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姜文新作《你行！你上！》的第一印象，可能会是“怪”。

是古怪，不是奇怪，是英文单词“weird”，一种荒诞和抽象。明面上，这是一部以钢琴家郎朗成长经历为原型的电影，但真正的主角，是郎氏父子之间相伴相行而又纠缠仇恨的共生关系。“天才”与“疯子”，分别站在父子两人的两端。 

对姜文而言，观众最大的期待，同时也是对其新作最大的恐惧，即担心他“退缩”了。担心他对极致的自我表达有所怯懦和放弃，担心他不再执着，而是收起自己的锋芒，讲一个安全的、隔靴挠痒的故事。

《你行！你上！》虽然仍然保有姜文的疯狂和野心，但也偶尔泄露出六十岁的姜文的力不从心。他尽力保持自己的“狂”，一如既往地热衷于消解宏大议题的严肃，睥睨世界外在的冠冕堂皇，依靠本能与惯性牵动人物，在似醉似醒的舞步里，环绕一个疯狂腾跃的年代，跳起亦庄亦谐的探戈。

同时，姜文也毫不避讳，自己恰恰就是“为了那一点醋，包了这盘饺子。”

这句台词出自于《邪不压正》里的随口调侃，但也贯穿着姜文所有影片的内核。从《阳光灿烂的日子》以躁动青春的形式释放在少年身上的革命热情，《太阳照常升起》里以抽象语法透射出来的疯狂年代，再到《让子弹飞》《一步之遥》和《邪不压正》组成的“民国三部曲”，都是一边在现实和理想之中戏谑横跳，一边嘲讽那个充满疮痍和荒诞的时代。

电影最重要的意义，不是反映或批判时代，也不是取悦观众，而是表达。

好在，姜文没有放弃那丁点儿的醋。相较于观众喜欢什么、流行什么，他坚持不懈地要完成自己必须完成的，要抵达那个自己认为必须抵达的那个目的地，要郑重地、遒劲地打出那个惊叹号。

他还能行，所以他上了。

房顶之上

郎朗必须得是个钢琴家。

这是父亲郎国任在儿子出生前就定下的目标。这个目标其实不全是给儿子定下来的，更多是给郎国任自己设立的后半生目标。

“郎朗”这个名字本身就很耐人寻味，只有姓，名是姓的“重复”，是父辈和家族在他身上的双重标识。这个名字犹如注脚般，折射了郎朗与父亲郎国任之间常年共生而又互相对抗的关系。

郎国任是出生于上世纪五十年代的沈阳人，从小自学二胡，曾在空军文工团工作，但因为超龄未能如梦考上音乐学院，转业后进入当地公安局。母亲周秀兰年轻时也是文艺青年，因为上山下乡被迫中断了学业，成为沈阳的一个话务员。夫妻二人，都被时代生生打断了命运。

姜文在《你行！你上！》中饰演郎国任

但电影只呈现了郎朗父母人生的“果”，“因”则被揉碎捻细了，嵌入郎朗的整个成长过程。

1982年，郎朗出生的时候，郎国任就立志要将儿子培养成一个音乐家。二胡不行，太落后，太老旧，西洋乐器钢琴更容易走向世界。

电影和朗朗的自传里，都描摹了郎国任风雨无阻带着郎朗去上钢琴课的画面。父子俩穿过狂风暴雨，顶着风吹日晒，数年如一日地带着郎朗去上钢琴课。郎国任发誓，绝不能让儿子的钢琴生涯被任何事打断。

后来，沈阳的老师建议郎朗到北京去求学，郎国任又果断辞职，全职陪伴郎朗，彻底将儿子当作自己毕生的事业。

北京的老师奚落郎朗，郎国任则浑身湿透地恳求老师再给儿子一次机会。他们父子俩一起蹚过那些风雨无阻的岁月，在那些被否定、被质疑、被考验的日子里，父子二人渐渐形成了不可分离的共生关系。

对一个儿童来说，父亲的高强度的施压与侵入，总有一段时间是难以承受的。郎朗在回忆里自述，有一次，他放学后晚回家了一个半小时，耽误了练琴，父亲对他爆发怒吼。然后就有了电影里发生在天台的那段父子对峙：郎朗向郎国任尖叫道不想再练琴，宁愿去死。父亲拿出一瓶药片，塞到儿子手里，怒吼着让他去死。

“在那一刻，我感到他什么事都做得出来。”书中，郎朗第一次使用了“仇恨”这个词，来形容他那可怕的父亲。

这段天台上的著名片段，被姜文放在了电影开头。郎朗成名后，著名的钢琴“伯乐大师”在电话里痛骂郎国任的揠苗助长，郎国任则反问他：“天花板上头是啥？”大师说，那儿是金字塔尖儿。郎国任举着电话抬头看天：“我说的，就是那旮……”

他要的不是天花板，而是天花板再上头，再上头。

郎国任从一开始就不曾掩盖对郎朗、同时也是对于自己的无顶的野心。他灌注在儿子身上的唯一宗旨，就是“要赢”。这是一个底层家庭抓住改变命运稻草的粗暴信念，不够优雅，但足够坚定。

每次比赛上场前，郎国任总要大声问郎朗，“紧张还是害怕？”害怕，是贯穿且鞭笞郎朗在钢琴之路上小心翼翼地走钢丝时核心情绪之一，郎朗本人说过，“我小时候就有阴影，怕，特别怕，一怕就不敢弹了，一不敢弹了什么都没了。”

而那个疯狂的父亲，则用洗脑般的极端方法，让郎朗满脑子只奔着“赢”而去。在郎国任的鞭笞下，郎朗终究成了优胜的绝对拥护者，每一场比赛，对自己的要求都一样：“我只拿第一”。

在郎朗的成名路上，不断有人建议郎国任离开郎朗，放手让他去更优秀的团队和大师身边独立成长。但最终，父子二人还是离不开彼此。他们这种独具东亚性格的共生关系，放在全世界音乐家的培养历程中，都是少见的。

电影里，郎国任告诉郎朗，他们父子二人之间的缘分，是“半生缘”。父亲在活到一半的时候有了儿子，儿子活到一半的时候没了父亲。

这是一种相当中式的情感绑定，但对郎朗而言，这句话就像脐带一样，贯连着他与父亲、与钢琴，乃至与整个世界的拉扯关系。

郎朗对父亲的过度依赖和怨恨是一体的，在进入费城克鲁兹音乐学院之后，在优秀同龄人的包围和感染中，郎朗在精神上开始脱离父亲。

见完著名指挥家阿伦伯格之后，郎国任想让他给同学们演奏一下，郎朗拒绝了。郎国任没想到儿子会拒绝自己，于是他一再坚持，郎朗一再拒绝，态度前所未有地坚定。人生第一次，他真正反抗了父亲。

父亲对儿子那股无微不至的引领和掌控，既成就了郎朗，也在某种程度上摧毁了他。电影没有规避这股仇恨和怨气，姜文的处理方式，一如既往地是消解、凝视，笑着凝视，笑容背后有悲愁，有冷漠。

在郎朗最后那场音乐会后，郎国任发病切掉了两个肿瘤，也像是切掉了自己对儿子的执念般，郎朗真正弹出来了，一飞冲天了。这颗长了17年的“肿瘤”，也是时候在新世纪前夕，做一个切割和交代。

腾跃和幻想

郎朗在钢琴之路上的腾飞，恰好映合着中国二十世纪末最后二十年的腾跃之路。

电影复原了现实中郎朗被发现天赋的时刻：偶然在电视里看见黑白动画片《猫和老鼠》里的汤姆猫弹钢琴一幕后，郎朗竟然仅凭记忆就将旋律复制了下来。

《猫和老鼠》在20世纪70年代引进中国后，一度火遍大江南北。汤姆和杰瑞之间没有台词，但对一代孩子的影响至深。画面里，老鼠杰瑞坐在钢琴头前，因为音乐，与汤姆猫达成了短暂的和谐。

接下来的十年，既是中国经济腾飞的十年，也是郎朗的钢琴水平突飞猛进，逐渐成长为天才音乐家的十年。一个西方主流钢琴界之外的东方面孔，在西方主导的钢琴殿堂里登顶，一飞冲天。

这种变化有时候来得不甚真实，瞬息间风云变换。时代前进得太快，郎朗也进化得太快，有时候“小我”跟不上“大我”的进步，甚至显得有些揠苗助长。

1995年，13岁的郎朗赴日本仙台参加的第二届柴可夫斯基国际青年音乐家比赛，由于没谈过恋爱，为了贴合肖邦在第三钢琴曲里释放的情感心境，郎朗在弹奏时沉醉地思念起了母亲。

学琴的生涯里，郎朗几乎都与母亲常年相隔，对母亲的思念，也贯穿他整个少年青年生涯。在他的小世界里，除了钢琴，唯一提供精神和情感慰藉的，也是母亲。但对于外部大世界的剧变，郎朗多数时候是没有什么确切感知的。也没有人来过问他的感受，甚至从头至尾都没有一个人问过他，是否真的喜欢钢琴。

马丽在《你行！你上！》中饰演周秀兰

正如前文所说，郎朗事实上是周边人命运因果的承受者。他自己这一生最终向世界呈现的是胜利的果实，但那些被历史吞噬的部分，只有他自己知道。

因为在童年展现出了天赋，便被父亲不顾一切地设立为天才的目标实现者；父母为了他作出牺牲、争吵，他不明不白，却难掩压抑。

遇到的老师，也将自己人生历史中的遭遇强加在了郎朗身上。北京的钢琴老师曾在十年动乱时期遭到迫害，自己教出来的无数学生成为了讨伐自己的刽子手。因此，在为郎朗的天赋感到欣喜的同时，她也忍不住生出一股莫大的危机感——郎朗今后是否也会刀刃向她，迫害她？

她忍不住对郎朗爆发了，彼时还年幼的郎朗被老师的压迫吓得惊慌失措，一边大哭流泪，一边手指仍然在琴键上，抖着眼泪说：我不弹了，我再也不弹了。

辛芷蕾在《你行！你上！》中饰演林老师

包括郎氏父子在内，电影里的大多数人物，总是时刻处于一种神经质般的“疯感”。

郎朗永远精力饱满、眼神茫然或坚定，一身牛劲儿光用在钢琴上。早年间，除了钢琴和父亲，他的生活里几乎什么也没有，什么也不会。他不懂停电是什么意思，不会给自己洗澡。

一场场比赛参加下来，郎朗永远有一个标志性动作，即从钢琴奔向父亲，一边激动地大喊“爸——！”一边飞过来扑在郎国任身上，大喊自己拿奖或入选的喜讯。

他总像是个没长大的孩子，过度兴奋、过度紧绷，钢琴能决定他的生与死，父亲也能。

父子俩在天台爆发矛盾的时候，郎国任威胁郎朗去死，郎朗冲向楼边，郎国任一个飞扑过去想拦住儿子，没想到反被雨水滑到，郎朗直接飞出了“悬崖”边界，差些掉落。

郎朗在北京为邻居弹琴，独自站在吊台上从上往下，在欢呼的人群里汗流浃背地弹奏《保卫黄河》，高层住宅纷纷抛下注目、掌声与鲜花，而郎朗则四顾地寻找父亲的身影。

赴德国比赛，得知赢得双奖后，郎朗直接化身飞人，跃上演奏厅穹顶。片尾，在阿伦伯格指挥的音乐会上，他穿着被同学在愚人节整蛊的蓝色西装，飞跃着前来救场。

种种夸张、荒诞甚至是超现实的表现手法贯穿电影全篇，使几乎每个人物都处于一种戏剧性的亢奋状态里，让整个故事都介于似梦非梦、亦虚亦实的气氛之中。

这是姜文的风格，是他对待世界的态度，亦是当时世代的寓言。他依然极致，依然保存着鲜明的自我。片中人物一一登场的那些神经质、沉浸与戏剧性，都是姜文对外部宏大世界的一种俯瞰。人物们保持紧张，保持期待，保持进击，但同时也保持观望。

就像片中两次以不同形式提及的“天花板”，郎氏父子当然不满足于触及世俗或常人的天花板，他们要的是自我的舒展和释放，世代与人相生，但也相掣肘和牵绊。

也像是《阳光灿烂的日子》《太阳照常升起》和《邪不压正》里同样热衷飞跃天花板的主角，他们不在乎地面上是什么，只在乎自己能飞多高，看到多大的视野。

姜文还敢“飞”，或许，这才是最重要的。

容许一部分“爹味”

在《你行！你上！》的映后采访里，姜文面对“男女对立”这个问题时忍不住替自己辩解：“我不是故意要强调女人的重要性，我觉得那个有点不自然。……我不是故意要这么做的，我心里就是有。你看我拍这么多电影，女人的位置都非常高。”

一旁的鲁豫提醒并打断他，让他“专注电影”，生怕姜文触及敏感话题。姜文的眼神和语气明显变得有些退缩和茫然，他大概不明白，为什么自己拍的电影到了今天，会被诟病“爹味”“老登”。

姜文变了，观众也变了，但他还是得硬着头皮上。

《你行！你上！》其实不可能不“爹味”。一对父子的故事，一个掌控型父亲，母亲则被动缺席，女人则更多作为配角，都将批判枪口对准了姜文。

以“荷尔蒙”著称的姜文，历来擅长在电影里释放男性与刀枪的热血，也毫不掩饰自己对女性身体的兴趣。《阳光灿烂的日子》里附着在宁静丰腴身姿上荷尔蒙的萌芽与躁动，《让子弹飞》里周韵的胸部，《邪不压正》里许晴的臀部，《你行！你上！》里同样有镜头对准女性配角辛芷蕾的臀部。

这是姜文令人讨嫌的地方，无论是许晴的曲线还是彭于晏的胸肌，都是这个“老不正经”的本能流露。但离开了这股粗粝直白的荷尔蒙色彩，离开了那股不屑一切的挑衅、佯狂，他也不是姜文了。

实际上，要判断一种“爹味”是否尚有可接受之处，一个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代入试问，自己能否接受这样一个“爹”。

郎国任对郎朗的控制与要求，全然体现在钢琴上。为了让儿子全神贯注，他包揽了一切生活琐碎，包括买菜做饭、赚钱做义工、替儿子挡下外部所有可能的干扰。郎国任这位“爹”，是知行合一的。

这种“爹味”，固然不是建立于今天人们讨厌的那种说教、自大与傲慢，郎国任是无数个控制型父母的化身，但也是倾注一切为了孩子未来的甘愿付出，从这个方面看，他的性别色彩其实是很弱的。

相反，姜文在电影里是时刻保持自我反思的。他让马丽饰演的母亲呵问“儿子又不是你生的”，从生命之源的角度将郎国任放低了一层；他借用他人之口犀利地喊出“跟着父亲只能成为另一个父亲”，郎国任也清楚地知道，复制自己就等于复制“失败”；朗朗获奖后，郎国任忍不住对着采访镜头大谈自己的教育之道和音乐梦想，回头坐在电视机前一看，忍不住吐槽自己，“我也太讨厌了！”

郎氏父子，其实都被拍出了一定的丑角色彩。但相较于郎朗，郎国任承载的作者意志要大得多。姜文本性里保有的那股激情、欲望、怀疑和一点点温柔，在这位不太可爱的“爹”身上，都有所体现。

如今饱受诟病的“爹味”，更多是一种精神上的俯视和行动上的冷漠。他们总是傲慢自大，光说不做。他与孩子、与世界的关系，不是交手与交流，而是自以为是的灌输和说教。

郎国任有自以为是的一面，他舍不得放手让儿子离开自己去追寻大师，他坚持自己的一套训练方法。事实证明，这套方法是行之有效的，但儿子的情感创伤与终究来到的叛逆，也在这位父亲脸上狠狠打了一巴掌。

与之对应的是，的确如姜文所说，在他的电影里，女性的位置都不低，尤其是母亲。

在《让子弹飞》《邪不压正》和这次的《你行！你上！》里，姜文都不同程度呈现了对母性的尊重。《阳光灿烂的日子里》，少年目光对准的是发育丰满的女性。但当年的宁静身上，又总似环绕着一圈神圣的光辉，那股凝视是残酷青春物语的一部分，是姜文对自我的坦裸剖析。

《阳光灿烂的日子》剧照

相较于父性，姜文对母性的描摹，更接近于一种指引人成长的精神符号。是少年稍纵即逝的梦，是不可贪恋的温柔乡。

在郎朗的故事里，无论是放肆描绘他对母亲的思念和依赖，还是通过郎国任之口表达的对媳妇的亏欠，都反而将“父亲”置于了一个失落地带。

这是对父权体系的反思，而非迎合。

其实电影里已直接点明：如果郎朗成名是迟早的事，晚一点不如早一点，越早，作为父亲的郎国任，就能多看到一会儿。

生命的长度，是对大部分人尽可能公平的度量。在从东北到北京，再到日本、德国和美国，一路走来，郎国任的心是纯粹的，他只管一股牛劲儿铆足了往前冲，就是要赶超，就是要腾飞，要“向上”，不惜一切将儿子送往“金字塔尖尖”。

或许他也不知道那金字塔顶上有什么，但他就是有那些学院精英们所没有的一股劲儿，一股独属于父亲的、向抛弃自己的那个时代“复仇”的冲劲儿。

也像“你行！你上！”这六个字符的片名——姜文在采访里强调，“做电影符号很重要”。没了惊叹号，就没了那股劲儿，就不再是我们希望从姜文身上看见的，依然强劲、向上的生命力。