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无声，历史有痕。八十载光阴流转，抗战的烽火岁月依然铭刻在中华民族的记忆深处。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观察者网特别推出“抗战史上的今天”栏目，每日与您共同回望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长河。

1931年7月22日

外交部照会驻华日代公使重光葵，请其转饬即将万宝山日警撤退，并谕令韩农一同退出。同时声明：万宝山非韩人垦居区域，韩农与郝永德佃种契约应根本取消，农民所受损害，应责成补偿，至契约内补偿问题，由特派员钟毓与驻当地日领事商洽处理。

南京各界召开反日护侨救国大会，发表宣言，吁请全国万众一心，共赴国难，誓同日本帝国主义作最后斗争；要求政府厉行革命外交，取消中日间一切不平等条约及日本在华一切特权。

国民党江苏省党部整理委员会以外交部长王正廷、驻日公使汪荣宝、驻韩总领事张维城对韩案“应付无方，庸懦误国”，决议呈请中央迅予撤职。

广州“国民政府”外交部长陈友仁偕刘纪文、甘介侯到日本活动。陈在乘轮赴日本途中化名为“外三友三郎”，其妻化名“道子”。

蒋介石任命韩复榘为“剿赤军总预备军团总司令”，马鸿逵、孙桐萱、曹福林分别任总预备军第1、2、3军团总指挥。

韩复榘通电响应刘峙等18日拥蒋通电，并派代表唐襄赴赣向蒋介石报告该部拥护中央。

蒋介石电令商震率部出兵娘子关，杨效欧部速由长治、潞城开赴娘子关，向长寿（今新乐）、石家庄进击石友三部。28日，商震率部经娘子关、井陉向石家庄进发。

张学良电勉东北军各将士讨伐石友三，为国除奸。次日，张学良通电奉中央之命，督率诸军，对石友三施行讨伐。

何成濬、刘湘、何键等41将领联名通电，表示拥护蒋介石领导，对反蒋动乱者，共同讨伐。

教育部颁发“整顿学风”通令称，学生在求学时期“宜悉心为学，不得干涉学校行政，或滥发电文，凌越失言”。

豫西悍匪张寡妇（张冰清）被第65师在平等县第七区捕获，送交洛阳督办公署审讯后是日枪决。张部匪徒约万余人，枪数千支，匪部已被第65师打散。

1932年7月22日

汪精卫以日军进攻热河，电令张学良作自卫抵抗，并电促蒋介石回南京共商应付策略。蒋复电称：“剿匪紧张，暂难返京”，并称已令张学良“于受侵袭时尽力抵抗”。

红军击溃敌毛炳文、许克祥部10个团，攻克南丰、抚州，南昌大为震动。

行政院通过教育部所提之整顿教育令：国立北平大学及国立北平师范大学近年来学潮迭起，办学困难，均应从事整理，除平大农、工、医各学院外，其余各学院及平师大一律停招新生；又国立暨南大学教育学院并入文学院，改为教育学系，法学院裁撤，学生转入中央大学肄业。中央大学商学院、医学院，改名国立上海商学院、国立上海医学院。27日教育部令三校遵行。

导淮委员会副委员长庄崧甫，因兵工导淮不能实行，又无经费而辞职，是日，国民政府令准，特派陈果夫为导淮委员会委员，并代理副委员长。

宋子文与上海银钱业续商币制改革事，决定组织“废两改元”研究会，由中央银行副总裁陈行为主席委员，任命贝淞荪、胡笔江、刘鸿生及西人凯末、麦照特、雷祺为委员。

下午1时，郑州骤起大风雨，夹冰雹巨如鸡卵，历四小时始止，行人被击伤者比比皆是，倒塌房屋数千间，田禾伤十之八九。贾鲁河上游水暴发，沿河房屋漂没，浮尸数十具，为近数十年来未有之奇灾。

1933年7月22日

黄郛派马伯援赴张家口游说冯玉祥取消抗日同盟军。是日，马携冯致黄函返平。冯在函中表示：一、抗日目的始终不变；二、欲求和平，平方须将入察部队撤回；三、须俟察省各军善后有办法之后始取消抗日同盟军名义。

废止内战大同盟电行政院、军事委员会及北平军分会，要求停止对察军事行动。

伪满公布新税则，定23日起施行，规定商人应以伪币付税，并减低进口税商品50余种。

驻京日领事须磨对记者声称：对中国与国联技术合作不能忽视，如有政治作用表现，难保证不酿成第二“满洲国”或“上海事变”。

南昌行营制订《剿匪区内实施教育方案》，规定教材需以“揭破赤匪的错误和罪恶”为标准，“施行保甲、保卫、侦探的训练和组织”。实施办法为“责成各该驻地最高军事长官负责督办，由政训人员主持，师、旅、团服务人员辅佐”，开办后“先宽而后严，先易而后难，先自动而后强迫”。

黄慕松由迪化飞返南京。25日赴江西庐山向蒋介石报告新疆二次事变情况。

中国、印度、西班牙、澳大利亚、玻利维亚、加拿大、墨西哥、秘鲁、美国九国在伦敦签订《白银协定》，约定：世界存银最多之印度1934年1月1日起四年内售银不逾1.4亿盎斯，西班牙每年售银不逾500万盎斯，中国政府自1934年1月1日起四年内不将熔毁银币所得之生银在市场出售，澳大利亚等六个产银国每年各向该国银矿吸收定额白银，并不售过剩存银，其收购数额共3500万盎斯。并约定该协定于1934年4月1日以前由各国政府批准生效。

张学良为考察欧美各国军事组织，是日由意大利抵法国巴黎。30日，飞抵英国伦敦。

天津裕元纱厂违反劳资双方议定之减工办法，工人5000余人宣告罢工，市党政当局派军警前往镇压。翌日，逮捕工人73人，8月12日复工，被裁工人千余名。

1934年7月22日

中央民众运动委员会电令各省、市政府，饬其严禁中国佛教徒前往日本参加所谓“泛太平洋佛教青年会”。并谓“嗣后凡与日伪有关之行为，非经中央及当地高级党政机关认可，概须禁止。否则除解散其团体外，并依法予以严惩”。

江苏嘉兴县王镇店千余饥民发动抢米运动，当局派保卫团前往镇压，将其驱散。

1935年7月22日

第29军参谋长张允荣到津与日驻屯军参谋长酒井等会商察东保安队开拔日期、点验手续、驻防地点等。

日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调任第2师团长；遗职由前野战重炮兵第4旅团长陆军少将多田骏继任。

黄郛电武昌行营秘书长杨永泰，论中日政情及结束政整会事，内称：“政会令王（克敏）代理，原属不得已之举，可暂而不可久……此局过于持久，小则端拱无为，徒耗巨额之经费；大则为人挟持，酿成甚大之流弊……速电中央断然下令结束为宜。”

武昌行营主任张学良衔蒋介石命由武昌飞西安视察陕省驻军。27日，张在西安召集西北区各将领开会，商讨进攻红军计划，于学忠、杨虎城、王以哲、庞炳勋、孙楚、李生达、高桂滋、孙蔚如、冯钦哉、井岳秀（副师长李藩侯代）及军分会驻陕北参谋团主任毛侃、新编第一军军长邓宝珊等均参加，决实行碉堡政策和“稳扎稳攻”办法。31日飞返武昌。

国民政府任命焦易堂为最高法院院长。

西康建省委员会在雅安成立，刘文辉任委员长。

1936年7月22日

军事委员会侍从室第一组主任钱大钧飞韶关晤余汉谋，接洽粤省军务整理。23日，余偕钱抵广州开军事会议，决定：粤军一律照旧维持，饷项照旧发给，各军暂驻原防；裁撤广东军政学校，改设中央军校广东分校。24日，余召开军事整理会议，决定将第1集团军改为第四路军；任命徐景棠为总部参谋长，黄涛主持兵工厂工作，黄振球为防空委员长，李洁芝为广州公安局长，陈策为虎门要塞司令。同日，海军部次长陈季良、军委会海军处长陈策抵广州与余商整顿粤舰。

第四路军余汉谋第1军莫希德第1师开抵广州。

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土地政策的指示》，对地主、富农的政策作适当调整，以适应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形势。《指示》规定：对地主阶级的土地没收之后，仍分给以耕种份地及必需的生产工具和生活资料；情况很坏的小地主的土地不没收；富农的土地及其多余的生产工具（农具、牲口等），均不没收。

1937年7月22日

日军向华北秘密运送机械化部队，并运送大量部队秘密向华北集中。

青岛、张家口、重庆、广州等地日侨纷纷返国。

蒋介石电宋哲元称，“闻38师阵地又撤，北平城内防御工事亦已撤除。如此，则倭寇待我北平城门通行照常后，彼必有进一步要求，或竟一举而占我北平城”。

宋哲元在北平先后会晤参谋本部次长熊斌、军事委员会政训处长刘健群及第29军驻京办事处处长戈定远等。经熊斌等人详述蒋介石命宋哲元移驻保定用意后，宋氏始对中央政策完全了解，表示决遵照蒋介石命令行事，并中止与日本进行和平谈判，积极备战，下抗日守土的最后决断。

宋哲元密电何应钦，报告11日与日方达成的三条协议，谓“查该条件内容，均甚空洞，本拟早日电呈请示。因双方屡次冲突，故未即报告”。

晚9时，军政部举行卢沟桥事件第十二次会报会，何应钦主持会议，参加人员有陈调元、熊式辉及军委会秘书长张群，其余人员同于第十一次会报会。刘光报告，鹰屋总顾问称，连日用英语广播，将此次中日冲突完全诿过于中国，使世界各国均深信责任在中国，而不在日本。此种国际宣传战，中国不可忽略。何应钦指定由徐祖贻与国民党中宣部洽商，每晚增加对国际广播，与日对抗。刘光报告军队调动，蒋介石指示，第10师、第38师开石家庄转往武强、献县集中，第25师、第17师开石家庄。

彭德怀在陕西省泾阳县云阳镇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召开的红军高级干部会议上，作《红军改编的意义和今后工作》的报告，阐明红军改编的意义是为了推动国民党进行全面抗战，指出改编后的中心问题是保障共产党对红军的单一领导，并保存红军固有的特长。

国家总动员设计委员会成立，何应钦任主任委员，筹划对粮食、资源、交通、金融、财政等实施统制，指定资源统制由资源委员会、实业部、财政部、全国经济委员会、交通部会同筹办，由资源委员会召集。资源委员会等七部、会决定成立财务、矿冶、燃料、机器化学、棉业、建筑材料、牲畜毛革等八小组。

青海省政府主席马步芳致电国民政府，表示“请缨之志，素怀杀敌之心，如有驱策，甘愿牺牲”。

上海商会、地方协会、总工会、市农会、市教育会、市妇女会、银行公会、钱业公会、第一特区市联会、第二特区市联会、中国文化建设协会、各大学联合会、律师公会、会计师公会、沪南区市联会15团体，发起成立上海市各界抗敌后援会，是日开成立大会，通告全市动员抗敌救国，严厉制裁汉奸，征募抗敌救国捐，拥护蒋介石17日谈话；推王晓籁、杜月笙、钱新之等121人为执委。

国民大会代表初选办竣，所有候选人亦经审核公告，国选总所于本月16日电令各省、市选举监督，一律于20日至22日举行复选。是日，多数省、市已复选完毕，月内将当选代表呈报南京。

国民政府令派郭泰祺为议定中国—爱沙尼亚友好条约全权代表。

澳工党理事会作出决议：一、日本侵略中国，应严词诘责；二、对中国自卫行动深表同情；三、建议澳政府转请国联，依照《盟约》裁制侵略国。

1938年7月22日

日本陆军参谋总长指示侵华各军：土肥原被派往中国执行《适应时局实施第二期谋略计划》，现地各军应予以必要的配合和援助。

第一战区程潜部克豫北涉县，日军退邯郸。

韩德勤电呈蒋介石、孔祥熙，报告第八游击司令曾锡珪“庇纵部下为非”，“收纳土匪”，“擅撤国防前线部队”，“意图叛变”，请即派员接替该司令之职务。

蒋介石致电世界反轰炸不设防城市大会，谴责日机轰炸广州及其他城市，呼吁大会采取措施“保卫老弱与非武装平民之安全，并促进国际间之和平与秩序”。同日，国际反侵略大会中国分会会长宋子文、副会长邵力子致电反轰炸大会，要求各国采取集体行动，制止日军暴行。

行政院长孔祥熙对军官训练团讲演《敌我财政现状之比较观》，着重指出，“我们可以断定，在长期作战之下，日本的财政经济必趋于崩溃，这是毫无疑义的”。但是，“在目前阶段中，我们绝不能把日本的力量估计的过低，加以忽视，松懈了我们的奋斗”。并谓：“现在我们已切实作到全民抗战了，但还有许多宝藏无法运用，许多人力均被浪费……我们如果要应付长期抗战，争取最后胜利，我们还需要更大的决心，更大的毅力，刻苦耐劳，忍辱负重。对于人力物力，务须极力节省，以达长期支持之目的。”

国民政府公布修正《矿业法》，规定“矿业权设定后得准许外国人入股合组股份有限公司经营矿业”；对“以诈欺取得矿业权或违法私自采矿者，判处三年以下之有期徒刑或科以三千元以下之罚款”。

内政部核准将四川雅安、芦山、天全、荥经、汉源、宝兴、越隽、冕宁、西昌、会理、昭觉、盐边、盐源、宁南、金汤、宁东16县改隶西康省。

1939年7月22日

日机五架轰炸安徽屯溪，投弹25枚，死47人，伤百余人。

第二战区一部攻克晋南长治。

汪精卫党羽在上海指使暴徒袭击《中美时报》、《华美晚报》及《大晚报》报社。

周佛海在伪《中华日报》发表长文《回顾与前瞻》，宣扬投降卖国论调，次日续刊。

南京日侨4000人举行反英示威大会。同日，日军通知英、美各国驻闽南侨民即日撤退。

周恩来、叶剑英致电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令部长徐永昌，揭露国民党制造平江惨案的真相。周恩来再电陈诚，抗议国民党当局掩饰平江惨案真相，指出该案“纯为阴谋惨杀”，要求派员会同查明，“使此沉冤大白于天下”。

蒋介石电香港中国银行董事长宋子文，并转钱新之、叶琢堂赴重庆共商金融问题。

国民外交协会在重庆宴请泰国华侨总会主席蚁光炎。黄少谷致欢迎词，赞扬蚁光炎以60余高龄不辞跋涉，努力抗日之热忱。

中国工业合作社在重庆召开总结工作会。报告称：该社自去年8月成立以来，先后在陕西、湖南、江西、川康及云南等处成立办事处，并在全国各地设立事务所39处，组织工业合作社600余，社员8000余人，贷款总额90余万元。又在后方及沦陷区各地设立小型工作工厂约1200余所，社员达数万人。

1940年7月22日

朱德、彭德怀、左权等联名致电聂荣臻、贺龙、关向应、刘伯承、邓小平等，并报中共中央军委，计划在华北发动大规模交通破袭战，指出：日军依据几条交通要道，不断向我内地扩大占领地区，增多据点，企图封锁与隔绝我各个抗日根据地之联系。为打击敌人之“囚笼政策”，打破敌进犯西安之企图，争取华北战局更有利的发展，决定趁目前青纱帐和雨季时节及正太铁路沿线敌军较为空虚的有利时机，大举破击正太路。战役之目的为彻底破坏正太路若干要隘，消灭部分敌人，收复若干重要名胜关隘据点，较长期截断该线交通，并乘胜拔除该线南北地区若干据点，开展该路沿线之工作，以至基本上截断该线交通。基本破坏区为井径、寿阳段，对其他各重要铁路线，特别是平汉、同蒲应同时组织有计划的总破袭，以配合正太路战役。战役兵力组成为晋察冀军区、第120师、第129师，共22至24个步兵团，另有总部炮兵团大部及工兵一部。其他各铁路线配合作战之兵力，由各区自行规定之，并限于8月10日前完成战役准备。此次作战即后来之“百团大战”。

八路军冀南军区以第129师新7、新9旅及民众万余人，对德石路（德州—石家庄铁路）进行破击战。至31日，共破毁铁路10余公里、公路90余公里、桥梁2座。

第三战区顾祝同部攻克安徽无为县城，巢县日军增援。23日，顾部反攻，克复巢县城。

日机120余架袭击四川合川、綦江等地，投弹数枚，被中国空军击落侦察机一架。

日本新内阁组成：首相近卫文麿，陆相东条英机，外相松冈洋右，海相吉田善吾等。23日，近卫文麿发表施政方针，外交上依照日本独立之立场，采行独立外交，积极建造世界秩序；经济上从速摆脱依存外国之弱点，重视中、日、“满”之经济提携及对南洋方面的发展；刷新国民教育。

行政院政务视察团结束对湖南、江西、福建、广东、广西等省的视察，是日返抵重庆。

1941年7月22日

华北日军最高指挥官冈村宁次从北平出发，飞往张家口、大同、包头等地视察第一线之部队。《新华日报》刊登第18集团军驻渝代表关于第18集团军行动真相的第二次谈话。谈话列举大量事实，对中央社连续三天发表的所谓第18集团军“擅自行动”的消息，严加驳斥。

行政院决定成立全国水利委员会，任命薛笃弼为主任委员，各有关部、会长官为委员，将原有之黄河、长江、珠江、导淮各水利机关均归并于该委员会。

1942年7月22日

中国驻埃及公使馆设立，一等秘书汤武代行馆务，是日谒埃及总理兼外长那哈斯，呈递到任函件。

印度公共卫生学院院长兰安生抵成都，考察公共卫生推进工作。

1943年7月22日

新四军一部渡江进袭芜湖，当即攻入市内，与日军第116师团驻军及伪军展开激烈巷战，毁伪警察所一处。

汪伪外交部长褚民谊与法国大使馆参事鲍斯顿签订《关于交还上海专管租界实施条款》及《了解事项》。军事委员会任命王雷震为暂编第3军副军长。

新任河北省主席马法五抵重庆，对记者发表谈话，为庞炳勋投降日军作辩护。

宋子文抵加拿大，要求参加英、美即将召开的魁北克会议，仅得于会议结束时表示意见之答复。

1944年7月22日

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部电令衡阳外围援军，应集中全力，先突破衡永公路附近之虎形山及汽车西站以西敌人阵地，再图扩张战果。并令空军应集中力量轰炸虎形山及汽车西站以西之敌阵地，期发挥陆、炮、空协同战斗之全力，得突破之迅速成功。

湖南战场日军停止对衡阳城的第二次总攻后，开始将主攻目标转向增援衡阳的第62、第79军，是日攻占第62军阵地雨母山；前线指挥所亦受到日军炮火袭击。23日，双方在火车南站激战，第62军军部被袭击，军长黄涛命所部撤出南站。

日本新内阁组成。首相小矶国昭，海相米内光政，陆相杉山元，外相兼大东亚大臣重光葵，藏相石渡庄太郎。下午，全体阁员谒日天皇。同日，小矶向全国发表声明，宣称将努力使政府和大本营团结一致，并以坚决的意志加强国策的执行，借以争取战争的胜利。并称将加强和德国的关系，追求共同的目标。

汪伪政府为日本小矶内阁组成发表声明，称：小矶内阁的成立，“必将有更强力之新姿态出现，以适应此新局面。我国民政府对此，当仍本过去同盟道义之精神，集中人力物力，共同向击灭英美之途迈进”。

中印缅战区司令部派遣的第一批美军观察组（又称迪克西使团）成员抵达延安。观察组组长为包瑞德，成员有谢伟思、戴维斯等。

国民政府明令公布《出国护照条例》、《国产烟酒类税条例》。

冯玉祥发动的节约献金大会在四川自贡市蜀光中学举行，参加群众3.5万人，献金1.3亿元，金戒指130个，金镯八只，布鞋一万双。其中个人献金最多者为王德谦，达1500万元。

1945年7月22日

新华社记者发表题为《内战危险空前严重》的评论，指出：中国政治形势在最近半年内被赫尔利、蒋介石政策推到了内战的边缘，内战危险空前严重。国民参政会通过的关于“国民”大会的决议，决不会改变这一形势；惟有三个条件可以制止内战：一、解放区军民一致团结起来，坚决地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坚决制止内战；二、国民党统治区人民民主力量一致团结起来，坚决反对内战；三、英、美、苏三国在东方问题上团结一致，反对中国的内战。中国人民应该为争取三个条件，反对内战危险而斗争。

毛泽东电重庆中共南方局工委负责人徐冰、刘少文，指出内战危险空前严重，望将延安反内战新闻，在大后方设法传播；“望用最大的注意力布置云、贵、川三省的农村据点，准备将来打游击”。

陕西省临时参议会开会研究救灾及兵变事，通过决议：一、富平、邠县、陇县等11县亢旱成灾，负担繁重，请予减免粮赋，以苏民困；二、凤翔、同官等四县遭受雹灾，请予救济；三、淳化县梁于乔部哗变，请政府迅予解决。

（综合、修订自《中华民国史大事记》《中华民族抗日编年》《中国抗日战争大事记》《八路军大事记》《新四军大事记》《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大事记》“抗战直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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