地位。

黄思敏表示，在此背景下，《性犯罪法》可能缺乏足够的社会认同，执行上存在障碍。此外，徐丽作为外国游客，面对涉事酒店这一当地重要经济实体，话语权较弱，不排除执法部门存在重视不足、甚至徇私的情况。

7月20日，徐丽告诉记者，接下来她将向马尔代夫检察院申请二审，要求其对证据审查标准作出具体说明。她也将启动上诉机制，审查警方是否存在调查偏差或不公。同时，她计划对万豪丽思卡尔顿酒店提起民事诉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