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约翰·迈耶、布莱恩·罗文

译   者：左晗、程秀英、沈原

约翰·迈耶（John W. Meyer），斯坦福大学名誉社会学教授。他为组织理论、比较教育和教育社会学做出了贡献，发展了社会学制度理论。目前的研究领域为教育社会学、政治社会学、比较社会学和全球化。[图源：explorecourses.stanford.edu]

布莱恩·罗文（Brian Rowan），伯克·A·辛斯代尔（Burke A. Hinsdale）的大学教育教授，社会研究所调查研究中心的研究教授，密歇根大学的社会学教授。研究重点是学校的组织和管理，特别关注衡量和提高教学质量。他目前的研究包括对早期阅读干预的随机现场试验，对高中教学改进计划的评估（称为“人人享有卓越计划”）以及对佛罗里达州在线高中的研究。[图源：www.ewa.org]

正式组织通常被理解为由协调一致且得到有效控制的行为组成的体系，当工作嵌入技术关系的复杂网络和跨界交换（关系）时，这些行为便相伴而生。但是在现代社会中，正式的组织性结构产生于高度制度化的情境之中。与被认为按照理性原则生产的产品和服务一起，各种专业、政策和项目被创造了出来。这一现实使得许多新的组织得以诞生，并且还迫使现存的各种组织去适应新的现实。亦即各种组织被驱使着采纳新的常规和程序，这些常规和程序由当前主导性的关于组织性工作的合理化观念所定义，并在社会中得到制度化。采取这些措施的组织机构增加了它们的合法性和生存前景，而这个与那些刚获得的行为惯例与程序的直接有效性，并无多大关系。

各种制度化的产品、服务、技术、政策和项目（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充当着强力的神话，并且许多组织仪式性地吸收了这些要素。然而，与制度化规则保持一致的做法，通常会严重地挑战经济生活中的另一重要标准——效能，并且相对地，以提高效能为目的来协调并控制活动的行为会破坏组织在正式仪式关系上的整合，并且会牺牲它可能得到的支持与合法性。为了维持仪式上的一致，那些反映制度性规则的组织倾向于形成松散的联结，在它们的正式结构和实际的工作行为之间构筑间隔，从而在正式结构和技术行为的不确定性之间形成缓冲。

这篇文章试图表明，在后工业社会（Bell，1973），许多组织机构的正式结构安排极大地反映出了它们的制度性环境之神话的影响，而非简单地满足生产活动的需要。本文的第一部分试图介绍当前关于正式结构的主要理论及其面临的主要问题。第二部分探讨正式结构的替代性选择，如嵌入制度性环境中的神话。第三部分则提出这样一个讨论，即表现其制度性环境的组织是否试图在它们的正式结构安排与其正在进行的实际生产活动之间保持距离。最后一部分通过讨论一些相关的研究对整篇文章做一个总结。

在这篇文章中，制度化规则被清晰地与主导的社会行为区分开来。制度化规则是一种分类体系，它深植于社会，成为人们相互间的典型化或者解释框架。（Berger and Luckmann，1967， 54）。这些规则可能被简单地视为理所当然，也有可能受到公众意见或法律的支持（Starbuck， 1976）。制度不可避免地牵涉到规范性的责任，但是通常作为必须被行动者加以考虑的事实（而非单纯的道德规范）参与基本的社会生活。制度化则指这样一些过程，在其中各种社会过程、义务关系或社会现状在思考和行动中获得某种类似于规则（律令）的地位。举例来说，医生的社会地位是一种管理疾病的高度制度化的规则（无论在规范还是认知意义上），与此同时，它也是一种由特殊的行为、关系和期望构成的社会角色。研发是组织行为的一个制度化范畴，它在社会生活的诸多领域均有其意义与价值，但它也可以指示一些实际的调查研究与开发活动。在更微观的层面上，一个禁止吸烟的标志是一种具有法律地位与意蕴的制度安排，同时它也表达了某种规制吸烟行为的意图。本文的基本论点在于，制度性规则有可能会对组织性结构及其在现实技术性工作中的实践有重要影响，而这个影响与构成和环绕既定组织的关系以及社会网络所产生的影响有着根本的不同。

图为马来西亚街头的“禁烟令”宣传画。马来西亚主要针对餐馆的扩大禁烟区法令从2019年1月1日生效，规定在餐馆及餐馆外3米内吸烟都触法；并于2020年1月1日起正式真金白银开罚。[图源：malaysiakini.com]

关于正式结构的主要理论

我们应该在一个组织的形式上的结构及其真实的日常活动间做一个重要的区分。正式结构是组织的活动蓝图，首先，它包含该组织的事务目录．即一张关于组织机构、职位设置及项目计划的清单。这些要素通过外在的目标和政策联结起来，这些目标和政策组成了一个关于各种活动如何以及为何被整合到一起的合理的理论。现代官僚组织的本质即在于，这些结构性因素以及连接这些因素的目标的理性化与客观化特征。

组织理论的一个核心问题在于如何描述理性化正式结构产生的条件。在传统理论中，理性化的正式结构被假定为在现代技术和生产活动中协调和控制各项复杂关系网络最为有效的途径（see Scott 1975 for a review）。这一假定源自韦伯（1930，1946，1947），他对作为经济市场和集权制国家后果的官僚科层制的历史兴起做了一系列讨论。经济市场赋予了理性与协作分外重要的意义，当市场扩张时，特定领域内的关系网络变得更加复杂与分化，该领域中的各种组织机构不得不建立更深层次和跨界的相互依赖。如规模（Blau，1970）和技术（Woodward，1965）等因素进一步增加了组织内部关系的复杂性，而不同组织间劳动力的分配也导致了许多跨界的问题（Aiken and Hage，1968；Freeman，1973；Thompson. 1967）。由于对协作的需求增多，而被正式化了的协作工作具有竞争优势，所以拥有理性的正式结构的各种组织便不断发展起来。

中央集权国家的形成及政治权力中心对社会的渗透也推动了正式组织机构的兴起与拓展。当经济交换和政治管理中的关系网络变得极端复杂时，科层制机构被视为标准化和控制子单元最有效和最合理的方式。官僚科层制控制对不断扩张的政治中心尤其有效，而标准化通常则成为中心和边缘单元共同的需求（Bendix，1964，1968）。政治中心组织层层官职，以此设法提高社会遵从并从中驱除传统行为。

接下来讨论上述理论存在的问题。主流理论假设，活动的协调与控制是正式组织在现代世界获得成功的最为重要的解释维度。这一假设基于这样一种观点，即组织按照它们的形式蓝图进行运作，协作是常规惯例，规则与程序得到遵从，并且实际的活动与正式结构安排的计划协调一致。但是，有许多关于组织的经验研究对这一假设提出了质疑。较早时期的研究者指出，在正式与非正式的组织间存在巨大的差距（e.g. Dalton， 1959；Downs， 1967；Homans， 1950）。一个相关的观察表明，正式组织中通常只具备松散的配合（March and Olsen，1976；Weick，1976），结构性要素彼此之间以及和实际活动之间都只是松散地联结，规则常常被扭曲，决策常常井未得到实施，抑或是实施后产生了不确定的后果，技术的效率是可疑的，评价与监察系统可能被暗中破坏，或者因为过于含糊而产生不了多少协作。

正式组织是现代社会所特有的。我们需要一种理论来解释它的兴起，而这种解释并不需要假设正式的结构能够协调和控制工作。这一解释要清楚地阐释正式组织所特有的目标、地位、政策和程序性规则，同时要避免假设这些特性在组织的日常工作活动中得到了实践。

正式结构的制度性来源

由于集中关注对复杂关系网络的管理及对协调与控制的实施，主流理论忽视了韦伯理论中对正式结构安排的另一种可替代的解释资源，即理性的正式结构的合法性。在主流理论中，合法性是先在的，关于官僚制的断言立足于关于理性的规范性地位的假定（Thompson， 1967）。如果规范确实作为原因出现在官僚化理论中，那是因为它们被认为是现代社会和个体人格中非常普遍的价值，而这一价值促进了正式组织的出现。但是理性规范并非简单的普遍价值，在与制度化社会结构相联系的规则、理解方式和意义中，它们以更为特殊和有影响的方式存在着。这些制度性因素在官僚化过程中所起到的具有因果关系的重要性被忽视了。

正式结构安排并非单纯只是社会组织中关系网络的产物。在现代社会，合理化正式结构安排的各元素深深植根于，并且反映和传播了对于社会事实的理解。许多现代组织的位置、政策、计划和程序的安排均受制于公众意见，受制于重要委托人的观点，受制于教育体系中具有合法性的知识，受制于社会声望，受制于法律，也受制于法庭所使用的关于疏忽和审慎的界定。正式结构的这些要素是强有力的制度性规则的表现，这些规则扮演着与特定组织相联系的高度理性化的神话。

在现代社会，产生正式组织性结构的神话有两个关键性的特征。首先，它们是一些理性化的客观的建议，将很多社会目标定义为技术性目标，并通过某种律令性的方式明确提出理性地追求这些技术性目标的恰当手段（Ellul，1964）。第二，它们是高度制度化的，在某种程度上超越了任何个体参与者或组织的自行决定权。因此，撇开对它们影响工作结果的衡量来说，它们必须被认为是天然合法的。

正式结构的许多要素都是高度制度化的，并且扮演着神话的角色，例子包括专业、程序和技术：

大量理性化职业出现（Wilensky，1965；Bell，1973）。这些职业不仅受控于对工作结果的直接监测，而且受控于关于许可、认证和培训的各项社会规则。这些职业是理性化的，它们被认为控制的是非个人性的技术，而不是道德上的神秘物质。而且，它们是高度制度化的，把某些行为归为合适的职业受制于社会性的期望，并且通常具有一种超越任何效率计算的律法强制性。

许多正式化的组织规划也在社会中得到制度化。意识形态定义了这些合适于一个商业的功能，例如销售部门、生产部门、广告部门或财务部门；或是定义了一所大学的功能，例如在历史、工程学和文学中的教学和科研；也可以定义一所医院的功能，例如外科、内科和产科。对组织性功能的这些分类以及对实现这些功能的详细说明，是事先编好的方案，可以被任何既定的组织使用。

相似的是，技术也被制度化并变成与组织联结的神话。生产、财务会计、人员挑选或资料处理的技术性程序，成为实现组织性目的理所当然的手段。尽管和它们可能的效率并没有什么关系，但是这些制度化的技术使得一个组织被认为是适当的、合理的和现代的。它们的使用显示出其责任感，并且避免了对其失职的责难。

这种理性化的制度化因素对于组织以及组织情境的影响是巨大的。这些规则定义了新的并重新定义了既存的组织情境，且详细说明了理性的竞争的方式。它们使得并且常常要求参与者们按照既存的路线进行组织。不仅如此，作为后工业社会崛起的一部分，它们在现代社会得到了迅速的传播（Bell，1973）。新兴的以及现存的活动领域被编制成制度化的项目、专业或是技术，而组织们吸收了这些成套的规则。例如：

心理学学科提出了一种人员挑选并给人事专业人员颁发资格证书的合理化理论。人事部门和工作人员出现在各种既存的组织机构中，不仅如此，新的专门化的人事机构也不断地涌现。鉴于研发项目被制造出来且这些领域中具备专业技能的职业人员被训练和定义，组织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去增加研发部门。

由于卖淫这一前理性的职业沿着医学的路线被理性化，各种官僚化的组织机构，如性治疗门诊部、按摩院及诸如此类的组织，就更容易地发展起来了。

由于安全和环境污染问题出现，并且伴随相关职业和项目在法律、工会意识形态以及公众意见中得以制度化，组织也吸纳了这些项目和职业。

图为公务员考试笔试现场。公务员考试是公务员主管部门组织的担任主任科员以下及其他相当职务层次的非领导职务公务员的录用考试。地方公务员考试有资格考试和招录考试两种，资格考试即成绩合格者发给公务员资格证书，考生可凭此资格证在市、区、县等国家机关求职。[图源：tupian.hudong.com]

社会中合理化制度结构的成长使得正式组织越来越常见，并且更精细。这些制度神话使得正式的组织不仅更容易被创造，并且也变得更加必要。毕竟搭建组织的积木四散于社会景观之中，只需要一点点创业的能量就能将它们组合成一个结构。不仅如此，由于这些积木被认为是适宜的、充足的、合理的且必要的，组织必须采纳它们以确立其合法性，因此，构成了理性化制度因素的这些神话创造了合理地进行组织的必要性、可能性以及动机，这些远远超越了处理相关的关系网络的需要在这个方向上带来的压力。

命题1 当合理化的制度规则在特定的工作活动领域中出现，正式的组织通过将这些规则吸纳为结构性要素而得以形成并扩展。

这里暗示了两个不同的观点：（1A）由于制度化神话定义了新领域中的合理化活动，正式的组织在这些领域中出现。（1B）由于合理化的制度神话在既存的活动领域中出现，现存的组织扩展他们的正式结构安排，以此来与这些新的神话保持同构。

为了理解更大范围内的历史过程，注意到如下论点是有帮助的：

命题2 社会越现代化，特定领域理性化的制度结构得到越大的延伸，并且越多的领域包含了合理化的制度。

由此，现代制度被彻底地合理化了，并且这些合理化的要素扮演着神话的角色，使得越来越多的正式组织不断涌现。当把命题1与命题2结合起来，我们得到了两个更为明确的结论：（2A）正式的组织更有可能在更加现代化的社会中出现，即使在当前关系网络之复杂性保持不变的情况下也是如此。（2B）在更为现代化的社会中，特定活动领域中正式的组织可能拥有更加明晰的结构，即使在当前关系网络之复杂性保持不变的情况下也是如此。

将上述观点与主流的组织理论结合起来看，现代社会充斥着合理化的官僚机构的两个原因逐渐变得明晰。首先，正如主流理论所宣称的，关系网络在社会的现代化过程中变得日益复杂化。第二，现代社会充斥着各种制度性的规则．它们规定了各种各样为实现合意目标而充当合理手段的正式结构安排，如同神话一般。图3. 1总结了该理论的这两条线索。每一条线索都试图表明，被合理化组织统治，甚至多于被生产力主宰的后工业社会，既产生于现代社会组织网络的复杂性，也更直接地作为一个意识形态产物出现。一旦被制度化，理性便成为了一个拥有爆炸性组织潜能的神话，这一点正如埃拉尔（Ellul， 1964）和贝尔（Bell， 1973）所观察到的，尽管两者对之做出了迥异的反应。

组织与制度性环境间的关系

组织被其所处环境中的现象所建构，并且倾向于与之同形，这一观察并不新颖。对于此同形现象的一个解释是，正式的组织机构通过技术上和交换中的相互依赖来不断地契合它们所处的环境。此种推论的线索可以在艾肯（Aiken）和哈格（Hage，1968）、霍利（Hawley，1968）和汤普森（Thompson，1967）的研究中得到体现。这一解释路径认为，结构性要素不断弥散是因为环境中滋生了要求组织机构跨越边界的需求，并且那些吸纳了与环境同形的结构性要素的组织，能够有效地处理此种相互依赖。

另外一种对于组织与环境间平行关系的解释是，组织在结构上反映了被社会性建构了的事实（Berger and Luckmann. 1967），这个观点是我们在此所强调的。此种观点在帕森斯（Parsons， 1956）和尤迪（Udy，1970）的研究中得到体现，他们认为组织极大地受制于它们普遍的制度性环境，不仅如此，它们本身部分地就是某种制度。埃默里和特里斯特（Emery and Trist， 1965）同样也将组织视作对其环境结构直接的反应，并且在此种影响与那些通过跨界交换产生的影响间做了重要的区分。根据在此形成的制度性观念，组织倾向于消解为完全分开的有限的单元。不同于在开放系统理论（open-systems theories）中提到的环境相关性，极端形式的制度理论认为，组织是漫延于现代社会中的合理化神话的戏剧性演示，而不是包含在与环境的交换中的单元，无论这种交换多么复杂。

这两个关于环境同形性的解释之间并非完全不一致。组织不仅在边界处处理它们与其环境的关系，也在它们的内部结构中模仿环境中的结构性要素。然而，这两种解释路径对内部组织过程有着非常不同的暗示，正如我们在下文中将要讨论的。

合理性制度神话的起源

官僚化部分地是由社会中合理化神话的增殖引发的，这一过程反过来又牵涉到整个现代制度体系的发展演变。尽管后一个主题超出了本文要讨论的范围，但是产生了组织化结构的合理化神话的三个具体过程，还是值得在此提及的。

复杂关系网络的精细化

随着社会中的关系网络变得稠密，并且纵横交错，越来越多的合理化神话产生出来。其中一些被高度地泛化，例如，普遍主义原则（Parsons，1971）、契约（Spencer，1897）、赔偿（Durkheim，1933）和专业技能（Weber，1947）等，被普遍化于不同的职业、组织性计划和组织性实践中并加以使用。其他的一些神话则向我们解释了某些特定的结构性要素。这些神话有可能起源于非常狭窄的背景中，但是却被应用于不同的环境。例如，在现代社会同一行业中商业组织的关系性环境是大体相似的。在这些条件下，一种特别有效的实践模式，即职业专门化，抑或是协作原则便获致了类似于神话的形式。法律、教育和证书授予体系以及公共舆论，都使得组织有必要或是有用途去吸纳这些新的结构。

环境中集体组织的程度

由特定的组织性实践催生且通过关系网络不断扩散的这些神话，拥有基于如下假设的合法性，即它们具有合理的有效性。但是，许多神话也拥有官方的合法性基础上的法律授权。通过民族建设和国家形成的过程，已经发展出合理-合法秩序的社会，更倾向于赋予制度以集体性的合法权威，这些制度使得特定的组织性结构合法化。集权制国家及民族整合的兴起，意味着社会中组织化的机构在众多活动领域中获取了管辖权（Swanson，1971）。立法和司法机关创造并阐释法律上的要求，而行政机构，如州和联邦政府、港务局和学区则确立了实践中的各种规则，执照和证书在执业中变得必不可少。此种理性的-法律的秩序越是强大，合理化的原则、程序和人员成为制度必须的程度就越高。新的正式组织由此出现，而现存的组织获得了新的结构性要素。

地方性组织的领导努力

国家的兴起及集体性管辖权的扩展，常常被认为导致被驯化组织（Carison， 1962）服从于高水平的目标置换（Clark，1956；Selznick，1949；Zald and Denton，1963）。这个观点具有误导性，组织确实往往力图适应它们的制度背景，但是与此同时，它们也在形塑这些背景方面发挥积极的作用（Dowling and Pfeffer，1975；Parsons，1956；Perrow，1970；Thompson， 1967）。许多组织积极地从集体性权威中寻求许可，并且试图在这些权威的规则下制度化它们自己的目标与结构。

形塑制度性环境的努力在两个维度上向前推进。首先，强大的组织迫使与之紧密相关的关系网络，适应它们的结构和关系。例如，汽车制造商有助于催生对特定道路、交通系统和燃料的需求，因为这些因素才使得汽车成为实质上的必需品；运输的各种竞争性形式不得不适应这一既存的关系背景。但是另一方面，强大组织试图直接将它们自己的目标和程序变成社会的制度性规则。同样以汽车制造商为例，它们试图创造界定合意汽车的舆论标准，影响界定令人满意之汽车的法定标准，并影响界定汽车的最低司法准则，以免除制造商的责任，还试图迫使各种集体性机构只购买它们的汽车。竞争对手因此必须同时在社会网络或市场上，以及在被现存组织所界定的制度性规则背景下与之进行竞争，这些制度性规则由现存的组织加以界定。以这种方式，特定的组织形式通过变成制度化规则来保存它们自身。例如：

设置新课程或训练项目的学校管理者．试图在教育理论和政府需求上使他们的行为成为合法的创新。如果他们获得了成功，这些新的程序就可能成为官方所要求的或者至少是官方满意的程序而得到持续。

商业企业中新的部门，例如人事、广告或研发部门，试图通过由学校、声望体系和法律所实施的实践规则和人员认证来实现其专业化。

在竞争性环境中受到攻击的组织机构，例如小农场、客运铁路或劳斯-莱斯汽车，试图确立它们在自己社会的文化传统中的核心地位，以获得官方的保护。

制度化环境对组织的影响

与环境制度同形这一事实对组织有一些重要的影响：（a）它们纳入那些在外部被合法化，而不是用效率来衡量的元素。（b）它们采用外部的或是仪式性的评价标准来界定结构性元素的价值。并且，（c）对于外在的固定制度的依赖减少了波动，并有助于保持稳定。因此，在这里要论证的是，制度化的同形提升了组织成功和生存的可能性。吸纳被外部合法化了的正式结构，增加了内部参与者和外部委托人的支持。并且外部评价标准的使用——向社会中的一个亚单元而非一个独立体系的地位靠近——使得组织能够通过社会定义保持成功，远离失败。

改变正式结构

通过设计一种与其制度性环境中的神话一致的正式结构，一个组织证明了它是在通过一种适宜且充分的方式按照受珍视的集体目标采取行动（Dowling and Pfeffer，1975；Meyer andRowan，1975）。采纳制度化元素为组织的活动提供了一个使其行为免受责难的理由（Scottand Lyman，1968）。总而言之，这个组织得到合法化，并且运用它的合法性增强了对它的支持，并保证了它的存续。

由此从制度性的角度来看，与环境中的制度安排同形这一事实最为重要的方面在于组织语言的演变。无论是组织结构图中的各种标志，还是用以描绘组织性目标、程序和政策的语汇，都与个人活动中用以表现其动机的语汇异曲同工（Blum and McHugh， 1971；Mills， 1940）。正如嫉妒、愤怒、利他主义和爱是用来阐释个人行为的主要神话，博士、会计师或装配线则阐释着各种各样的组织性活动。因此，即使我们并不确切知道谁是工程师，谁是秘书，也不知道他们具体做什么，我们也能够认定工程师将会解决某一类特定问题，秘书将会处理某些特定的工作任务。无论是讲述者还是倾听方都能够理解关于某些特定的职责将会被执行的那些陈述。

与制度规则同形的那些结构的词汇（为行为）提供了审慎的、理性的且合法的解释。合法语汇所描绘的组织被默认为服务子集体界定的且往往是集体授权的目的。比如，关于人事服务的神话不仅解释了雇佣实践的合理性，同时也表明人事服务对于组织是有价值的。雇员、申请者、管理者、委托人及政府机构倾向于信任那些遵循合法程序，例如平等机会计划，或是人格测试等组织的那些招聘实践，而且它们更愿意参与或资助这样的组织。相反，那些忽略了被环境合法化了的结构因素的组织，或者创造了独特结构的组织，都缺乏被认可的对其行为的合法解释。它们更容易被指责为懈怠的、非理性的，甚至是不必要的。这种指责无论来自内部参与者、外部委托人还是政府，都会给组织带来实际的损失。例如：

随着现代医疗机构的兴起，那些没有为它们的雇员提供医疗服务设施的大型组织，被它们的雇员、管理集团、保险公司、依法界定何为懈怠的法院以及法律本身认定为不称职。在保险费用和法定责任方面不合理性的代价是非常真实的。

与此相似的是，对于组织而言，环境安全机构的出现使得创建正式的安全规则、安全部门和安全项目都变得十分重要。忽略其强制性，不许吸烟的规则和标志，在免于懈怠的指责和避免极端的不合理化方面——国家可以关闭那些没有这个标志的建筑物，都是非常必要的。

专业化经济的兴起，使得对于组织而言纳入经济学者群体和经济分析都是有意义的。尽管没有一个人能够阅读、理解甚至相信这些经济分析，它们依然有助于使组织的计划在投资者、消费者及其内部参与者眼中合法化。这些经济分析也能够在失败时提供合理的账目清算，计划失败的管理者能够向投资者、股东和上级证明，他们所采用的程序是审慎的，而他们的决策是通过理性的方式做出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二十三条规定，职工应当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由用人单位和职工按国家规定共同缴纳基本医疗保险费。缴纳医疗保险费是用人单位必须承担的义务。用人单位未依法为劳动者缴纳医疗保险费的，对于劳动者要求用人单位先行支付医疗保险报销范围内医疗费用的请求，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图源：zhidao.baidu.com]

因此，合理化的制度创造了形塑组织的正式结构的神话。无法吸纳合理的结构要素的行为是怠惰且非理性的，后续的支持将会受到威胁，组织内部的意见分歧也将会扩大。与此同时，这些神话给予了组织扩展的重大机遇。给活动贴上合适的标签将会把它们变成有价值的服务，并将动员起内部参与者与外部委托者的行为承诺。

采用外部评估标准

在得到制度性阐述的环境中，组织也对外部的价值标准更为敏感，甚至会采用这些标准。这种标准包括，比如说，像诺贝尔奖这样的仪式性奖励，重要人物的赞赏、专业人员和顾问的标准价格，或是外部社会圈子中项目或人员的声望。例如．现代会计制度的惯例试图依据组织中各组成成分对生产的产品和服务的贡献来分配价值，这一计算可以通过该组织的生产函数实现。但是对于许多像服务部管理部门这样的单元来说，如果遵从对组织产出的贡献来确定清晰可界定的价值这一标准，根本无法确切地确定这些部门的产出价值。在这些情况下，会计师们引入了隐蔽价格这一概念，他们假定任何给定的组织单元都是必需的，并且依据它们在组织的外部世界中的价格来计算其价值。因此，现代会计学创造了仪式性生产函数，并将它们应用于经济生产函数，组织将外在界定的价值赋予广告部门、安全部门、管理者、经济分析师，间或甚至社会学学者，无论这些单元对产出有没有可测量的贡献。在后工业社会，货币价格反映了大量仪式性的影响，如同它们对效率、利润或净资产这些经济措施的反映一样（Hirsch，1975），

仪式性价值标准和从仪式导出的生产功能对组织极其有用，它们使得组织在内部参与者、股东、公众和国家，同时也在国税局（IRS）或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中获得合法性。它们社会性地论证了一个组织存在的合法性。吸纳有高度仪式性价值的结构安排，比如那些反映了最近的专业思维或者最具声望的结构，使得组织的信用状况更为良好，因此更容易获得贷款、捐赠或是投资。最后，组织内部的各单元使用仪式性评估作为它们对组织进行的生产性服务的说明。它们的内部力量伴随着它们在仪式性举措方面的表现也得到不断的提升（Salancilc and Pfeffer，1974）。

稳定性

一个精细的制度性环境的出现会使其内部和外部组织关系都趋于稳定。集权制国家、贸易组织、工会、职业协会以及各组织间的联合，均变得标准化、稳定化（见Starbuck，1976年的评论）。

市场环境、投入和产出的特征以及技术程序，被纳入制度性的含义和控制的管辖范围内。当一个特定组织成为更宽泛的集体系统中的一个部分时，稳定性也会产生。支持由协议保证而不完全取决于业绩。例如，无论学校是否教育学生，医院是否治愈病人，但人们和政府机构仍然致力于这些组织，年复一年地几乎是自动性地资助它们，使用它们。

制度性控制的环境使组织机构在紊乱中能得到缓冲（Emery and Trist，1965；Terreberry，1968）。当越多的协议被执行时，发生的调整就越少。集体授予的垄断为学校、医院和专家协会保证了顾客。制度性规则的理所当然（及法律规范）的品质，使得产品、技术及政策的极端不稳定不那么可能发生。并且组织作为被认可的社会之亚单元，其合法性保护它们不受技术性业绩的直接限制：

因此，美国的学区（像其他的政府单位一样）拥有近似垄断权，并且非常稳定。在关于教师、学生及学科的分类和资格方面，这些学区必须遵从更广泛的规则。不过，它们也受规则的保护，这些规则使得教育被这些分类体系定义为具有强制性。替代性的或私立的学校是可能的，但它们必须如此紧密地遵循必需的结构和分类，以至于很难产生优势。

一些商业组织在制度上有高度的稳定性。即使其产品无效，一个大型国防承包商有可能因为遵守协商的程序而获得报酬，即使它的产品没有效果。在极端情况下，这些组织可能会如此成功，以至于通过将自身变为政府的组成部分，而在破产后毫发无损，比如说洛克希德（Lock heed）和宾尼中央（Penn Central）公司。更常见的是，通过政府管制的比率，这种比率能保证利润而不计成本，这些公司保证了得以生存，如美国的公用事业公司。

大型汽车公司都有些不稳定。它们存在的环境中包含了足够的结构，使传统意义上的汽车变为虚拟的必需品。但尽管如此，客户和政府可以检查每一辆汽车，可以评估甚至是合法地损毁其名誉。诉讼却不能如此轻易地使一个高中毕业生丧失名誉。

图为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全称洛克希德·马丁空间系统公司（Lockheed Martin SpaceSystems Company，简称LMT）。在航天方面，它控制美国全部军用卫星的生产及发射业务；在导弹方面，它是美国洲际导弹的主要制造商。2019年洛克希德马丁公司获得了美国国防合同导弹系统及相关服务的5.069亿美元防务合同。[图源：news.weihuiwm.cn]

组织的成功及生存

因此，组织的成功取决于其他因素，而不是对生产活动的有效调节和控制。那些不依赖其生产效能，存在于高度精细的制度性环境中，并且成功地实现了和这些环境之同形的组织，获得了生存所必需的合法性和资源。一方面，这有赖于环境进程和既定组织的领导者形塑这些进程的能力（Hirsch，1975）。另一方面，它取决于特定组织遵从环境性制度，并被这些制度合法化的能力。在精细制度性环境中，有洞察力的遵从是必不可少的：（大学里，医院里或商业里的）领导需要理解不断变化的时势及政府规划。但这种遵从以及随之而来的几乎被保证了的生存，仅在有着高度制度化结构的环境中才是可能的。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个组织可能被锁定在同质性中，在其结构、人事和程序中仪式性地反映着制度化环境。因此，在传统定义的组织成功和生存的资源之外，可提出以下几个假设：

命题3 那些在其正式结构中吸收了具有社会合法化的理性化因素的组织，最大化了它们的合法性，增加了它们的资源和生存能力。

这一命题声称，随着国家结构精细化，组织对制度性规则的不断适应，组织的长期生存前景会提升。例如在美国，学校、医院和福利机构之所以表现出相当的生存能力，正是由于它们适应——几乎是完全融于——外在制度性环境。同样地，当组织偏离于制度神话的要求时，它们会失败。在重要结构性方式上做出革新的组织，在技术性效率之外，要承担相当大的合法性成本。

和组织通过提高效率获得成功的既定观点相对照，图3. 2总结了这一节的一般论点。

制度结构和组织活动

合理化的正式结构会在两种情况下出现。首先，局部关系网络要求鼓励协调和控制活动的结构的发展，这种结构有助于提高组织效率，并增强其竞争优势。第二，社会关系、社会中的集体组织以及组织精英的领导权之间的相互交织．创造出一个高制度化的环境。在这一环境中，合理化结构为组织活动提供了可接受的解释，同时，组织也获得了合法性、稳定性和资源。

所有的组织或多或少都嵌入在关系化和制度化的环境之中，并因此会考虑协调和控制自己的行为，并谨慎地为其做出说明。在高度制度化的环境中，组织面临着内在的及跨界的意外。例如，学校必须在某些情况下接送学生，必须分配每个教室的教师、学生和主题。另一方面，在高度重视效率的市场中，从事生产的组织会建立起一些与生产无明显关系的单位，它们的效率不是由真正的生产功能决定，而是有赖于仪式性的定义。

不过，某些组织更多依靠满足其内外部关系的要求来赢得生存，另一些则更依靠满足高度制度化环境的仪式化需求。下面的讨论指出，一个组织的生存是依赖于满足关系性的还是制度性的需求，决定了结构与活动间的紧密度和整齐度。

组织的类型

制度神话在描述因果关系的完备性和描述产出评估标准的精确性方面有所区别（Thompson， 1967）。一些组织会用常规的、清晰界定的技术去制造产出。当产出能被轻易估计时，市场通常会发展起来，而消费者也会获得很大的监督和控制权。在这种情况下，效率就决定成败。组织必须面对与其生产网络密切配合的迫切需要，而它们通常通过围绕紧急的技术问题组织自身来应对这一需求。

不过，集体性组织社会的兴起，社会关系网络的日益交叉，侵蚀了众多市场环境。学校、研发单位、政府部门等组织越来越多地运用多变的、模糊的技术来制造那些很难被评价的产品，而其他一些拥有清晰定义技术的组织变得不知如何适应环境的波动。难以预料的技术突发事件，或者因适应环境变化带来的不确定性，不能依靠提高效率来解决。内部参与者和外部委托人都呼吁制度性的规则，以提升对产品的信任和信心，从而使组织免于失败（Emery and Trist，1965）.

因此，可以设想一个能够将各组织排序的连续体。一端是受强大的产出控制的生产性组织（Ouchi and Maguire，1975），其成功取决于对关系网络的良好操控。另一端是制度性组织，它们的成功依赖于通过与制度规则的同形而产生的信心和稳定。我们不能假定，某一组织在连续体中的位置取决于其产品的固有技术特性，并因此是稳固不变的。这有两个原因：首先，产品的技术特性是由社会定义的，而不是存在于使之能被经验地发现的实体意义。其次，环境和组织经常重新定义产品、服务和技术的属性。有时候，重新定义意味着澄清技术工艺或评估标准。但很多时候，组织和环境如此再定义技术和产出的属性，导致评估标准的相互矛盾，而监控的权力被降低。例如，美国学校以前提供的是非常专门的训练，这种训练依照很严格的效率标准来评价，后来发展成提供被含糊定义的服务，其评价的标准则变成了资格证书（Callahan，1962；Tyack，1974；Meyer and Rowan，1975）。

制度化组织中的结构不一致

如果一个组织的成功主要取决于与制度化规则的同形，它会面临两个基本问题。首先，技术活动和对效率的要求会在制度化组织遵循生产的仪式化规则的努力中制造冲突和不一致。其次，这些仪式化的规则是通过环境中不同部分的神话来传递的，因此可能相互冲突。这些相互冲突使得对效率、紧密的合作与控制的考虑受到很大的怀疑。

为制度性神话唱赞歌的正式结构和按效率办事的结构并不相同。仪式化行为的重要性显现于它们和绝对规则的关系，而不是实际效果（Merton，1940；March and Simon，1958）。一个生病的工人必须被医生按照公认的医疗程序来医治，至于治疗效果如何却不那么重要。不管是否有很多乘客，公交司机都必须按规定路线服务。一个大学必须保持有适当的院系设置，无论这些院系的入学率如何。也就是说，活动具有仪式性的意义：它维持外在体面，并巩固组织。

绝对规则与效率逻辑相冲突。组织经常面临两难困境，一方面它们举办支持制度性规则的活动，认为这是有道德效力的仪式性支出；另一方面，它们又知道从效率的角度来看，这些活动是纯粹的成本。例如，对大学来说，雇佣一个诺贝尔奖获得者会带来巨大的仪式性好处。这个广为人知的名字能够带来研究补助金、聪明的学生，或者名誉收获。但从直接后果的角度来讲，这项支出不仅降低了支出每美元所能得到的教育回报，也降低了学校解决眼前后勤问题的能力。此外，从直接产出的角度来看，能为医院或商业公司带来声望的昂贵技术，从直接生产的角度来看也许仅是超额支出。同样，从提高生产的角度来说，为组织带来外部好处的高度专业化顾问很难说是有必要的，但在维持内外部的合法性方面，他们可能非常重要。

绝对规则与效率之间出现其他冲突，是因为规则是高度一般化的（Durkheim，1933），而技术活动则随着具体的、不规范的，也可能是独特的条件而变化。因为标准化的仪式类别必须面对技术的多变性和不规则性，制度性环境中的一般化规则往往不适用于特殊情境。政府所设定的课程可能对于特定的学生来说是不适当的，常规药物治疗对于具有独特性的单个病人来说可能几乎没用，联邦安全检查员也许会对跨界交换造成令人无法忍受的拖延。

还有一种绝对规则与效率之间的冲突源自制度性要素之间的不一致。制度性环境往往是多元化的（Udy，1970），而社会会传播非常不一致的神话。结果，寻求外部支持与稳定性的组织吸纳了各种各样不兼容的结构要素。行业被合并，尽管他们所声称的管辖范围是重叠的。在既定领域中相互竞争的各个项目也被纳入。例如，如果问由谁决定学校所授课程，上到各级政府，下到单个教师的多方当事人都有可能说，是由他们决定的。

那么，在制度化组织中，对日常活动效率的关心往往会引起巨大的不确定性。具体情境会突出泛化的神话给出的指令之不足，不一致的结构要素在管辖权上相互冲突。因此，组织必须努力使仪式性要素的要求与技术活动相联系，同时也要连接不一致的各种仪式性要素。

解决不一致

对于这些不一致，有四种不完全的解决办法。第一，一个组织可以抵抗仪式性要求。但是，一个忽视仪式要求却标榜自己有效率的组织，在证明自己的效率时可能也不成功。此外，拒绝仪式性要求也就放弃了资源与稳定性的一个重要来源。第二，一个组织可以通过切断外部关系来维持与制度要求的一致性。虽然这种隔离支持了仪式性要求，内部参与者和外部委托人可能会很快感觉到，他们在处理跨界交换问题时十分无力。制度性组织不仅必须遵从神话，而且也一定要维持神话的确起作用这样一种表象。第三，一个组织可以玩世不恭地承认，其结构与工作要求不符。但这一策略否认了制度神话的有效性，损害了组织的合法性。第四，一个组织可以承诺改革。人们可能把组织的目前情况描绘为不可运转，将来可以在结构及活动方面进行前景广阔的改革。但是，这个策略将组织的有效结构寄托在将来，使得当前的结构不具有合理性。

与其依靠不完全的解决办法，一个组织可以通过使用两个相互关联的手段来解决仪式性规则与效率之间的冲突：分离（decoupling）和信任逻辑。

分离

理想情况下，围绕效率建立起来的组织会努力维持结构与活动之间的密切衔接。一致性由检查得到确保，产品质量受到持续监控，不同部门的效率受到评估，多项目标得到统一和协调。但在制度化组织中，一个要求紧密衔接的政策只会暴露出自身的无效率与不一致。

制度性组织保护它们的正式结构，使之免于受到基于技术表现的评估：将检查、测评和对活动的控制减到最低程度，并且各结构单元间的协调、共存及彼此适应会被非正式地处理。

命题4 因为在制度性组织中，对活动进行控制和协调的努力会导致冲突和合法性的丧失，因此要让结构要素和具体活动分离，也要让不同的结构要素彼此之间分离。

组织中的一些众所周知的特征阐明了分离过程：

活动在经理们的视野之外执行。特别是组织积极鼓励专业精神，将活动委托给专业人士。把目标制定得模糊或空洞，用绝对目的代替技术性目的。医院是治疗，而不是治愈病人。学校产出的是学生，而不是学习。事实上，技术表现的数据被删除或变得无从察觉。医院尽力忽视关于治愈率的信息，公共服务避开关于有效性的数据，学校也不强调成绩考核。

整合被避免，计划执行被忽视，检查和评估被仪式化。

人事关系变得非常重要。组织不能正式地协调行动，因为那些正式规则一旦使用，就会产生不一致。因此，个体就只好非正式地处理好技术上的相互依赖问题。违反规则以协调事务，也就是与他人和睦相处——的能力被高度评价。

分离的优点是显而易见的。包含在技术活动中的不一致性和不规则性，使得正式结构在真正发挥作用的假想被削弱。此外．还由于整合被避免，争论和冲突最小化，并且组织能够动员起来自更广阔的外部委托人的支持。

因此，分离就使组织能够维持其标准化的、合法化的、正规化的结构体系，而它们的活动则能根据实际考虑做出应对。同一行业的组织在正式结构上往往是相似的——反映了它们共同的制度根源——但在具体实践中则呈现出多样性。

信心和善意逻辑

尽管缺乏协调和控制，分离了的组织并非处于无政府状态，每天的日常活动进行有序。是什么使得制度性组织获得合法性，并且即使在缺乏技术确认的情况下也能显得有用呢？答案是其内部参与者及外部委托人的信心与诚信。

对面子的考虑是仪式化管理的特征（Goffman，1967）。对结构要素的信心是通过三种实践来维持的——避免、谨慎和忽视（Goffman，1967，12-18），避免和谨慎被分离了的自主的子单元所鼓励；对异常状况的忽视也相当普遍。内部参与者与外部委托人在这些实践中相互配合，确保个体参与者能维持面子，就能够支持起对组织的信心，并最终增强对那些使组织存在理性化的神话的信心。

委托制、专业化、模糊目标、消弭产出数据以及维持脸面，都是吸收不确定性的机制，同时也使组织的正规结构得以存留（March and Simon，1958）。它们有助于在组织内部和外部都保持一个信心的光环。虽然在非正式组织的文献中，这类实践常被视为追求异常的和亚群体的目标的机制（Downs，1967），但这种看法忽视了组织生活的一个重要特征：有效地吸收不稳定性并维持信心，要求人们假设每个人都在善意行事。这种认为事情就是它们看起来的那样，雇员与经理都在适当地扮演自己角色的假设，使得一个组织可以拥有分离的结构，同时还能顺利完成其日常事务。

换言之，分离和保持面子也是维持关于人们善意行事这一假定的机制。专业化不仅仅是规避检查的方法——它还约束上级及其下属善意行事。所以说．这也是通过小小的手段实现了战略性宽容（Blau，1956）。作为许多组织之特征的士气和满意感的公开展示，也是为了这个。组织使用了众多机制，来戏剧化成员对基本结构要素的仪式性承诺。在那些强烈反映其制度环境的组织中，这样的机制尤为普遍。

命题5 一个组织的结构越是源自制度性神话，就越趋向于在其内外部详尽地展示信心、满意感和诚信。

依靠展示士气及满意感建立起的承诺，并不只是对于制度性神话的空洞肯定。参与者承诺不仅支持一个组织的仪式外观，而且致力于事情在后台的顺利运行。为保证技术活动顺利运行，避免公开的难堪，忠诚的参与者经常采取非正规的协调手段．尽管在形式上常常是不合适的。在这个意义上，由仪式化行动带来的信心和诚信绝不是欺骗性的。它甚至可能是最合理的方式，在因为制度神话和直接的技术需求相矛盾而很成问题的情况下，参与者能做出最大努力。

仪式性检查与评估

所有组织，即使是那些保有高度信心与诚信的组织，都处在已经制度化的检查与评估的合理化仪式的环境之中。检查和评估能够发现破坏合法性的事件与背离行为。因此，制度化组织使得检查与评估最小化、仪式化。

实际上，在制度化组织中，评估伴随并产生着不合法性。例如，美国联邦政府之所以对评估调查充满兴趣，部分来说是为了和那些在美国提供社会服务的州、地方及私人权威进行削价竞争。当然。联邦政府并不经常评估那些完全受联邦管辖的项目，而仅仅关注那些不完全受自己控制的部分。同样，州政府往往坚持评估他们在福利和教育上的特别拨款．而一般不评估例行的资助项目。

评估与检查是实行社会控制的公开声明，这种控制违背了那种认为人人都在全力以赴、诚信行事的假设。而违背这种假设降低了士气和信心。因此，评估和检查破坏了组织的仪式性。

命题6 制度性组织既通过内部经理人也通过外部委托人来使得检查和评估最小化。

分离和对检查评估的回避不仅仅是组织所使用的手段。外部委托人也会避免对制度性组织的检查和控制（Meyer and Rowan，1975）。评审机构、董事会、政府机构与个人仪式性地接受那些作为仪式性组织之特征的资格证书、含混目标和明确评估的表面价值。在精细的制度性环境中，这些外部委托人自身很可能共同组成社会机构。维护他们与组织亚单元之间的明确关系，比依靠检查和控制更加稳定可靠。

图3. 3总结了我们这一节讨论的主要论点。

总结与研究启示

随着制度性神话的上升，组织的结构被创造出来并越趋精细化，并且在高度制度化的背景下，组织的行动必须支持这些神话。但是，一个组织还必须处理实践性的行动。一个可靠的解决方案是使组织保持一种松散配合的状态。

与制度同形的松散配合的组织其整体社会效力如何，在此不予置评。在某种程度上，这种结构使活动从效率标准中得到缓冲，因而也就制造了效率低下。另一方面，通过使参与者保证诚信行事，并拥护更宽泛结构所设定的宏大合理性，组织可以最大化其长期效益。不应假设，工人在日常活动中的微观理性，比他们对更宏大的制度性要求与目标所做出的承诺，更能影响社会目标。

研究启示

这里所做的讨论引发几个主要论题，它们对研究具有明确的启示意义。

1. 环境以及环境中的各领域，将理性神话制度化得越多，就越能创造出更为正式的组织。这一论题可导致这样的研究假设，即复杂的国家和其他集体行动制度的兴起，会导致正式组织的兴起和复杂化。即使当经济与技术的发展保持不变时，这一假设也是适用的。研究可追溯特定制度中正式组织的扩散：专业，明确标定的项目，等等。例如，可以研究人力资源理论及专业的兴起，对组织中人事部门的创建有何影响。其他研究可沿着销售部门或研发部门的扩散来进行。组织应该适应这些环境变化，即使没有证据表明它们的有效性。

人们可实验性地研究，在环境的制度化上假设的变化会对组织管理者在计划和改变组织结构的决策中有什么影响。如果被告知环境中存在已确定的职位和程序性的制度，经理人的计划会有所不同吗？如果或多或少是在为具有制度复杂性的环境设计组织，他们所做的计划会有所不同吗？

2. 纳入制度性神话的组织更加合法，更成功，也更容易生存。在这里，应该比较研究不同环境下的类似组织。例如，人事部门和研发部门的存在就预示着组织能在广泛制度化的环境中获得成功。而拥有在环境中没有被制度化的结构性要素的组织，更可能招致失败，因为这种未经授权的复杂性必须由效率和有效性来辩护。

更一般地，与高度制度化的组织相比，那些声称其支持源自评价体系的组织更难以生存。这一说法的含义是，存在于高度制度化环境中的组织更可能生存下来。

实验性地，人们可研究银行愿意提供给组织的贷款规模，这些组织之间的差别在于（1）环境制度化的程度，（2）组织在结构上吸纳环境制度的程度。银行会愿意给那些其计划伴随着计量经济学预测的公司更多贷款吗？在这样的预测被更广泛地制度化的社会中，此一趋势是否更为强烈？

3. 组织控制的努力，尤其是在高度制度化的背景中，会被投人到其内外部的仪式遵循上。也就是说，这些组织将结构从活动中分离出来，同时也将各不同结构分离开来。这里的观点是，环境制度化的程度越高，组织精英就投入越多的时间和精力来维护组织的公共形象和地位，而在协调和处理具体的跨界关系上投入越少。更进一步说，在这种情况下，经营者会投入更多时间，在抽象的和仪式的层面上来表达内部的结构与关系，而不是处理活动之间及其相互依赖性中的具体关系。

也可实验性地研究，面对不同描述的环境，经营者会怎样分配时间和精力。当环境描述为被精细制度化了的时候，经营者会提议用更多的精力来维持仪式上的同形性，而在控制内部一致性上投入更少吗？他们会变得对效率估价不太关心吗？他们会颁布更细致的关于专业和诚信的声明吗？

换言之，这里的讨论建议既要用比较的也要用实验性的研究去检验更宽泛环境中制度结构的变化，会对组织的结构和协调产生什么效果。不同社会间以及同一社会不同时期的组织结构的差别，是构想这一问题的核心。

*本文节选自弗兰克·道宾（美）主编《新经济社会学读本》，左晗、程秀英、沈原译，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2013年。为阅读及排版便利，本文删去了部分注释，敬请有需要的读者参考原文。

**封面图为通用汽车公司（General Motors Company，GM）。2014年通用汽车公司进行了一次该年度召回数最大的召回事件，在全球召回1997年至2014年款车型共计840万辆，当时已造成七起事故，八人受伤，3人死亡。在宣布了最新的召回活动的同时，其在纽约证券交易所的股票交易也被短暂叫停。[图源：auto.huanqiu.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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